当前，美国大选结果引发欧洲对欧美关系更加动荡的担忧，德国“红绿灯政府”提前解体。这两大变化叠加，推动德国政治的不确定性上升。在内忧外困之下，德国长期作为欧洲政治“稳定锚”的作用或将暂时弱化。摆在下届德国政府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在维持传统成功模式的同时，寻求适应现实的结构性变革，带领德国走出当前的经济低迷，提高经济竞争力，这或将为中德经贸合作带来新的上升空间。

德国历来是欧洲政治的“稳定锚”。它的政治文化保守、求稳，主要政治力量对于社会公平、经济增长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存在基本的政治与社会共识。和一些政权更迭频繁的欧洲国家相比，联邦德国在迄今75年的历史中仅出现9任联邦总理，其中不乏任期长的政府首脑，包括担任总理16年、联盟党党主席25年的科尔，以及担任总理14年、党主席20年的阿登纳。在默克尔担任总理的16年间（她担任联盟党党主席18年），更是经历了四任美国总统、四任法国总统、三任西班牙首相和九任意大利总理。德国政治稳定性在2021年的上届大选中仍旧有所体现，选民整体偏好稳定和保守，主流政党守住政治中间地带，稳健的候选人更受青睐，主流政党的政策立场也基本保持务实。

然而，德国的政治稳定时代正在发生变化。由于经济持续低迷，执政的“红绿灯政府”对如何堵住数十亿欧元的预算漏洞争执不下，最终激化为信任危机。11月6日，“红绿灯政府”宣告解体。这一突如其来的政治变故，对于二战后的德国政坛而言是比较少见的现象。其主要症结在于，百年变局下，德国自身面临多重严峻挑战。

在政治领域，政党竞争日益加剧，推动政党首先关心本党的短期政治生存以及能否拉住特定选民群体，导致其与执政伙伴达成必要妥协的意愿下降。这也使得朔尔茨政府的功能失调问题愈加严重，总理与财长召开各自主导的经济峰会，研判经济形势和对策，形成明显对立。刚被解职的财政部长林德纳发表的经济政策立场文件则类似竞选宣言。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传统主流政党在德国政党体制中的稳定作用明显减弱，民众对政府的政治信任开始下降，民众的要求与政治精英的改革诉求之间存在显著张力。在今年的若干次重要选举中，以选择党和瓦根克内希特联盟为代表的民粹势力表现突出，对传统建制派政党形成极大挑战。

在经济领域，德国经济2024年虽有一些积极信号，但还难言复苏。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德国制造业，急需解决生产成本攀升、原材料供应紧张、劳动力成本高、公司税高、官僚主义程序冗长、国内外投资不足和消费需求疲软等多个长短期问题。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舒拉利克指出，德国经济目前已经相当疲软，特朗普胜选更将“开启德国经济史上的最艰难时刻”。在经济走弱的同时，德国还必须应对经贸领域的外部挑战，它需要为此做好充分准备。

在社会领域，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加深了德国社会的极化、对立与动荡，与此相关的难民问题持续恶化。2023年欧盟27国难民数量高达736万人，滞留的乌克兰难民超过620万人，其中，德国是难民在欧洲的首选目的地，占庇护申请数量近1/3，此外，还有120万乌克兰难民滞留德国，无需经过庇护程序即可获得临时保护身份。难民安置进一步加重德国各级政府的负担，与难民相关的恐怖袭击和社会治安事件在德国屡有发生，移民和难民政策困境推动德国政治右转。

当前，美国大选结果引发欧洲对欧美关系更加动荡的担忧，德国“红绿灯政府”提前解体。这两大变化叠加，推动德国政治的不确定性上升。

在国内政治层面，目前2/3的德国人支持提前大选，凸显民众求变心理。德国联盟党在民意调查中处于领先地位，料将在提前选举中占据有利位置，并极有可能作为主要执政党重新掌握政权，自民党和左翼党在进入联邦议院的5%门槛徘徊，而民粹政党尽管有望取得良好成绩，但政治结盟能力有限。因此，组阁形势可能会在选举结果尘埃落定之后迅速明朗化。

随着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德国和欧洲都需要重新评估欧美关系的前景，重拾战略自主，实现欧美关系的“再平衡”，为美国的“内顾”做好准备。在安全政策上，美国料将大幅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欧洲必须加大对于自身安全防务的投入。在经贸关系上，德国很可能需要被迫应对“美国优先”带来的贸易壁垒和关税战。如果欧美互加关税，势必对欧美贸易形成重大打击，并导致德国对美出口下跌。在气候保护问题上，美国或放松气候变化目标，同样会导致欧美合作严重受挫。

在内忧外困之下，德国长期作为欧洲政治“稳定锚”的作用或将暂时弱化。摆在下届德国政府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在维持传统成功模式的同时，寻求适应现实的结构性变革，带领德国走出当前的经济低迷，提高经济竞争力，这或将为中德经贸合作带来新的上升空间。

（作者为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