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多特立独行之士，则学生受益；刊物有“非常可怪”之论，而学术自新

前曾说到，我们的学术有可能变成被程序控制的仪式和表演。例如我们的学术会议，就已相当仪式化——人们从四面八方走来，集体合影，分组限时发言（通常15-20分钟），简短评论，几个发言后略作问答（一般不超过30分钟，且常因前面的发言人不守时而缩短）。数次重复后，大家又走向四面八方。这样的安排，几乎不可能有实质性的辩论和交锋。平庸的空言套话，既少见质疑；真有创获者，也难得欣赏。仿佛螺丝钉旋入了名为“学术”的程式，彼此行礼如仪，来去匆匆。

学术评审亦然。坚持的是程序，却忘了学问的目的。台北报纸最近说，有位大学者以为现在政府中人都成了“路人甲”，大家以客自居，缺乏主人翁意识。其实我们的学界也相似。现在若环顾四周，似乎没有多少人满意学术的现状，却很少有人愿意去改变这现状，通常也并不支持别人想要改变的尝试。

现在防弊的举动层出不穷，把常规学术活动参与者都视为“犯罪嫌疑人”，致使很多人不得不力图自保。例如某大学规定，进人试讲的程序，必须有纪委和工会参加。其或许意在保护，却也明显透出不相信当事人能秉公处理之意。某次我对该校一位教研室主任说，若视学校为自己的，则进任何人，三五年内必有表现，众皆可见。倘勉强进人，程序再“合法”，都是造孽；若并无后门，问心无愧，则具体程序是否“合法”，应不是问题。自己真正心安，才是关键。那是一位很不错的学者，我本意在鼓励，结果他却立刻怀疑我在影射其开后门。世势逼人至此，真不知成了什么世道！

问题不在这些当事人，而在于是什么使他们如此战战兢兢。清季朝廷曾连下谕旨，饬京内外大臣保荐御史，但若保人不适，则将原保大臣一并从重惩处。用袁世凯的话说，即“进贤之赏未定，而误举之罚先严”，自难有人响应。不啻欲人荐贤，而自塞贤路。今人即使不做“路人甲”，也很少有人愿意“代人受过”。然而，若学校进人、刊物用稿都先考虑程序的正确，以防备可能出现的上级机关检查，当事人固可自保，又何有于学问？

我历来反对在学术中实行以多取胜的大民主，而主张实行透明公开的少数负责制。进人虽不必一两人说了算，但三五人、五七人即可。由几位公认学问不错的人充分讨论，实行记名投票。当事人问心无愧，承担做出决定的责任，直面时间的考验。这样的抉择当然不能保证总是正确的，但相信总比大民主更能选拔出优秀的人才。盖能使多数人接受的，多半是四平八稳之辈，做着随大流的学问。这样下去，维持现状都不易，还谈何创新！

现在人人都说创新。以前我觉得，创新之于学术，正如饮食之于人生，全勿需提倡。故当听到“创新型”的提法时，还略有些担心——若全民都去创新，会不会动摇了文化的根本？不过现在明白了，学术社会的惯性和惰性确实强大，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学术生态。对于创新，还真不能不提倡。例如，能担任各学刊审稿人的，多半是有些成就和资历的人。这些人也往往更倾向于维持既存格式，不易接受新的思路，甚至不同的言说风格。怎样使有突破性的好稿，不被眼光固定的外审专家所毙，恐怕是今日实行专家审稿制刊物的一大难题。

如今都知道发展是硬道理。办刊的目的，就是要使学问发扬光大，而不仅仅是守成。办学亦然。学校多特立独行之士，则学生受益；刊物有“非常可怪”之论，而学术自新。任何规则，都不可能有百利而无一弊，最好能鼓励而不是遏抑后来者创立新说。若习惯了定于一尊、祖述一家之言，就不易认识到学术的多样性。须知学问从来不单一，鸟多才见树林之大。

学术是天下的公器，这公器要大家维护，包括作者、编者和审稿人。一位重要刊物的主编私下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学术共同体意识的养成。我想，还需要认识到这学术共同体是“我们”的，要靠人人自己维护，不能像“路人甲”一样旁观。同时更要记住这是“学术”共同体，不要仅维护了共同体，而忘了学术。

（作者为历史学教授）

来源: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