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与国际形势的发展紧密相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不断发展的全球化进程直接导致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衰落。2021年，部分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曾一度实现“回归”，但其势头在乌克兰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难民危机冲击下再次中断。欧洲经济低迷和能源危机叠加导致民众生活成本高企，使他们对建制派政党的不满与日俱增，而积重难返的难民问题更是对欧洲社会造成严重冲击。社会结构变化、不平等和贫困加剧、社会民主党思想意识形态偏差以及组织建设存在缺陷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深陷困境的原因。鉴于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和日趋碎片化的政党格局，无法拿出有效应对方案的中左翼政党很难重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
关键词：欧洲社会民主主义 新自由主义 社会民主党 中左翼政党
在国际金融危机、难民危机、疫情危机以及乌克兰危机的冲击下，欧洲经济社会遭到重创，诸多因素同时作用导致欧洲国家多数中左翼政党在选举中失利、民众支持率下降，选民流失到极左翼、极右翼或者选择弃权，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出现明显衰落并进入严重而长期的衰退阶段。如何摆脱困境，是其亟待解决的课题。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衰落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是“驯服的资本主义”和“社会团结与平等”，主张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通过国家干预实现收入再分配，利用宏观调控使经济发展符合大众利益，其主要目标之一是建设福利国家体系，使资本主义社会能更加民主、公正和团结。20世纪后半叶，西欧和北欧国家都深受社会民主主义影响，社会民主主义也因此被打上“弱势群体代言人”的标签。
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初，欧洲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蓬勃发展。西欧国家的中左翼政党主动塑造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理念，推动社会改革，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进行纠偏，但也确立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改良主义政党的政治定位。20世纪70年代中期，欧洲国家普遍陷入滞胀危机，传统的福利国家制度也随之陷入困境。随着新自由主义兴起，欧洲各国政治氛围开始“右转”，经济政策更加侧重效率，面临选举压力和竞争对手挑战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开始奉行实用主义，被动接受右翼阵营的部分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逐渐偏离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传统和纲领目标。经过变革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呈现复兴之势，一度掀起“粉红浪潮”，欧盟15个成员国中除西班牙和爱尔兰外均由中左翼政党执政或联合执政。例如，1997年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凭借“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开启工党连续13年的执政周期；1998年，施罗德领导的德国社民党在联邦议院选举中获胜，与绿党组成“红绿”联盟联合执政至2005年。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及全球化进程直接导致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衰落，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将欧洲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富分化现象放大，加重了底层民众对中左翼政党的不满情绪。尽管2021年部分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曾一度实现“回归”，但其势头在乌克兰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难民危机的冲击下再次中断。欧洲国家的中左翼政党的民众支持率持续下降，大多在选举中失利，其流失的选民转而支持极左翼、极右翼政党，部分选民甚至放弃了投票权。
欧盟大国德国、法国的中左翼政党衰落明显。2021年，德国社民党虽在联邦议院选举中获胜，但得票率仅为25.7%，其上一次大选获胜还是1998年，彼时的得票率为40.9%。由于得票率较低，社民党只能与绿党和自民党组成三党联合政府。三党意识形态差异较大、分歧不断，加之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对德国经济和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德国总理朔尔茨上任后社民党支持率一路下跌，2024年1月民调支持率仅为15%，排在中右翼联盟党和右翼民粹政党德国选择党之后。2012年，法国社会党候选人奥朗德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曾以52%支持率战胜时任总统萨科齐，当选法国总统，但在2017年和2022年法国总统选举中，社会党候选人阿蒙和伊达尔戈在第一轮投票中分别仅获6.4%和1.8%支持率而遭淘汰。在2022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仅有个位数支持率的法国社会党不得不与其他左翼政党组成联盟参选。法国中左翼政党在移民、环境、劳动力市场和经济政策及欧洲问题上，几乎没有创新思维，其衰落在很多方面都象征着欧洲范围内左翼思想的匮乏。
自2010年起，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连续4次落败。工党和保守党作为议会中的两大党，占得民意支持的七到八成，过去十年工党和保守党的支持率均上下波动。“脱欧”前后，英国工党支持率变化明显，近三年来工党民意支持率不断升高并显著超越保守党成为民意支持最高的政党。为了增加吸引力，前党首科尔宾在任时，工党在经济、福利、移民和外交政策等问题上保持左倾。工党现任党首斯塔默相对走中间路线，注重社会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努力打造能引起广泛共鸣、有说服力的政党形象，力图在下一次大选中重新执政。
北欧四国的中左翼政党长期主导政坛的地位正在发生动摇。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是瑞典政坛第一大党，累计执政长达72年，该党在议会选举中的民意支持率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政党。然而，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后，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在2010年大选中首次被温和联合党超越，其民意支持率也从之前的接近半数跌至30%以下，与温和联合党和瑞典民主党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在1999—2023年的7次议会选举中，芬兰社民党有两次得票率第一，其余5次得票率均保持前四，但该党在关键议题上的掌控力下降。2006年，芬兰社民党候选人在总统大选中获胜，但在此后的总统大选中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优势丧失。21世纪以来，挪威工党在6次议会选举中始终保持第一大党地位，连续执政。但自2021年以来，挪威保守党支持率逆势上扬，达到30%以上，而工党支持率跌至20%以下。丹麦社民党是欧洲中左翼政党整体处于衰落中的一个显著例外。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该党分别于2011年、2019年以及2022年单独执政或组建执政联盟。丹麦社民党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采取了更为中间派的立场，在移民和融合问题上采取了更加保守的立场，以缓解民众对移民过度享受福利和“平行社会”出现的担忧。
在南欧国家中，希腊中左翼政党的衰落是较为极端的例子。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在2009年大选中以43.92%的选票获胜，成为执政党。欧债危机爆发后，希腊债权人“三驾马车”对希腊实施强制紧缩措施，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迅速衰落并失去执政地位，在2015年1月大选中仅获4.68%的选票。此后其支持率有小幅回升，2023年大选获11.46%的选票，位列第三。意大利民主党呈稳步衰落趋势，该党曾在2006—2008年和2013—2018年执政，但在2018年大选中遭到反建制的“五星运动”挑战，其在意大利南部、撒丁岛和西西里岛的选票几乎完全被接管。自2008年以来，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衰落非常显著，该党在2008年西班牙议会选举中以43.9%的支持率排名第一，而在2011年选举中支持率下滑到了28.8%。在2019年大选中，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重回议会第一大党的位置，但支持率只有28.7%。为保持在议会中的优势地位，该党联合极端左翼政党组建了执政联盟。葡萄牙是南欧国家中的一个例外，葡萄牙社会党在2012之后支持率基本上保持领先地位，其领导人科斯塔自2015年起开始执政，于2019年和2022年两次成功连任。执政期内葡萄牙经济增长稳定是科斯塔连选连胜的主要原因。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陷入困境的缘由
多重复杂因素造成欧洲社会民主主义陷入泥潭，难以重振。这些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结构变化造成中左翼核心选民流失，多重危机引发的社会不平等和贫困严重削弱中左翼政党的吸引力，偏离传统意识形态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无法“驯服资本主义”，中左翼政党的“职业化”造成领导层与底层产生隔阂，而卡特尔型政党发展路线导致与其他政党政策趋同、模糊了中左翼的标签。
一、社会结构变化造成中左翼政党核心选民流失
第一，工人阶级的数量减少、工会衰落。传统上，工人阶级是中左翼政党的核心支持者。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欧洲典型的蓝领制造业工作岗位数量逐步减少。德国制造业经常被视为欧洲制造业的缩影，1970—2021年，德国制造业从业人员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从48.8%降至23.57%。制造业从业人数减少必然带来工会成员数量减少。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除少数国家和部门外（如公共部门），整个欧洲的工会成员数量急剧下降，工会衰落强化了工人阶级的自我认同，并影响了他们的投票行为。工人阶级出现萎缩后，欧洲中左翼政党希望能够吸引中产阶级选民，但由于中产阶级原本是右翼政党的支持者，比工人阶级更具异质性、流动性，其价值观念、利益诉求、工作类型以及生活方式也更加多样，这给中左翼政党整合其利益关切带来了难度。与右翼政党抢夺选民的做法侵蚀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意识形态，中左翼政党在争取新支持者和维持传统支持者时往往面临两难境地。有研究发现，在丹麦、瑞典和西班牙，服务业从业人员和生产工人是中左翼政党的支持者，而在法国和瑞士，上述群体不再投票给中左翼政党，中产阶级才是中左翼政党坚定的支持者。在德国和挪威等国，民众没有明确的社会民主阶级意识，中左翼政党想要同时获得这两个群体的支持难度是很大的。事实上，只有英国工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在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选民之间的平衡。
第二，不同群体的利益对立给中左翼政党扩大选民基础带来困难。吸纳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推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延迟退休年龄、促进女性就业、创造多种形式的灵活就业，这一改革浪潮造成非正规就业人数大幅增加。由此，劳动力市场内存在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内部人”，劳动力市场外还存在长期处于失业状态的“外部人”。同时，伴随全球化带来的资本自由流动以及与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相关行业生产方式的日新月异，劳动力市场的“内部人”也受到持续冲击，6%—69%的欧洲常规职业、低技能和中等技能职业正处于急剧变化的边缘，随时有可能从“内部人”变为“外部人”。“内部人”之间以及“内部人”与“外部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使中左翼政党常常陷入两难困境。如果制定符合“内部人”利益的政策，例如实施强有力的就业保护措施，就会损害“外部人”的利益，他们就会将选票投给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或者放弃投票；反过来，如果中左翼政党提出有利于“外部人”的政策，“内部人”就会将选票投给中右翼或者其他竞争者。
二、不平等和贫困的加剧降低了中左翼政党的吸引力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所主张的公正、平等并没有真正实现，欧洲国家的贫富差距也没有消失。在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以及难民危机的冲击下，欧洲国家的社会不平等和贫困加剧，底层民众是直接的受害者。
接踵而至的危机对欧洲经济和社会造成巨大冲击，欧洲国家劳动者的收入受到很大影响。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2008—2022年德国实际收入指数增长了6.9%，消费者价格指数却增长了26.8%，直观地反映就是民众生活成本提高、生活质量下降。乌克兰危机令欧洲能源价格高企，尽管有政府补贴，但能源费用对于欧洲民众来说依然难以负担。据统计，2022年，有9.3%的欧盟公民陷入“能源贫困”（即无法负担室内舒适温度），而2021年这一比例为6.9%。以英国为例，普通家庭平均一年需支付3549英镑的能源费用，高达700万户家庭陷入“能源贫困”。能源价格飙升反过来造成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高企，2022年欧盟27国通货膨胀率为9.2%。根据麦肯锡的统计数据，在乌克兰危机之前，约1/5低收入者的基本必需品支出已占其收入的73%，危机爆发之后，这项支出增加了9%。新冠疫情则扩大了欧洲国家收入不平等、健康医疗不平等和教育机会不平等，导致社会矛盾升级、社会安全感受到挑战、财富分配制度成为争论的话题，欧洲福利国家的根基被动摇。
自2015年起持续涌入欧洲的移民和难民则让底层民众感觉到自身利益受到侵害、公共资源被抢占。首先，本就在劳动力市场边缘挣扎的弱势群体面临更大工资和就业压力；其次，包括住房市场、学校教育、公共住房和医疗保健在内的公共资源更为紧缺；再次，福利国家的转移支付面临潜在压力。因此，中左翼政党较为宽容的移民和自由放任的融合政策令其失去了一些底层追随者，特别是蓝领工人对此感到失望。
生活成本上涨、生活质量下降、社会不平等加剧、自身利益受损令本就处于不稳定就业状态的底层民众对作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的中左翼政党产生不满情绪，他们认为中左翼政党无法保障其社会权利并消除不平等，一些人转而支持极左或极右的民粹主义政党。
三、意识形态出现偏差
吸纳新自由主义思想使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偏离了其传统意识形态。在社会民主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其成功秘诀是依靠实行累进税制和扩张性财政政策。20世纪70年代，西欧国家出现滞胀危机，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福利国家制度陷入危机。在低累积、低利润的背景下，西欧国家引入新自由主义理念开辟商机，使资本能够自由流动，这摧毁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为了在政党竞争中取胜，20世纪末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选择融合新自由主义理念，开辟所谓“第三条道路”。但新自由主义理念的核心是以市场为基础的个体竞争优于其他组织形式的竞争，与大多数工人阶级偏向社群主义和支持福利国家制度的立场大相径庭。这一政策选择令中左翼政党失去了部分传统支持者和潜在选民。从某种程度上说，造成目前社会民主主义衰落的新自由主义倾向本身就是资本主义更深刻危机的体现，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既没有做到“驯服资本主义”也没有“改良资本主义”，而是选择与资本主义融合。
国际金融危机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的危机，对于中左翼政党来说，不能再通过放松市场管制来实现增长使选民受益，“第三条道路”宣告失败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的危机也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中左翼政党的政治纲领进一步“右转”，再次与传统右翼政党合流，实行削减社会福利、提高税收的紧缩政策，将危机转嫁给最弱势的底层民众。新冠疫情暴发后，欧洲各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进一步加剧，紧缩政策才有所改观。在紧缩政策下，无法进行必要的社会投资和维持良好的社会保障，引发底层民众强烈不满，助长了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崛起，欧洲中左翼政党也因此在选举中连连失利、深陷泥潭。客观地说，尽管资本主义危机为左翼政党提供了“驯服资本主义”的绝佳时机，但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均难以拿出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有效方案。
四、内部组织层面缺陷
欧洲中左翼政党的衰落还与其组织层面的缺陷有关。首先，现在的中左翼政党不再与工人阶级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党内高级成员几乎从未在工厂车间、建筑工地或者装配线工作过，甚至从未体验过其他任何实体行业的工作。中左翼政党历史上兴盛之时，许多领导人都是从基层和工会中成长起来的。如今党内高级成员更多的是大学毕业生或具有中产阶级背景，他们很难接触和动员到传统选民，对其所代表群体的工作和生活几乎没有直接体验。出身中产阶级的党内精英不了解选民的关切和需求，其政策制定与核心选民的偏好存在明显脱节。中左翼政党的“职业化”造成党的高级领导层与社会底层之间出现了隔阂。
其次，中左翼政党已经从群众性政党演变为卡特尔型政党，着眼于与其他建制派政党合作。历史上，中左翼政党的成功得益于其阶级斗争、社会团结与公正等原则以及动员工人阶级和相关社会群体的能力。卡特尔型政党的技术官僚性质则导致中左翼政党忽视了传统优势，重视政权管理的有效性，较少关注与其他政党的政策差异，与中右翼政党政策日渐趋同。这种主流政党之间的合作模糊了其政治标签，造成选民流失。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前景
欧洲中左翼政党面对旷日持久的困境显得束手无策，他们不但遭遇了核心选民的流失，也没有赢得新选民群体的青睐。欧洲中左翼政党在思想意识上也没有做好准备，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拿不出令人信服的替代方案。从目前看，欧洲中左翼政党取得以往选举成绩的可能性较小，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态势限制了中左翼政党的政策选择。在多重危机背景下，欧洲国家经济短期内难有起色，加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推行所谓“去风险”战略，在对外经贸往来中以意识形态划线，以安全为由对进出口贸易和双边投资进行规制和审查，削弱了外贸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的火车头，2023年GDP同比下降了0.3%，其经济衰退给欧洲国家的实体经济和进出口贸易带来显著负面影响。经济增速放缓导致欧洲各国中左翼政党所主张的福利政策难以为继。无论中左翼政党是否执政，民众对不平等和贫困加剧的不满情绪都会体现在投票选择上。
第二，政党格局碎片化阻止中左翼政党重振。当前，欧洲社会利益诉求复杂化，与之相应，一些主打新议题、新面孔、新组织形式的新兴政党的建立和发展，引发欧洲政党格局碎片化和政党谱系多元化。同时，新一轮民粹主义浪潮正冲击欧洲传统主流政党格局。在这种形势下，陷入衰落的中左翼政党不得不面对同时被传统竞争对手和新兴政党分流选票的风险，想要胜选困难重重，有的政党甚至衰落到必须与其他政党组成联盟参选。即使胜出，许多中左翼政党也不得不与其他政党联合才能形成议会多数，进而组建多党联合政府。
第三，中左翼政党对当前紧迫的政策挑战缺乏令人信服的答案。福利国家早已建成，社会民主主义的下一个工程是什么？面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衰落，不同国家的中左翼政党采取不同的策略调整自身政策纲领，包括左倾回归传统特色内涵、右倾向新自由主义妥协以及采取左右混合的折中策略，但效果不彰。总体看，欧洲中左翼政党如果在经济社会领域特别是在公共政策领域找不到更多的立足点，拿不出具有鲜明社会民主主义特色的改进方案，将难以对民众形成持续吸引力。同时，中左翼政党对逆全球化、气候变化、绿色发展、移民、难民、性别等新议题也缺少行之有效的政策主张。
结语
目前，欧洲国家政党政治碎片化趋势仍在继续，中左翼政党的意识形态空间和选票份额进一步被挤占。例如，在2023年荷兰大选中，共有26个政党参选（包括7个新政党），最终150个议席被15个政党分食。2024年初，德国出现了两个新政党：1月，以“经济合理性”“社会公正性”和“和平正义性”为基本原则的“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理性与正义”从左翼党分离出来，自成一党；2月，宣称将填补政治光谱中联盟党（基民盟与基社盟）与选择党之间空白的“价值观联盟”成立。新政党的不断涌现，反映出传统政党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面对动荡变化的地缘政治局势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利益多元化诉求时难以有效应对，导致民众不满情绪上升并寻找新的利益代言人。
与此同时，欧洲政治出现的“右转”趋势会对中左翼政党产生直接威胁。面对极右翼政党的崛起，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欧洲主流政党曾选择在选举政治中对其进行联合抵制并拒绝与其在各级政府中联合执政，这种做法被称为针对极右翼的“防疫线”。但随着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相继崛起、政党碎片化持续，以及民粹主义政党所表现出的去极化倾向，这种“防疫线”在一些国家（包括意大利、瑞典、芬兰）相继被突破，传统的中右翼政党选择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合作。2024年1月，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发布报告称，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结果可能导致右翼势力急剧上升，保守党和极右翼政党的联盟可能会首次出现。欧盟成员国和欧洲层面的政治右转，将损害中左翼在内政外交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并会对成员国内部和欧洲层面的政策走势产生影响。
杨解朴，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当代世界》2024年第3期，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