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我国政治学学科自20 世纪80 年代恢复和发展以来，取得了不可否认的诸多成绩，但也存在不少有待改进的方面。未来我国政治学的发展，需要在学术创新和学术规范之间实现统一。学术创新方面，政治学研究应着眼于“真创新”，并处理好创新与常识、创新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由此，我们需要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加强学术共同体的自律，把握时代的主要脉搏，尊重学术探索的规律，并坚持科学与人文的统一。而在追求学术创新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强调学术规范的重要性。政治学研究的每一环节都应在相应的学术规范下展开，并在此前提下完成学术创新。
关 键 词：政治学研究 学术创新 学术规范 政治学发展
我国政治学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恢复和发展以来，取得了不可否认的诸多成绩，但也存在不少有待改进的方面。这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两点：一是政治学研究成为学术圈子内甚至学者自娱自乐的话语游戏，忽视了政治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必须深入到中国政治的丰富实践，并满足时代和国家的现实需要；二是政治学研究在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上，未能很好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政治学研究长期处于对欧美政治学成果的译介和学习阶段，从核心概念、分析框架、研究假设到理论取向，更是受到欧美学术话语和思维逻辑的压倒性影响。政治学的发展固然要有开放性，并应保持对国际学术前沿的关注和学习，但最终还是要深入认识当代中国政治本身，并构建对当代中国政治具有解释力、洞察力和引导力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展望我国未来的政治学发展，其中的关键就是推动政治学创新与规范的统一。
一、何为政治学学术创新?
学术研究的基础是对既有知识、研究、方法的明晰与训练，但学术研究的最终目标和使命则在于学术创新。这也是自理性主义时代以来，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一个基本信念和期许，该信念和期许背后的哲学基础是进步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念和对人类认知能力的信心。所谓学术创新，就是在原有知识和学术基础上的突破或推进。也就是说，只有新的发现、新的结论和新的理论才构成学术创新，重复并不是创新。当然，创新有根本性创新和一般性创新、大创新和小创新之别。根本性创新、大创新往往意味着人类的知识革命或认知范式的变革，如“太阳中心说”替代“地球中心说”，“相对论”相对于“万有引力定律”，都是这类创新。也有一般性创新和诸多小创新，这类创新往往是在根本性的知识和学术创新实现之后的进一步推进和完善。在学术研究和知识形成的进程中，不断累积的一般创新和小创新，最终也可以促成一个大创新的诞生。但在历史长河中，也可能出现并无大创新的知识和学术平淡期，也就是所谓的“常规科学”时期[1]9。有的学术创新的实现，表现得比较偶然，充分彰显了个别研究天才的能动性，但就人类整个知识共同体和学术共同体而言，创新的实现又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同时也是需要规范的。
(一)政治学学术创新的原则和特征
所谓政治学的学术创新，即是在政治学既有研究和发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知识发现、理论创新和学术突破的目标。政治学研究中的创新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创新首先应该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实事求是和独立自主的原则，在相关研究领域取得突破。这就意味着研究者应该尊重前人和同行的已有研究，并充分搜集、阅读和消化已有研究。其次，政治学研究者应该基于对研究对象的深入考察，运用科学方法展开研究。再次，政治学者(个人和团体)应该是独立自主地开展研究，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权力、资本或大众的偏向性影响。只有这样，政治学研究才能做到真正的创新。
显然，并非所有的“新材料”“新观点”和“新理论”都能称其为“创新”。判断一项研究是否具有创新性，是有基本的标准的。一般来说，真正的创新性成果往往具有如下特征：收集并运用了前人没有发现的材料，充实了原有的研究或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对原有的材料采用了新的分析视角、理论和范式，发现了不同于前人的政治机制或逻辑；基于对前人观点的对话和质疑，研究最终得出了新的发现，揭示了政治的不同面向或新的政治机制与政治逻辑，构建了新的政治理论。严格来讲，学术上真正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创新并不容易实现。
(二)政治学研究中的常识与创新
在政治学的研究和表达中，尤其需要处理好创新与常识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讲的常识，一是基本的政治事实，二是政治学的一些基本原理，也就是如有的政治学者所讲的“政治学公理”[2]。虽然纯粹的政治事实本身并不足以促成政治学研究的创新，但政治学研究者若无视基本的政治事实，其任何“创新”都将是无本之木。需要注意的是，存在一种不易被发现的创新情况，即在某些政治环境下研究和表达受到约束，但学者将基本的政治事实呈现出来后，对人们的政治认知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在此意义上，常识的再现具有了政治学创新的意味。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政治学界对权力体制的反思提高了对新中国成立后领导权力高度集中这一常识的认识，从而引发了政治学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创新性思考。
同样，一些政治学的基本原理，也即是那些在人类政治发展史上一再被证明是颠扑不破的规律被人为掩盖或扭曲的生态下，重新将这些“常识”讲出来，虽然从整个政治学学术演进和理论脉络上看并无创新性贡献，但对此生态下的知识维系和学术讨论也同样具有创新性的意味，或者构成刺激真正的创新性思考的因素。比如，阿克顿勋爵的著名论断“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3]294，就是政治学中的一个基本铁律。在政治权力过大且过于集中的政治体系中说出这一“常识”，其具有的知识和学术意义同样不容小视。
当然，政治学研究中严格而狭义的创新，更主要的是对人们习以为常的政治事实的再认识，从而发现新的机理或逻辑。还包括对前人的研究和理论提出的挑战，基于对相关事实、文本和理论的再研究，得出新的结论，建构出新的理论。如利普哈特的“协合民主”[4]及“共识民主”[5]理论之所以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是因为以前的民主理论家往往认为在一个高度多元化的社会，民主是很难成功建立并运转的。但利普哈特通过对相关案例的比较研究，证明只要符合相应的条件，民主在一个多元的社会同样也是可以有效地运转的。
(三)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与创新
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学都处在译介和学习的阶段，政治学要获得真正的创新和发展，最重要的还是要结合中国的政治实践，实现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在强调政治学研究本土化的诸多呼声中，王绍光曾对“政治学本土化”作过专门讨论，他认为，很多问题在西方主流政治学中找不到答案，如果硬要用西方的分析架构解释，只会使我们希望了解的现实世界遭到扭曲。因此，需要一个政治学本土化的过程，时刻保持清醒的批评意识，在吸收西方政治学养分的同时，努力清除其盲点，克服其局限性，用我们独特的视角对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现象进行创造性的思考[6]。杨光斌也早在2009年就提出了中国政治学应“走出理论试验场，构建本土政治学”，指出中国不应该只是西方理论的实验场，还应该是本土理论的发源地。我们“不应停留在用既定的概念分析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是否正确，而应该用中国的经验检验既定的理论和概念是否正确或者是否有解释力和适用性”[7]。本土化不仅意味着我们将关注的重心和立足点放在当代中国政治本身，还意味着我们在研究和讨论时所使用的概念、方法、范式和分析框架，必须具有对于中国经验的适切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解释力和普遍性的政治学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本土化是我国政治学创新的基本要求。
二、政治学创新何以可能?
任何知识的形成和创新都需要相应的环境，政治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对我国来说，若要推动政治学的创新，如下几个方面是非常紧要的：
(一)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
宽松的学术环境对任何学科的持续创新都是必不可少的，对政治学者而言更是如此。政治学者的研究对象与现实政治的距离是最近的，非常容易受到现实政治因素( 包括相关政治人物、政治力量和政治利益) 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直接作用于政治学界，另一方面通过对政治学界的规训而影响到每一位政治学者的具体研究。只有消除政治学者内心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政治学研究才能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下展开。虽然我们不否认人类历史上若干政治严酷时期仍不乏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和批判者，但对于常规的政治学研究来说，还是需要一个稳定而宽松的政治环境，以及由此环境保证的学术环境和言论环境。对政府和学术管理部门而言，应该信任政治学者的学术追求和公共责任，善于激发并引导他们对政治问题展开科学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
宽松的学术环境的另一面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是相近的，即对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政治学者的考核还需要更加科学合理。首先，考核的标准、周期和办法不能采用机关行政人员的模式，需要充分考虑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律和特点，否则，就只能催生出为应付考核指标而粗制滥造的重复研究或“伪创新”。其次，应该坚持质与量的统一，质为优先、辅以量化的原则。应该鼓励深入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给予他们充分的时间和经费保障。
(二)加强学术共同体自律
欧美学术界的长期发展，已经形成了明确而稳定的学术共同体及学术规范。相比之下，中国的学术发展一方面多次遭受政治因素的中断，另一方面又容易受到权力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权力因素，因为研究内容、研究资源、学术评价等事关政治学发展的关键要素，往往都是由政治权力主导的。同样，对于创新，也因为发展型政府的推动，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较大，推动、拔高和放大了某一些类型的创新，而抑制或损害了另一些事关政治学长远发展的学术创新。中国政治学界应该加强学术共同体的自律，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寻求与党和政府的互动。只有政治学学术共同体能够坚持学术原则和学术传承，并遵守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规范，才能持续性地促成政治学学术创新，而不是单单追随政治权力的脚步，在创新的名义之下不断地制造学术泡沫。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学学术共同体能否形成自律和共识，以学术的标准、基于学术的追求来探索，才是中国政治学创新的关键。
(三)把握时代的主要脉搏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对政治学研究及其创新具有指导意义。因此，政治学的创新需要在此背景下，积极地回应现实问题，实现既有理论的创造性转化。正如一位学者所讲的：“当代中国政治学创新与发展的逻辑，就是要以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特点为基石，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历程与创新精神为前提，以凸显政治学学科的学理性和开放性为重心，以注重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坚守与多元为抓手，以理论建构与现实关照并重为面向，从而以创新推动中国政治学繁荣与发展。”[8]政治学研究要获得创新，就需要关注并有效回应现实政治的重大问题，参与到时代的进程中。人类社会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政治气候和政治关切；不同地区和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有着不同的政治周期和政治问题。特别是在人类政治实践当中新出现的重大问题，之前的政治学思想和研究无法作出有效的解释，这往往就是政治学学术创新的契机。
例如，在政治学的发展史上，当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现代政治架构已经稳定后，美国政治领域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使其政治原则和政治制度运转起来。政治学研究的首要目标就是认识美国政治的运作本身，由此使美国的政治学从原来的哲学、法律、制度层面迈到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上，产出了大量实证主义作品。同样是这一时期前后，对美国政治学界来说，刚刚实现民族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走向是摆在他们面前的时代问题。他们在美国政府和各类基金会的支持下展开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政治的研究，由此产生了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方面的大量经典著作。而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政治发展到20 世纪70 年代，平等和正义的问题愈发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罗尔斯将平等问题纳入政治哲学的讨论中心[9]，改变了之前政治哲学主要关注自由和民主的状况，由此引发了政治哲学的伟大革命。全球范围内不平等的日益加剧引发了更多的学术关注，直到标志性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10]的出版和流行。在国际上，随着全球民主化浪潮形成的诸多发展中国家在步入民主政治之后，国家秩序和治理绩效却出现种种问题，由此又引发了国际政治学界关于民主转型与巩固，以及国家建构和国家能力等问题的探讨。就此而言，历史并未终结、意识形态并未终结、民族国家也未终结，西方和世界的政治演进一直在路上，政治学研究只有把握时代的脉搏，才能不断跳出原有的思维窠臼。
国外政治学研究的创新是因为他们能及时回应本国和全球的重大问题。同样，我国政治学的发展特别是其创新也将取决于政治学者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和对本国重大现实问题的回应。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政治文明传统的超大规模社会，在保持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各种调试性改革成功地从原有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转型为现有的经济社会体制。这一历史进程本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就是政治学创新的肥沃土壤。而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出现的大量国家治理问题，如贫富不均、社会抗争、环境冲突、利益表达等诸多问题，都需要政治学者基于对中国政治事实的深入研究来作出解答。中国政治本身自主发展的鲜活实践，以及在此进程中呈现的诸多时代问题，都为政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和理论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政治的发展与政治学的发展，不仅在过去是“相互给予”的关系[11]，在未来更是一种相互给予并互相促进的关系。这其中，尤其需要政治学者提升对中国政治现实的敏锐性和洞察力，并在中西政治发展道路的对比中打开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思考空间。
(四)尊重学术探索的规律
学术探索有自身的周期和规律，外力的刺激或干预并不能脱离这种周期和规律的制约。社会科学的学术探索既要全面深入地梳理、反思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要深入到研究对象本身，作大量的调查研究或文本解读，更需要独立的思考和广阔视野下的比较。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发现新的事实、提炼新的概念、构建新的理论，无论是学术探索的哪一个环节，都需要长期的积累。若要期待真正经得起时间和学术共同体检验的学术创新，就要有相当的耐心和尊重。特别是政治学的学术创新，小到概念和提法上的创新、中到机制分析、大到政治理论的建构，都不能拔苗助长，通过急功近利的各种方式去刺激。因为只要政治学学术共同体能够基于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不断地探索和积累，政治学的创新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否则，那种通过人为的“打造”和“制造”的学术创新，特别是在没有相应学术积累的基础上的跟风式伪研究，不仅损害政治学者和政治学界的良性成长，从长远来看更会损害国家发展的软实力。
尊重学术探索的规律，同时也意味着在研究范式及其创新的问题上，我们既要保持清醒的反思能力，又要对范式革命的完成保有充分的耐心。不能否认的是，国内当前的政治学研究，其核心概念、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和价值理念，都普遍受到了欧美学界的深刻影响。我们除了应该反思这些知识体系对中国经验的适切性，也要看到这些知识体系的范式危机。就欧美本身和全球范围的发展状况来看，19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范式也遭遇到西方知识界内部的“否思”[12]1。政治学研究的既有范式，同样也存在一定的合法性危机。当然，范式的危机并不意味着范式革命的顺利发生，只有学术创新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整个学术共同体才能对新范式达成共识。在这一点上，重温托马斯·库恩的提醒是必要的，当新的候选范式出现的时候，科学家仍会不愿意接受它，“除非满足以下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首先，新范式必须看来能解决一些用其他方式难以解决的著名的和广为人知的问题。其次，新范式必须能保留大部分科学通过旧范式所获取的具体解题能力。科学研究不像许多其他创造性领域，并不视新奇本身为迫切需要而去刻意追求。结果，新范式尽管很少或从未拥有旧范式的所有能力，但通常保留了许多过去成就的最具体部分，并且总能容许除此之外而附加的具体问题的解”[1]152。
(五)坚持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在政治学研究中，应该坚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13]。所谓科学精神，就是政治学研究者应该直面政治历史与现实的真实，敢于追求真理，并按照科学研究的内在逻辑和规范将研究发现表达出来。政治学研究应该坚持科学精神，这与政治学特别是政治科学研究的内在属性是一致的。如果没有科学精神，政治学研究将变成伪科学，或者只是意识形态宣传，从而终将失去生命力和影响力。人文精神，即政治学研究者应该具有人文关怀，并能从人类处境改善和人类价值捍卫的高度出发选择研究议题、从事具体研究并表达相关研究发现。人文关怀说到底就是在研究过程中要看到具体的人，并对人性和人的需要予以同情性理解和道德关照。政治是复杂的，因为牵涉到权力和利益，不可避免地具有专断性和阴暗面，政治学研究应该直面这些面向，但又应从理想政治的角度批判这些面向。因为政治学研究的落脚点还是人类的尊严、自由、德性和发展。这其中，尤其应该关注到普通人(包括政治边缘人) 的政治观念[14]与行为模式，更多地从普通民众那里寻找问题并确定研究的立足点。同时，也应关注到各类政治人非政治的一面，以获知对政治人的全面理解，而不是将政治学研究仅仅化约为抽象的逻辑演绎和冷冰冰的数据分析，政治学研究是科学的、理性的，但背后应该有关怀和温度。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与人文性之间，从表面上看存在一定的张力，但归根结底又是应该统一也能够实现平衡的。科学性主要是针对学术探索而言，人文性主要是就研究的取向和落脚点而言。没有科学性的基础，纯粹的人文关怀将失去说服力；没有人文关怀，纯科学的政治学研究将失去方向甚至走向歧途。政治学研究者只有在相关政治价值的关照下，才能从事有意义的政治科学研究。
就我国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来看，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人文性都比较薄弱。近年来，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得到了较多的强调和推动，也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但政治学研究内含的人文性却受到一定的忽视。虽然我国的学术研究具有深厚的文史传统，部分政治学者也具有文史哲的学术背景，但将对人及其价值的终极关怀贯彻到政治学研究中，仍是一个有待追求的目标。实际上，很多政治学研究者的关怀更多的只是停留于政治关怀层面，而未能深入到对人的关怀这个终极层面。政治学固然要有政治关怀，关注国家、维护秩序，但不能完全服务于政治的需要。政治应该为人民服务，为具体的阶级、阶层、群体和个体服务。就此而言，我国政治学研究在人文性的反思上仍有待加强，只有科学性和人文性都得到提升，我国政治学的研究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三、创新与规范的统一：政治学的发展之路
(一)政治学学术规范有多重要?
顾名思义，学术规范其实就是做学术的基本章法和规则。“所谓学术规范，就是一门科学由学术对象、学术成果、学术评价以及学术风气等构成的标准系统。”[15]学术规范说到底还是做学问的谦卑、诚实和严谨性，尊重前人和同行的研究贡献，尊重学术共同体约定俗成的研究惯例。虽然传统的学者往往认为“文无定法”，但这可能对文学性的写作更为适用，对学术研究者而言，特别是在进入学术研究领域之初，最为重要的就莫过于遵守这些“定法”。因为，不论是学术研究过程抑或学术写作和学术表达过程，经由学术界的长期演进，显然已经形成了基本的规则和章法，学术界的所有同行都遵守着这些定法。若不遵守，相关的学者就会被称为“野路子”“未入行”，或者让人很难评价。就此而言，学术规范其实就是对学者和学术后备队伍的规则训练与基本约束，它是学术科学性的一个重要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主管部门和知识界共同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化。教育部多次出台文件，以规范国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位论文和学术评价等事项。而学术界内部，部分学者也早就在努力地推动学术规范化，其中又以邓正来先生为代表。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邓正来等人便开始倡导并实践学术规范化。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学术共同体知识生产的主体性与权力介入之间的张力，如邓正来认为：“学术规范乃是由知识分子构成的学术共同体在其知识实践的过程之中就如何进行知识生产及再生产和如何进行知识传播及交流等具体的学术活动所达成的一系列共识。这些具有道德意义的规范性共识，不仅源出于学术界自身的实践，而且也在其实践中不断地得到修正和调整……学术规范的产生和有效性也绝不渊源于任何外部性的权力，而源出于知识分子个人对它的承认，以及学术共同体对违背这些规范的行为所实施的道德谴责和相应的学术机构对它所实施的惩罚，正如任何学术评价及其判准都必须源出于学术界同行一般。”[16]就此而言，学术规范最主要的践行者应该是学术共同体及其成员。
按照叶继元教授的看法，学术规范与学科方法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学术规范是指学术共同体根据学术发展规律参与制定的有关各方共同遵守的有利于学术积累和创新的各种准则和要求，是整个学术共同体在长期学术活动中的经验总结和概括。规范不是哪个人、哪个机构‘制定’的，而是源于和发展于学术共同体……学术规范的内容大体包括基本规范、研究程序规范、研究方法规范、学术成果呈现规范、引文规范、署名及著作方式标注规范、学术评价和批评规范……‘学科方法论’既指一组学科群，诸如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方法论，也指某一学科，如历史学、经济学的方法论。方法不是方法论，方法论是有关方法的理论，这与学术规范中‘研究方法的规范’，即有关方法的使用原则、原理、规则、要求等极为相似，因此‘学术规范和学科方法论’与研究主题极为密切，或为同一主题的项目，它们都要对如何开展学术研究的底线要求( 构成性规范) 、对如何进行好的研究的准则( 范导性规范) 提供帮助……如果说这里的‘学术规范’主要是讲如何进行科研的基本底线、形式规范或技术性规范的话，那么‘学科方法论’则是有关内容规范、如何提高科研质量的高要求。”[17]
在社会科学的版图中，政治学无疑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政治学相比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与管理学，我们不得不说政治学的学术规范性仍有待加强。从基本研究规范(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分析范式)、研究程序规范、研究方法规范、写作规范到学术批评规范和学术评价规范，国内的政治学都存在不少问题。有一些是整个学术界的共性问题，有的则是政治学自身特有的。比如，政治学研究的议题选择过多地受到外力的支配，冲击了政治学学术传统的常规累积。又比如，过多地强调话语权而排斥或误解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通则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有的学者在未能充分梳理前人研究脉络的基础上，草率地自造概念、建构理论，让同行无法对话；有的学者对纷繁复杂的政治事实作有明显偏向性的“研究”，更多的是“政治地研究问题”而不是“政治学地研究问题”。
国内的政治学研究在学术规范性和方法运用上表现欠佳，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强调“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微言大义，现代政治学的学术研究也只是从清末民初才开始的。民国时期的政治学主要效法日本和欧美的学术传统，学术规范性有一定的成绩。1949年后，随着轰轰烈烈的国家建设需要和向苏联的学习，一方面是政治学研究中意识形态的取向压倒一切，学理和学术的因素受到抑制；另一方面是在学科调整中政治学的主体内容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被取消。学术规范是一个长期训练和传承的过程，政治学本身作为一门学科不能稳定而持续地积累，其中的学术规范的养成也就受到影响。在研究方法及方法论训练方面，长期以来，国内政治学对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全面接纳也是相对晚近的事。虽然在20世纪80年中后期，部分政治学者已开始了实地调研或问卷调查之类的科学研究[18]，但显然并未在政治学界成为主流。政治学界比较明显地重视并走向实证主义，其中的一个主要契机在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村民自治相关研究所启动的实证潮流[19]。但草创政治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并不意味着相关研究在方法上的成熟和方法论上的自觉。再如，除了少数高校的政治学非常重视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外，大部分设置有政治学相关专业的国内高校，一般只开设了“社会调查与统计”之类的课程，在统计分析和计量方法方面，的确显示出与相关社会科学专业的某种差距。这与国外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学状况形成了鲜明对照，因为在美国政治科学的训练中，他们的教师和学生在相关分析技术上丝毫不逊色于其他社会科学，甚至处于领先地位。例如，哈佛大学政府系的加里·金( Gary King) 就是著名的统计分析大家。
(二)政治学学术创新与规范的关系
政治学的学术创新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一是运用新材料和新事实，按照原有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证伪了既有的结论或理论，或者得出新的结论；二是通过新的研究路径、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或分析技术，对原有的事实和材料予以新的研究，得出新的认知；三是运用新材料和新事实，通过新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建构新的理论。显然，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政治学学术创新，都是在相应的规范下完成的。具体而言，有如下三个方面值得强调：
其一，没有政治学研究基本规范的自觉，就很难准确地捕捉政治学领域的重大问题和现实问题。例如，面对中国社会近二十年来不断增多的群体性事件，社会学者往往看到了其中的个体心理机制和社会集体行动的逻辑，但政治学者基于学科的独特眼光，可以在“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下，看到群体性事件中政府的塑造和回应机理，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对群体性事件的治理逻辑。政治学学科的这种研究规范，显然是政治学者对同一议题可能有所创新的依据。
其二，没有政治学研究程序规范的支撑，政治学的研究将显得随意而无章法，难以保证政治学研究的质量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更无法使政治学的研究过程得到其他学科研究者的理解和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恰恰是国内政治学界的一大危机。由于在研究程序规范和研究方法运用上的“低端”或不规范，其他相关学科如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的研究者往往对政治学者的研究过程表示质疑。或者，对于本属政治学研究的传统领域或主流议题，其他学科的学者往往基于更为规范的研究程序和方法，形成了更为优质的研究作品，这种作品反而成为政治学者需要阅读和引证的文献资源。这样的现象在当前无疑是非常突出的。
其三，没有相应的发表规范和讨论规范，政治学的学术创新难以获得学术共同体的理解和承认。不符合发表规范的研究成果，要么难以面世，要么不能及时面世，这都影响了作品参与学术对话的可能性。不遵守学术讨论规范，学界同行也将难以与其对话，甚至难以作出评价，这样将不利于建设性共识的形成。如前文所讲的政治学本土化固然很必要，但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也应在既有的学术规范下展开。若违背基本的学术规范和方法规范，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就将脱离学术发展的正常轨道，进而影响其被学界认可的程度。
陈尧在新近的一篇讨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文章中，提出了中国政治学要分三步走：“第一步，对西方的或者中国学界现在使用的这一套西方化的概念、理论、观点要进行反思，哪些是可以借鉴的，哪些具有普遍性，哪些是区域性的，一定要反思。第二步，经济社会地位提升了，制度上肯定有贡献，不可能在非常糟糕的制度下产生完全背离的经济社会结果，这就是我们要总结的：我们的经验在哪里? 第三步，中国政治学要有更好的发展，就要走向世界。”[20]显然，他讲的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三步走”，其中的每一步都需要遵守相应的学术规范。
四、结语
鉴于上述种种考量，有必要从政治学学术发展的角度出发展开集中探讨，反思国内政治学界在学术规范和方法论上的不足，以期推动国内政治学学术更好的发展。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学术规范固然重要，它构成了优质研究的必要条件，但显然无法构成优质研究的充分条件。遵守学术规范仅仅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部分，学术研究最终的价值和贡献，更多地仍取决于学术研究的实体性创新。国内学术界对“学术八股”和“洋八股”的讨论[21]，以及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反思，在某种程度上正好证明了这一点。这其中的问题恰恰在于，那些从表面上看符合现有发表规范和写作规范的各种论著，从问题意识、思想观点到基本内容往往显示出来的是平淡和平庸。因此，强调学术规范，不是说学术规范是学术研究的最重要的部分，更不是学术研究的全部。我们之所以强调学术规范，说明这一底线要求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都尚未得到全面的贯彻，而在政治学领域，正如前面所论，基本的学术规范和方法规范方面的训练，至今依然是这个学科发展中比较薄弱的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