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在“首届高校学术期刊发展论坛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首发式”上，我作了一个简短发言，说道“大多数中国大学的学报都是学术垃圾的生产地。此说一出，在学界引起热烈讨论。十年前的高校学报，基本是处于封闭状态的“单位自留地”而失却了公共平台的属性，加之多为综合性而没有学科边界，因此大量垃圾堆积其上，是可以想见的。如今，已有相当数量的学报意识到了自我封闭可能带来的问题，尽管由于体制的原因，综合性和缺乏学科边界情依旧，不少学报可能仍然聚集了不少垃圾，但至少许多优秀的学报编辑已有了主动变革的冲动。 此，在这十年来部分学报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严肃的学者们也都为此感到鼓舞。因此，到了今天，学报界已不是铁板一块，其情况也不必再一概而论了。 但是，在这十年中，“学术垃圾”泛滥的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这些依然是学界关心的问题。作为学界的成员，我也关注这些问题，将通过本文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抛砖引玉。
一、今天的“学术垃圾”问题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与此相关的背景。据有关方面统计，1977年，我国高校的学报种类大概有150种，1987 年增至393 种，2007年又增至1,130多种，到2017年，己经达到了1,150 种。除了高校学报之外，还有大量各种学术刊物。 学报和这些刊物合计，今天超了6,000 种。因此中国学术刊物的增速堪称世界史上绝无仅有。 这样巨大数量的刊物，为论文发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有人估计今天全国已有6,000 余种学术期刊，依照保守的算法，每份期刊每年平均发表300篇文章，就有1,800,000篇。还有举办的各种学术会议，估计这类会议文章远超过200,000 篇。还存在某些部门专门为解决职称的论文问题办的没有公开发行的刊物。中国两年发表的学术文章总数应该能轻易超过瑞士的总人口了。中国学术论文近年来在国内外杂志上的大量发表，其数量之多，令人瞠目结舌，以致有人以“井喷现象”来形容这种情况。
文科的情况也不例外。据肖宏等人对近十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文献进行的大数据研究，2006～2015年，在我国6,268 种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共计703.8万篇（其中受各类基金资助论文149.3万篇，受国家基金资助论文35.5万篇）。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保生指出：根据2008年社科统计年报统计，我国高校文科教师每年发表论文30多万篇，约30亿字。
在过去十年间，中国的科研投入增量占据了全球科研增量的40% ，金钱的驱动带来了学术论文的井喷。论文的数目被视作中国科学崛起的标志，但其中有多少是真材实料的呢？
严酷的现实是，数量的剧增，并未伴随着质量的相应提升。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80%左右的国际论文分布在零被引用区和低被引用区，即十年来都被引用过或仅仅引用过一次。中国科学院李国杰院士指出：我国被SCI收录的论文总篇数，从1981 年的不足5,000 篇，激增至2004 年的57,000 多篇。有人甚至称，这是“SCI 大跃进。但是论文质量远没有数量增长得快，我国2003 年引文数世界排位第18 位，但篇均引文数却排到124 位。在2008 年的“两会”上，有教育界委员痛陈：现在 95% 的科研论文是垃圾。这个情况在十年后的今天已有了颇大改观，发表在SCI收录期刊上的中国学术论文的引用频次出现了大幅上升，但是总体情况仍不乐观。在2018 年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上，中国科学院施一公院士坦言：“我以前曾经预测，中国在2020年论文数超过美国，没想到我们提前完成了，“有些文章，通俗点叫‘垃圾文章，就是纯粹为了发文而发文，这种情况太多了”。
文科也不例外。 据中国知网对2,099 种社科期刊的统计，截止到2018年4月，2015 年可被引文献量543,018，其中零被引文章数251,868；2016 年可被引文献量514,341，其中零下载文献量766；2016发表、截止到2018年4月25日，下载低于10次的是15,037 篇。也就说，数量浩大的论文，没有读者。张保生指出，我国高校文科教师每年发表论文数量惊人，若以美国学者9%创新的论文写作方法，顶多2.7 亿字的创新思想；若以我国学者91% 创新的论文写作方法来看，则应有27.3 亿字的“原创性”思想。如此说来，中国学者的原创思想应比美国学者“多10倍还不止！”然而，他的结论是“数量带给我们的期待，和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实际地位是天壤之别。做这篇报道的邱晨辉认为：“这对在数量上已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的中国论文来说，不失为一记‘响亮的耳光’”。除了论文，专着出版的情况也如此。
在史学方面，我国历史学2006～2015 年学术论文产出在2011年达到1.78万篇的高峰，之后呈缓慢下降趋势，但年均发文量仍然达到1.61万篇。其中基金论文比由8%增长到 36% ，国家基金论文比从2%升至14% 。据李华瑞统计，2004年以前的五十年中刊出的宋史研究论着总数多达1.5 万篇，而其中绝大部分刊出在1979年以来的二十五年中。但是与这种数量剧增相伴的，却并非质量的提高。在1.5 万篇宋史论文中，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是完全没有学术价值的废品，余下的到底有多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很难说。他的这个估计实际上颇为保守，而且是十多年前的情况，如今在史学年产1.6 万篇的论文中，废品的比例和绝对数量应当是都大大增加了。 然而，比那些热门学科，史学的情况似乎还不算最差。 例如在经济学方面，我国每年推出的经济学论着数量惊人，2011年达到26.12万篇的高峰，之后开始下降，但年均发文量仍达24.41万篇（其中2006～2015 年经济学发文的基金论文比从 11%快速增长至31%，国家基金论文比从4%稳步提升至12%）。
国外不少著名经济学家如诺贝尔奖得主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等，都认为中国今日的经济奇迹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素材，期待由此导致整个经济学的重大突破。但是事实是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学术水平距离国际学术标准依然遥遥无际。在此情况下，想要进入国际学术主流实在很难。至于成为世界一流，恐怕更是难有可能的。中国经济学家要获取诺贝尔奖看来只是梦想。
因此，伴随着中国学术论文“井喷”的是“学术垃圾”的飞速增加。 而在最近的十年中，中国“学术垃圾”泛滥的状况，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
二、什么是“学术垃圾”？
要谈“学术垃圾”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学术垃圾”定义。
一位网友在题为《请慎用垃圾论文一词》的文章中说：“也许国内重视SCI 文篇数过头了，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于是动不动就把影响因子低的期刊说成是垃圾杂志，其中的论文是垃圾论文。甚至还有“新语丝”网友说过PNAS上都是垃圾论文。影响因子在1以下的期刊论文对科学的贡献确实远远小于Nature ，Science 和Cell 的论文，要不然怎么会引用率差那么多呢……但反过来说，低影响因子期刊上的论文就一文不值吗？ 客观的评价，低影响因子期刊上的绝大多数论文应该归结为两种：（1）是很小的发现或进展；（2）争议很大，错的可能性很大，重要期刊不愿意担风险（但按概率讲，也许上百篇这种论文中会平均上一篇最后证明有价值的，平均的结果这些论文的意义很小，但还是有的）。 当然也有少数很不错的和完全没意义的，但我们的评价不能用少数代替多数”。他说的有一定道理。确实，判别是否“学术垃圾”，不能完全依靠论文刊登的期刊的地位来决定。 特别是在我国，期刊地位的判定是一个一直争议不休的问题。那么，什么是“学术垃圾”呢？
我们日常所说的“垃圾”源自上海方言，指的是无用之物，后引申为骂人语言。 在今天，对于“垃圾”的一般理解是：（1）废弃无用或骯脏破烂之物（如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2）比喻失去价值的或有不良作用的事物（如垃圾邮件、社会垃圾等）。 台湾出版的《国语辞典》对垃圾的解释则是“秽物、尘土及被弃的东西的统称”。 简言之，垃圾就是失去价值的或有不良作用之物。 由此而言，“学术垃圾”就是没有价值或有不良作用的作品。
首先，我们看看没有价值的作品，这类作品可以归为平庸之作。这类作品的特点是：虽然没有剽窃抄袭、捏造数据等大家通常提到的“学术不端”问题，但既无新材料，又无新方法，更提不出新观点，只是不断重复前人已经做过的工作，即如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四十多年前说的那样：“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着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历史学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生产出一大批过时的产品。这类产品，只有在一个没有竞争的封闭市场里才有销路。
其次，再看看有不良作用的作品。 这里作品可以归为“有毒作品”。这种不良作用，一方面是进行造假，从而误导读者，甚至误导社会，另一方面是剽窃抄袭，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中国科学论文造假引起的国际风波，在最近几年愈演愈烈，成为国际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2016年9月20日，美国知名抄袭监测网站Plagiarism Watch 通过国际知名英文论文抄袭检测系统iPlagiarism（中文名：艾普蕾）顺藤摸瓜，发现了世界科学史上最大规模的英文论文造假公司，该公司与一家巴西SCI杂志（Genetics and Molecular Research ）默契合作，收费为中国学者发表了大量涉嫌抄袭、造假的论文。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许培扬揭露，大量中国大陆医生的论文投到了这个巴西期刊，占该期刊发表论文总量的54.9% 。2015年，该刊中国学者文章达到了1,605篇，比例更是高达 78. 1%。但是中国论文被大规模撤稿已经不是新闻，2015 年到 2016 年就先后爆出两桩类似的丑闻，共计105 篇论文被集体撤稿。 此后，施普林格（Springer ）开始回顾排查过去刊登的论文，不查不知道，一查直接打破了前两年的记录。公布出的造假名单中，不乏中国名校和名人的身影。
抄袭剽窃之风，比造假更普遍，甚至已经深入到在学的研究生中。 在一个被称为“史上最牛硕士论文抄袭”案中，抄袭者用“满篇抄袭法”，除了把“江苏”两字替换成“山东”，把江苏的统计数据换成山东的统计数据，以及把一些统计指标的对比排序结果稍微改变之外，从摘要到目录到文献综述到正文分析再到后面提出的“对策”几乎完全一样，基本上是用“替换键”搞定了抄袭。之后又爆出更“牛”的论文抄袭事件，两篇标题都为《试论财经领域的新闻舆论监督》的硕士学位论文，除了“致谢”不一样外，论文的标题、中英文摘要、中英文关键词、内容、注释、参考文献一字不差。这种肆无忌惮的抄袭剽窃，导致了一种中国特有的“研究生论文高产”的怪异现象。一个最新的例子，就是暨南大学2014级已毕业博士生熊×伟涉嫌论文抄袭、剽窃案。此人是一个“勤奋”的论文写作者，中国知网数据库显示，他至晚从2012年开始发表论文，短短数年内，就发表论文10余篇。他拿着这些文章积极参加各种学术论坛或年会，曾数度获奖。
然而，今年6月东窗事发，其抄袭剽窃的恶行在网上曝光，暨南大学收到举报后展开调查。经校外专家鉴定和学校学术道德委员会认定：熊×伟在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不符合学术规范，存在严重抄袭、剽窃现象，情节恶劣。 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决定，撤销熊×伟博士学位，同时启动对其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追责程序。然而，行内人都知道，这只是冰山之一角。据张保生披露，2012 年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共组织审查学位论文2,564篇，查出195 篇学位论文涉嫌抄袭剽窃，占全部审查论文总数的7.6% 。最终该校共有19 人被取消学位申请资格。 但张保生却发现，下一轮的抄袭剽窃之风已经跟上来，“这样的惩处并不能杜绝学术不端现象，毕竟，有更大的利益在吸引他们”。像这样的学生，毕业之后倘若从事教育工作，那这些恶习也就将“薪火相传”，不断“发扬光大”下去了。这样，中国学术还有前途吗？
平心而论，在国内学术论着中，虽然抄袭作假尚不能说是大多数人之所为，但是大多数是平庸之作和滥竽充数之作，却是不争之事。 在这些铺天盖地的平庸之作中，不少还被冠以不同级别的“精品”之名，流行社会，并为当事人带来重大的实惠。由此可见，到了今天，甚至连许多“精品”都已如此，遑论一般作品！
前一类“学术垃圾”的恶果，可以借用阿伦特创造的名词“平庸之恶”（Evil of banality）来表现。虽然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意思是因不思想、无判断、盲目服从权威而犯下的罪恶，和本文所说的平庸之作的学术成果所造成的恶果有所不同，但这种平庸之作，其结果就是使读者白白浪费时间。鲁迅先生说：“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从此意义上而言，读了质量低下之作，也就是被人害命。 不过这还可以说是自认倒霉。 至于后一类“垃圾”，其危害就更大了。我们如果读了这种造假或者抄袭剽窃之作，相信了其所言，那问题就大了。如果我们还以此为据写自己的著作发表出去，则不仅害己，更要害人。
前些日子，一项研究提出了“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已全面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的结论，导致了许多国人“厉害了”心态的急剧膨胀，使得我们自己感到飘飘然，同时也大大加剧了西方国家朝野人士对我国实际情况的误判，采取了有损于我国利益的政策，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带来消极的影响。这项研究是否遵从了真正的科学研究原则，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众多学者和从事相关管理工作的官员对其成果的结论所作的批评来看，该研究显然是问题不少的。至于它是不是“学术垃圾”，则有待时间的考验。
因此无论何种“学术垃圾”，都是有害的，而且都是公害。
三、我国史学史上的“学术垃圾”
要正确认识今天“学术垃圾”的泛滥问题，必须将其放在长时段中来看。今天“学术垃圾”问题严重，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客观来说，比起改革开放之前，今天情况已有重大改善。
就史学领域而言，1949年后，中国史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51年，郭沫若指出：新中国的史学界“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方面，……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王学典总结说：在这个新时代，史学界对1949年以前中国史学的成就，强调批判而忽视继承。“以论带史”的口号，后来演变为“以论代史”的做法。这种轻视史实的风气，到了“文革”更发展成为无视史实乃至捏造史实的恶劣手法。在此时期，原来居于中国史学主流地位的史料考订派，通过历次“批判资产阶级学术”的运动（特别是1958年的“史学革命”），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复存在。
在此背景之下，自1957年的“反右”运动到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二十年，成为一个“学术垃圾”淹没的时期。姜义华指出：“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绝对化，使历史研究、历史教育受到极大冲击。……1957年反右斗争中，一批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被划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特别是1958～1959年的“史学革命”给中国的历史学科带来严重的影响。“各大学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和‘史学革命’，竞相批判重视史料的‘唯史料论’、重视考据方法的‘资产阶级考据学’，指责重视王朝盛衰更迭者为维护‘王朝体系’，指责认为农民起义具有皇权主义倾向即反贪官不反皇帝者诬蔑农民革命。在‘兴无灭资’的名义下，‘厚今薄古’、‘以论带史’成为最为革命的口号，要编出以农民战争为纲的新的中国通史，成为最为急迫的任务”。
到了“史学革命”后，“阶级斗争”论成了中国史学界的指导理论，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 这种以“阶级斗争”论为指导的农民战争史研究，也成为中国史学的“显学”。农民战争的文章，据孙祚民的不完全统计，包括论述历代农民战争史和研究农民战争理论问题两大类，建国三十多年来约计发表了近两千篇。而根据王学典的不完全统计，自1949年来的40年中，共发表关于农民战争史的文章4,000多篇，各种资料、专着和通俗读物300余种，成为1949年后中国史学成果密集度最高的专门领域。考虑到当时中国高校为数很少（其中许多高校更是没有历史学科），学报和史学杂志数量更加有限，因此农民战争史研究有如此数量的论着出版，显示了中国史学的重点所在。然而从学术的观点来看，这些论着中虽然也有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数量甚少。总体而言，大部分论着既无新意，也无新材料，观点和方法雷同，只是反复证实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到了改革开放之后，这些论着也就乏人问津了。
到了“文革”时期，情况更是匪夷所思。在1974年伊始发起的“批林批孔”运动期间，相关书籍出版了10,403种，省级以上报刊发表的文章达5,000篇以上，各处传播的各种内部资料更不计其数。在“文革”及其前夕发表的绝大部分有关历史的出版物，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不仅是一般垃圾，而且是有毒垃圾。其代表作如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刊于《文汇报》1965 年11月10 日）、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刊于《红旗》杂志1965 年第12期）、杨荣国《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刊于《人民日报》1973 年8月7日）与《一场势不两立的大论战——先秦儒法两家斗争的阶级实质》（刊于《解放日报》1973年8月22日），更是毒流全国，造成深远的恶劣影响，可谓剧毒之物。在“文革”十年中，除了考古尚有一些新发现之外，史学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可以成为学术成果的产品。可以说，“文革”十年是一个只有垃圾而无成果的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历史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以前教条主义的束缚，国际学术交往日益频繁，新理论、新方法得以不断引进，使得中国史学界思想空前活跃，新思路、新见解层出不穷，在理论方法方面突破了单一的模式，进行广泛的探索，呈现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向。
就中国经济史而言，研究领域大大扩大了，破除了过去只着重研究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老套，生产力的研究受到空前的重视；同时流通也渐成热门，生产力决定论受到质疑，一些学者认为流通或市场需求也是经济的发展动力之一；因此经济史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诸领域。部门经济史和区域经济史的勃兴引人注目。专题经济史、民族经济史的研究也展开。在1978年以后四十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史重要论着，不仅数量，而且质量，皆非改革开放之前所能望其项背。
因此，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学术垃圾”在总数上不断增加，但真正的学术成果也大量涌现，使得1979 年以来的四十年成为我国史学界学术成果最丰的时期。 因此，我们面对今天的“学术垃圾”问题时，也要看到情况在不断改善，从而坚定我们对中国学术明天会更好的信心。
四、学术创新：消除“垃圾”的根本手段
“学术垃圾”为什么会产生？怎么产生？如何消除？……对于这些问题在以往学界关于“学术垃圾”的讨论中，大都已有答案，而且也逐渐形成了相当的共识。大体而言“学术垃圾”的产生，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内部的原因。其外因，既有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方面的，也有学术评价体系方面的，更有教育和学术管理部门方面的。而其内因，则主要是学者对学术的理解、学术事业的态度、对学术规范、学术操守和学术批评等问题的认识。外因不是学者可以掌控的，因此学者个人也无法去改变之。而内因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学者个人可以掌控的，因此他们在这方面可以从我做起。这里，我只选择与内因有关的一个问题，谈谈学术创新的问题。
“学术垃圾”之所以出现，一个关键是学者缺乏创新精神。早在40多年前，时任英国历史学会会长的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撰文总结二战后国际历史学的发展。他尖锐地指出：“近十五至二十年来历史科学的进步是惊人的事实”，但是“根据记载，近来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历史著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着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历史学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到了今天，“历史学已经到达决定性的转折时期”。但是“历史学已经到了转折时期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必定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不一定意味着它有能力抵制住诱惑，避免陷入歧途”。造成这种状况的最重要的原因，他认为是由于历史学家“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因“当前在历史学家当中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保守主义”，即“历史学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
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历史学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对一个学者来说，学习新的方法，然后将其运用到研究中，不仅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而且具有很大的风险，因为这是一种用自己尚不很熟悉的方法进行的新尝试，而任何新尝试都必定存在失败的风险。 因此，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这样的尝试，比起使用熟悉的方法，在熟悉的领域中，进行没有风险的研究，从对成功的预期来说，肯定是很不“合算”的。 不过问题是，如果大家都不进行尝试，那么将不可避免地走向那种“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这些机器尽管低于现代最先进的标准，却仍然能够使企业在尽可能少地追加资本的前提下，提供一定数量的拥有现成市场的老牌传统产品”。这种产品，大多数肯定是注定要被淘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保守主义就是“学术垃圾”产生的心理基础。
要改变这些心理，就必须大力倡导学术创新。那么，什么是史学研究中的创新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创新说起。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在其《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一书中说：“一个民族的繁荣取决于创新活动的深度和广度”。该书第一章《现代经济体的活力之源》第一节即以《创新、活力与增长》为标题，并说“任何创新都既涉及新事物的原创（概念构思和开发），又涉及其试点应用”。他还引用德国十九世纪著名数学家克莱因（Felix Klein，1849～1925）的名著《19世纪数学发展讲义》中的一段话作为该书第一章的引言：“出色的生产率的秘密在于不断发现新问题并掌握新规律从而取得新结果、建立新关联。如果没有新观念的涌现、新目标的设定，数学研究的内容就会枯竭并很快在机械的逻辑证明中精疲力竭、陷入停滞。从这个角度看，对数学研究贡献最大的人是那以直觉而非严密证明而着称的人”。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必须要依靠创新。那么，历史学科又如何呢？
简言之，从费尔普斯“任何创新都既涉及新事物的原创（概念构思和开发），又涉及其试点应用”的话，可以认为创新就是创造新事物，提出新思想、新概念、新构思、新开发并且把这些进行应用的尝试。
在西方，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被称为“创新之父”。他的观点可以归纳如下：第一，创新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第二，创新是一种“革命性”变化。“你不管把多大数量的驿路马车或邮车连续相加，也决不能得到一条铁路”。第三，创新同时意味着毁灭。铁路的建筑意味着对驿路马车的否定。 第四，创新必须能够创造出新的价值。先有发明，后有创新；发明是工具或新方法的发现，而创新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应用。“只要发明还没有得到实际上的应用，那么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的”。用通俗的话来说要“创”的“新”，包括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原料、新组织，因此创新也就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通过这创新，为社会提供新的产品满足社会新的需求。
熊彼特和费尔普斯关于创新的观点也适用于史学。史学的两大要素是史料和方法。因此史学中的创新，包括史料、方法的创新。
史学研究必须以充分、翔实的史料为依据。在史料方面，今天发生了巨大变化，勒高夫说：历史学“今天正经历着一场‘资料革命’，这一革命与新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个“史料革命”包括“文献资料爆炸”和多元史料体系的发展。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史料，在数量上是以往学者能够看到的史料的 N 倍。 这些前人所不知的史料也可以称为“新史料”。这些新史料的大量出现和继续大量出现，使得我们能够看到诸多前人不可能看到的历史面相。
除了新史料，还有新方法。就经济史研究而言，二战以来，新方法层出不穷，从以布罗代尔为首的整体观史学，到以福格尔（Robert W. Fogel）为首的计量史学和以诺思（Douglas C. North）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史学，再到英国经济史学对社会经济史的回归，都为我们提供了各种不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也有重大影响。目前在国内出现的“量化史学”热，也表明了中国史学界对新方法的追求。
这些新资料和新方法，为史学研究中的学术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天地。只要学者努力去做，就能够进行创新。
创新是史学的生命。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领袖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谈到史学危机的问题时说：“我们希望继续存在的发展，静止等于死亡”。这句话深刻地体现了史学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说：“我们每一代人都需要重写历史，因为每个时代都会产生新问题，探求新答案”。希尔（Christopher Hill）则说：“每一代人都要重写历史，因为过去发生的事件本身没有改变，但是现在改变了，每一代人都会提出关于过去新的问题，发现对过去都有一种新的同情，这是和他们的先辈所不同的”。由于史学需要不断重写，所以也需要不断创新。如果学者不顺应这个规律，不以创新为目标，那必然会被时代抛弃。
五、从我做起，从“小”做起
创新很难，而制造“垃圾”则很容易。那么，如何使学者们努力创新而不再制造“垃圾”呢？在近来国内学界关于“垃圾”问题的讨论中，大多数学者都已清楚地指出：现行的科研体制和评价体制以及自文革前一直延续至今的期刊体制，是造成我国“学术垃圾”泛滥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大力呼吁“剔除学术垃圾需彻底改革评价体系”。的确，制度比人强。制度是一种游戏规则和奖惩机制，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选择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从经济学的眼光来看，人性是很难改变的，但可以通过改变制度来改变人的行为。没有一个好的科研体制和学术评价体制，要想消除国学术垃圾泛滥的沉屙痼疾，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大家都关注学术共同体的建设，而学术共同体只有在好的科研体制和学术评价体制之下才能形成和发展。制度问题并不完全是外在的，所谓学术共同体，自律性就是其基本特征之一。一个组织或准组织的自律，首要的当然是有一套共同遵守的制度违反者必须受到应得的惩戒。
但是，要改变现行的科研体制、评价体制和期刊体制，只有国家相关部门有这样的权力，用中国古语来说，这是“肉食者谋之”的事。作为单个的学者，除了呼吁之外，对此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以此为由，不采取任何措施，任凭垃圾继续泛滥下去吗？如果我们认为不能如此消极无为，我们就必须从我做起。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要治国平天下，首先要从正心诚意做起的意思。换言之，作为学者个人的“正心诚意”，最起码的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制造“垃圾”是恶，不论大小，都不能去做。进行创新是善，不论大小，都应当努力去做。
不制造垃圾，不仅是绝不能做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之事，而且要在自己的研究中有所创新，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人类共同的知识大厦增添一块砖、一片瓦，而不是倾倒一堆废料。
要进行学术创新，首先就要知道学术创新是一件艰苦的工作。我国今天学术成果质量不高，原因很多，其中主要者之一，是诸多写“学术论文”的人，并不知道学术为何物，更不知道从事学术研究是非常困难的工作。正因为如此，所以今天才会出现类似 1958 年“大炼钢铁”那样的“全民学术”景观。今天我国撰写“学术”著作似乎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事事可为。大学里三十多岁的年轻教师，已是“著作等身”。这在全世界（至少是世界一流大学中）可谓绝无仅有的。
进行创新性的学术研究非常艰辛。在美国，文科的名教授一辈子通常也就是两三本书，论文十数篇至数十篇而已。“十年磨一剑”是常见的事。一个例子是哈佛哲学系教授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理论》（Theory of Justice）。 这本书是多年来国际哲学界公认的最佳著作。罗氏写这本书用了十年以上的时间，而在这段时期中，他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
创新性的研究艰难如此，所以只有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才能做到。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由于学术研究非常艰苦，所以“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韦伯也说：“如果我们不曾绞尽脑汁，热切地渴望着答案，想法也不会来到脑子里。不管怎么说，研究者必须能够承受存在于一切科学工作中的风险。灵感会不会来呢？他有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工作者，却永远得不出自己的创见”。只有研究者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真正把学术当回事，而不是“玩学术”，或者把学术研究当做谋取某种“好处”手段，这样才能够进行创新。
对于广大研究者来说，要创新，还要注意如何选择研究的对象。在改革开放以前史学研究缺乏创新的一个原因，是大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去做那些讨论历史规律和历史重大问的题目。这种研究取向在1950年代前中期的“五朵金花”讨论和1960年代初期的“阶级斗争与历史主义”讨论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当然，历史规律和历史重大问题从来都是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但是如果大家都只盯着这些问题的研究，要创新是非常困难的。毕竟，只有极少数学者有可能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中有所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研究的重点出现了很大变化。杨念群总结说：过去史界所热衷讨论的诸如历史发展趋势之演变、走向、规律等等“大问题”渐遭冷遇，由主流退居边缘。于日益从眼光向下的视角观察民众日常生活的经验逻辑，对之进行诠释辨析的手段也渐趋细致多元，遂导致对历史发展总体趋向的判断日益模糊不明。同时，这些新的探索路径亦不断遭致缺乏整体视野和研究方法日益“碎片化”的批评。与之相呼应，史界中回归“整体史”传统的呼声亦时有所闻。争论双方似乎各有所据，均力图突破自身局限，寻求一条更适合中国历史研究的独特道路。这种变化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近代史研究》杂志也组织了多位著名学者进行了笔谈。从笔谈的文章来看，各位学者的意见分歧甚大，一些学者认为现在史学研究“碎片化”的趋势严重，必须纠正，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所谓“碎片化”正是史学发展的表现，毋庸担心。这里，我就这个问题出发，谈谈史学研究创新。
我到清华任教以前，对清华著名的土木工程系和建筑系之间的关系感到很不清楚。到了清华之后方才了解到原来两者虽然都是做建筑的，但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清华的土木与建筑两个系的创建理念都源自美国。在美国，建筑学大多设立在单独的建筑学院或者艺术设计学院下，主要研究建筑的形态，来指导新的建筑的设计和创作。 而土木工程专业与设计没有任何关系，主要讲授工程力学、数学、结构力学等物理知识，并且更加适用于实践，比如道路，桥梁工程，工程勘探等等。简言之，建筑学是设计房子的形状，而土木工程学则是制造用以盖房子的各种部件。
建筑学和土木工程学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 但是正如王笛在讨论中所说：“任何历史研究，都必须有局部和整体，或者说碎片与整体，两者甚至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没有局部，哪有整体？ 没有零件，哪有机器？……所谓‘碎片’和‘整体’，就是零件与组装的关系。整体是由碎片集成的，可以没有整体，但却不能没有碎片。一个技术不怎么好的技工，如果无法把零件组装成机器，零件毕竟还在，以后还会有高手利用这些零件组装机器。 但如果没有零件，就完全不可能有机器。同理，历史研究没有碎片是不行的，这犹如机器没有零件。这些看起来各自分离的“碎片”组起来，让历史研究逐步趋向整体认识”。在史学研究中，大多数人是应当做土木工程师的工作，做建筑师的工作当然只能是少数。
胡适当年有言：“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这句话在 1950 年代初期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被猛烈批判。 但是从学理上来说，这句话没有错，因为只有在每个知识领域工作的学者都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追求本领域中的学术探索，整个学术也才能真正得到发展。此外，从实际情况来说，这也是有道理的。在古文字学中，甲骨文自发现以来，“认字”就是一项核心的工作。“文革”前和“文革”中，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工作受到很大干扰，以致在很长时间中进展缓慢，从而影响了我国上古史的研究，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就做重大课题研究而言，我要说的是，绝非人人俱可做重大课题研究。这需要一系列必要条件（不仅包括各种客观的条件，而且也包括研究者自己的主观条件如学养和能力等），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最终做出来的只会是次品或者废品，或者说就是“学术垃圾”和“准学术垃圾”，其道理是再清楚不过的。 对于大多数研究者而言，做符合自己主客观条件的小课题，只要真正努力，却是可以出真正成果的，这种成果就是创新。在中国史研究中，日本学者向来以善做小问题的研究着称，但是千千万万个小问题的研究成果，造就了日本学者在国际中国史坛上不可动摇的地位，以致众多西方的中国史研究者一向把日本视为国际中国史研究的中心，因此纷纷去京都大学、东京大学学习中国史。我在海外工作的时候，问过一些西方研究者何以如此？ 他们的回答是在日本可以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收获。而在中国，过去人人做大题目，篇篇讨论大问题，大量的文章成为废品或者复制品，才使得许多真正想做学问的学者不得不转向日本学者的论着。 陈寅恪先生当年有诗云：“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如果我们不思改进，以制造垃圾为己任，那么将来年轻一辈学想学习真正的学问，不是也只能“群趋海外受国史”吗？ 我们如果尚有羞耻之心，岂不要“羞欲死吗？
相对而言，做“小”问题研究，比较容易出真正的成果（即创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关心“大”问题。王国维提出治学应“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着力”；故“虽好从事于个别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而常能从一问题与他问题之关系上，见出最适当之理解，绝无支离破碎、专己守残之蔽”。曾对清儒治学多有批评的顾颉刚，后来也认识到“人的知识和心得，总是零碎的。必须把许多人的知识和心得合起来，方可认识它的全体”。“必有零碎材料于先，进一步加以系统之编排，然后再进一步方可作系统之整理”。如若只“要系统之知识，但不要零碎的材料，是犹欲吃饭而不欲煮米”。有些因时代风气而气魄恢宏的东西，一旦风气转变，转瞬即“烟消云散”。故“其为虚假之伟大，不如作真实之琐碎”。
这些先贤的话都颇有深意。一个学者不论做什么研究，都应当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很重，只要自己做的工作是创新，成果都是大成就。如果能这样想，就可以从“小”做起，从我做起。如果每个学者都能从“小”题目做起，认真发掘新资料，使用新方法，做到有所创新，那么我国每年数以万计的史学论着，就不会成为充斥国内外的“学术垃圾”，而成为国际学术赖以发展的养分。任何人要进行相关的历史研究，都不能离开中国历史学家的成果，从而使中国的史学在国际史学的主流中占有自己应有的地位。
原载《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1期，118—129页。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