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金融危机爆发，世界开始了剧烈震动。然而在这场突入其来的危机面前，西方各国政党与政党之间依然争斗不息，国会与总统总理之间依然扯皮不断，竟拿不出像样的对策来。恰成对照的是，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推出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这不仅使中国经济大体上避开了危机的拖累，对病重缺氧的世界经济也不啻是输入了新鲜氧气。在这种情况下，谈论民主似乎不合时宜了。先前并非响亮的中国模式论声音，现在一下子提高了许多个分贝。先前某些民主的铁杆拥趸，现在竟然以鄙夷民主、不屑于民主争相标榜。问题是：民主真的过时了吗？如果民主真过时了，所谓中国模式是否可以用作民主的替代品？事实表明，即便某些人鼓吹中国模式，但还不至于公然宣称民主过时，民主有害。他们甚至认为，我国的现行做法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比西方民主还有效，换句话说，中国不仅已经民主了，而且比西方更民主；中国的民主甚至比西方民主更优越。可见，连中国模式论者也并不否定民主本身，而只是认为西方民主不再万灵，对中国不再适用，虽然他们一时还说不出中国的民主到底应该如何，更说不出民主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民主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并非不言而喻。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中国是何种意义上的大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云云不能有效地说明中国是一个大国，尤其不能说明是何种意义上的大国。中国显然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像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或东亚的韩国或日本那样，而是一个超大的文明国家，或者说是一个装扮成国家的文明。这也是规模意义上的中国。
作为一个文明国家，历史上中国规模之大表现多个方面：它有着夏商以来无与伦比的历史连续性；它用汉字和汉文化将广袤土地上的数十个民族联合统一在一起，且影响遍及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在隋唐时代，它便开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科举制，而科举制是一种不看出身看才干的选拔和使用人才的制度，在历史发挥了重要的选贤举能之社会政治功能，与同时期其他国家壁垒森严的世袭等级制形成了鲜明对比；它修建了以长城为代表的无数防御性城墙，以及以大运河为代表的无数运河沟渠，数量之大，其他国家的人们难以想象；在科举制的基础上，它开出了前现代条件下堪称“现代”的政治体制，形成了庞大、复杂而有效的科层制管理结构；[i]它开出并长时期维系了一种中国为中心的和平的东亚国际秩序，即“东亚朝贡贸易体系”；它还有无数科技发明，其中火药、印刷术、造纸术对人类文明的整体走势产生了关键的影响。以此故，在中国人自己心目中，至少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并不是一个通常所谓的“国家”，而无可置疑地是“上邦”、“天朝”，甚至就是文明本身。
现代中国同样具有超大的规模。除了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疆域，还拥有比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人口加在一起还要多的13.5亿人口 — 13.5亿聪明勤劳、锐意进取、极富产力的人口。目前，中国虽然还不是美英法德日那样的发达国家，但从有关数据看，其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便已达到5.88万亿，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ii] 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519322亿元，即8.3627万亿美元，[iii] 同时也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如果采用购买力平价作为衡量标准，则中国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早在2000年（并非2010年）就已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iv] 据有关机构的最新预测，至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便会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v]即便目前我国人均GDP仍然很低，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因拥有良好的人力资本，也因城市化远未完成，我国经济仍有巨大发展潜力或上行空间，只要不发生意外，本世纪中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规模之大，还不仅只表现以上各方面。文明史上一个最令人惊讶的现象是，各大文明中虽然都出现过大帝国，如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等，但往往享祚仅两三百年便四分五裂，一蹶不振，[1] 唯独前现代中国是个例外。自西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始，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全世界唯独中国大地出现了一幅王朝更替、绵延不绝的历史景象。王朝更替循环意味着政治统一 — 一个巨大地域范围内和一超大共同体中的高度政治统一。考虑到即使在分裂时期，汉族或非汉族局部政权也拥有巨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甚至超过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统一政权，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统一现象就更令人惊叹了（参“附录一：不能机械地理解政治统一”）。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不仅有着无与伦比的政治统一史和王朝更替纪录，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就在一个巨大的空间内将亿万人口从文化上统一起来而言，其所取得的成绩也是最好的。换句话说，历史上的中国不仅政治统一的时间最长，而且政治统一下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在世界上也无出其右。
然而大并非必然强，更非意味着国家会永远强盛而不会遭受挫折。较之工业化如火如荼的欧美各国，18世纪下半叶以后中国经历一个迅速衰落的过程。1840年至1901年，在西方和日本的挑战下，大而不强的中国经受了诸多屈辱，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败、庚子事变、军阀混战。否极泰来，从辛亥革命尤其是全民抗战起，开始了文明复兴的过程。抗战胜利以后，经过三年国内革命战争，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迎来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此摆脱了被列强欺凌、宰割的命运，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49年-1979年期间，在外部势力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下，中国长期处于一种近乎战时共产主义的准战争状态，实施了一种政治和经济权力非常集中的国家战略，也因此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国完成了土地改革，修建了大量农田水利设施，建立一个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包括国防工业），建立了完整的初等和高等教育体系，在人均收入仍然低下的情况下建立了一个初步的农村医疗体系，为改革开放后经济起飞和政治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在这一实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的过程中，在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中，我国的民主宪政建设严重滞后。为此，我们付出了反右、大跃进、三年灾害和文革等沉重代价。至文革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连续三十几年宽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下，全民族的积极性和创造潜力被极大地调动起来，至上世纪末已实现工业化，综合国力得到了飞跃的提升，取得了公认的巨大经济成就和社会进步，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许和钦佩。与此同时，人民的权利意识和民主诉求前所未有地高涨，国际社会也因此对我国的民主进程和国家形象有了全新的期待。
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是，经济社会进步所带来的权利意识和民主诉求的高涨，将发生在一个13.5亿人口的超大国家里，而世界对中国民主的期待，也无疑是对一个13.5亿人口超大国家的民主的期待。正如我国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那样（英国工业化结束时，人口约2300万；美国工业化完成时，人口仅约7000万），我国对民主的大力推进也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试想1850年代，当民主化进入快车道时，英国人口约2100万,[vi] 仅为13.5亿的58.3分之1；1860年代，当民主化进入快车道时，美国人口约3100万，[vii] 仅为13.5亿的43.2分之1。考虑到美国实行联邦制，约3100万人口分布在几十个州，各州又有立法权，则当时民主化进程中各政治体的人口相对于中国人口来说，就更小了，甚至可以小至千分之一以下。因此，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推进民主，难度之大，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前所未有。考虑到地区与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行业与行业间利益的不平衡、阶层与阶层间分配的不平衡，而每种不平衡都将涉及巨量的人口和庞大的既得利益，民主每推进一步，都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一场伟大的试验，前面没有现成的样板可资模仿，中国人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但是在权利意识高涨且迅速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的当今时代，实在没有其他选择，而只能大胆而稳步地向前走，走出一条中国道路来。
超大的人口规模仅仅是困难一个方面。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中国不仅有多个民族、多种宗教，多种文化，而且有着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统一传统。可以说，统一意识早已刻写在民族的基因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以政治信仰、党派立场为转移的神圣信条（即便在台独杂音一度甚嚣尘上的台湾，国民党也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民进党主流也不敢公然挑战这一立场）。这又使中国迥然有异于大多数欧美国家和日本、韩国一类亚洲国家。政治统一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固然也很重要，但作为单民族国家，国家分裂的焦虑对它们来说大体上是不存在的。有着3亿人口的美国固然也是大国，但它并不是多一个多民族大国，而是一个多族裔大国。况且美国少数族裔并非以地域、宗教和文化划界，而是与主流民族混杂在一起，与之分享共同的现代价值观和现代文化，这就与中国以地域、宗教和文化划界的少数民族大异其趣。如所周知，我国有藏独势力和疆独势力存在，台湾地区也存在一定的分离倾向，在这么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同时又有着根深蒂固统一意识的大国推进民主，在人类历史上怎么说也是前所未有。作为中国人，谁也不愿重复当年苏联的老路，一夜间民主化了，却换来国家分裂、社会动荡、经济衰退、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先前的超级大国骤然间败落为一个二流国家。推进民主而又必须保证一个超大国家不分裂，前面没有现成的样板可供模仿，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然而，我们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只能稳扎稳打，大胆探索，逐步推进。我们已是过河的卒子，只能进不能退，除了把这场伟大实验进行到底，并无其他选择。
上文提到的“中国模式”论固然有问题，但其登场本身便说明，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推进对民主的认识，甚至在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开始有了独立于西方的民主论说。
曾几何时，我们还对民主和自由不加区分，以为民主与自由总是肩并肩、手拉手，有民主必有自由，反之亦然，但现在知道，事实并非如此。[viii] 我们意识到，在18世纪前的欧洲和美洲，“民主”是一个带有否定意味的词，[ix]“只是一种治理形式，既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也不是阶级偏好的一个晴雨表”；[x] 然而亘古不变的是，一切握有权力者都容易滥用权力，[2]而民主正好可以对治这一人类顽疾。由于种种认知上的进步，一度被意识形态化的民主话语在我国已很大程度去意识形态化了，相异甚至相反的政治观点不再像从前那样彼此形同水火，绝对排斥，而是已能很大程度地相互包容。（参“附录二：民主仍需去意识形态化”）
既有民主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民主不等于分散或削弱国家权力，而刚刚相反，应起到加强国家效力的作用。适度的权力集中对于任何时代、任何政体来说都是必要的，不如此便无决策效率可言，甚至不能有效提供社会管理和国家安全等基本的公共必须品，在实施赶超战略的工业化时代时代尤其如此。从国际上看，19世纪美国和英国、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埃尔多安执政的现土耳其，都是民主政府适度集中权力以进行有效治理的事例。事实上，较之其他任何制度，未被高福利侵蚀的民主制度（详下）更能使政府有效地集中权力，更可能使国家权威和社会秩序受到应有的尊重，从而更可能实现善治，获得强大的国家能力。
同样清楚的是，过度的权力集中，尤其是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而法治又不健全时代的过度权力集中，又必然意味着继续维护乃至巩固既得利益，使既得利益集团得以继续以权力寻租、以特权致富，而不愿进行任何形式的改革。如此这般，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公平公正难题要到解决，就得等到猴年马月了。这势必会给人民群众本已高涨的不满情绪火上浇油，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公民的平等诉求、自由诉求和公正诉求日益强烈的情况下，甚至可能使社会和国家陷入动荡和动乱的境地。换句话说，如果经济改革使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已久，政治改革却依然停滞不前，公民参政依然停留在一个极为低下的水平，过于强大的公权力受不到应有的制衡，行政审批依然过多，行政管制依然过于严苛，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依然过多，对社会事务依然大包大揽，官员手中依然握有几乎不受节制的自由裁量权，国家就势必成为“利维坦”怪兽，不仅危害社会，也危及国家自身，不仅我们将保不住几十年来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成果，甚至可能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
然而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是，一百多年中国之所以能够推翻“三座大山”，不断发展和崛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至为关键；晚清以来倍受屈辱的贫弱中国今天之所以能够自立于民族之林，崛起成为世界大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至为关键。换句话说，中共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赋予的。尽管如此，在权利意识高涨，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迅速推进的当今时代，中共领导层也必须与时俱进，大力推进政治改革，使广大党员和公民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使公权力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唯如此，越来越尖锐的社会矛盾才可望缓和，不至于积累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唯如此，社会公正才可望得到保证，真正的善治才可望实现。唯如此，中共才能长久保持执政地位，中国才可望真正“崛起”。
20世纪初以来，中国的民主虽然历经挫折，走了不少弯路，却一直或快或慢地在向前推进，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环境已一定程度地宽松化，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协等形式民主的制度平台已初具规模，各级权位终身制已废除，党政最高职位已实现和平更替。这一切都可以视为未来更高程度的民主的必要准备，尽管目前离此愿景还有明显的距离。
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三十几年来年均9.5 %的经济增长率已使我国变成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但持续多年的快速增长和制度漏洞不仅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更养成了一种拥抱资本、疏远劳动的社会风气。在这种情势下，继续只提当年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而不提他共同富裕的号召，有百害而无一益。事实上，当今中国的主要矛盾已然不是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而是效率与不公的矛盾，亦即产业转型升级、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所亟需的消费提升、市场扩大，与分配不公所导致的内需不振，消费市场难以扩大的矛盾。在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推进民主很大程度上就是大力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国内外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民主固然是一种为大多数人类所认同的价值观，是大势所趋、历史必然，但民主的具体样式应该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各国应当根据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摸索出适合自己具体国情的民主道路来。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是：中国的民主必须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而非照搬西方模式的民主。事实上，不仅西方国家的民主与非西方国家的民主样式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而且西方各国以及各新兴国家的民主样式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正因为如此，各国都发展了适合具体国情的民主样式和相应制度安排，想照搬也做不到，就是照搬过来了，也难免橘生淮北，变性走形。菲律宾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它几乎一字不差地引进了美国宪法，实行看上去几乎与美国一模一样的民主，可几十年下来，菲律宾式民主已沦为一种大选一开始便大开杀戒的杀人民主，一种从一般官员到总统无人不贪不腐的贪腐民主，也就难免成为全世界的笑柄。
另一方面，推进民主固然必须考虑国情，中国固然应该有自己的民主样式，但民主的基本理念却具有普遍性，非西方所独有，而为全人类所共同遵循，中国决非例外。《宪法》第三十五条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便属于这种基本理念的范畴。执政党对此有清楚的认识。执政党也同样清醒地意识到，我国在保障宪法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方面做得还不够，所以中共中央一再敦促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充分保障人民“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xi] 民主固然应保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也应保证决策和执政的效率和质量，但让人民享有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无论如何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执政党和理论界都已清楚地看到，在工业化、富裕化之条件下，民众不可能仍像从前那样沉默被动，其利益诉求总是要求得到有效而即时的表达。民众不仅已有表达的权利、意志和能力，而且在很程度上也拥有表达的资源。民主也许不是人类的终极目的，却是适合工业化、城市化、富裕化、交通便捷、信息通畅、权利意识高涨之现代条件下的治理样式。所以对于当今中国来说，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要什么样的民主，以及何时、以何种速度、如何实行民主。
推进民主固然是未来中国最大的议题，但西方样式的全民普选和多党制衡很可能并非适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这意味着在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里推进民主，我们不应照着西方的样式画葫芦，一哄而上搞普选，而应尽力扩大“推官选官”队伍，让更多普通公民、普通党员和普通干部参加到公选党代表、人民代表和行政领导人的活动中来，参与到更加广泛的民主政治生活中来。但大力推进中国式公选，努力提高公民参政水平以有效地制约公权力，并不是唯一的民主路径。除公选外，还应该有其他形式的配套制衡，如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对领导干部进行公开考评、政务信息公开、纪检信息公开、公共信息透明、党内问责、行政问责、群众测评、公示、公众听证会，甚至上访、静坐、游行、示威等。公选只有在同所有这些制衡形式紧密结合起来，才可能真正实现，才可能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推进民主作为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在我国大体上已成为共识。其实早在20世纪初，中国人便欣然接受了源于西方的现代民主共和理念。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加速了这种思想转变：既然源自西方的新理念是“进化”的产物、优胜劣汰的结果，不采纳这些理念，不只有被弱肉强食、开除球籍？于是，不仅共和民主以眼花瞭乱的速度一跃成为主流思想，我们甚至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就连袁世凯以国情特殊、民智未开为由试图复辟称帝，也拟定了君主立宪性质的《新皇室规范》，以法令的形式规定“亲王、郡王……不得组织政党，幷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宫女采选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xii] 这也是为什么在“洪宪复辟”（袁世凯的年号“洪宪”与“宏宪”谐音，“洪宪”即宏扬宪法）失败后近百年历史上，国共两党都不断推动民主性制度建设，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其中最具深远意义的，是实现了最高权力 — 国家主席或总统、国务院总理、党中央书记等 — 的和平更替，杜绝了各级权位终身制。的确，国共两党在开展现代化运动的同时，都进行了各自样式的民主实验，都推进了各自条件下的民主。
也不难发现，在过去一百年里，无数中国人为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感到困惑、沮丧。在很多国人看来，民主永远是水中月、镜中花，一种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但只要能够承认现代条件下的可持续民主必须以稳定的社会、适度的权力集中、强大的国家能力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前提，只要能够承认民主的根本目的不是民主本身，而是善治（基于尊重公意、制衡权力、政治参与、高质高效决策的治理），只要不拘泥于西方式三权分立、两院制、普选、公投等形式，便不难发现，那种认为民主跟现代中国无缘，专制集权是中国人的宿命的看法，是站住不脚的。事实上，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民主追求决不是徒劳无功的。期间，我们虽然经历了诸多挫折，走了不少弯路，但总的说来，民主一直或快或慢在向前推进。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为什么不可以说，我们1949年以后所取得的初步工业化的成绩，1978年以后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和政治进步，尤其是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化，人代会和党代会等组织形式之初具规模，各级权位终身制的废除，党政最高职位的和平更替等，已为高水平的民主搭好了理念和制度的平台，[3]为高水平的民主打下了坚实基础？
随着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我国科技文化和社会治理水平也必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一度衰落的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一场历史性的角色转换，将扮演一个全新的角色，一个比过去一百多年里重要得多的世界大国角色。这与1949年以前西方强加给我们的被侵略、被凌辱的角色将有本质区别。在这种形势下，如果再像过去那样自我定位为一个受气包，便不合时宜了；再像过去那样在民主话语权上总是陷于被动，动辄让某些别有用心的国家组成什么“民主联盟”来包围我国，从政治上打压我们，便不合时宜了。当今中国要有大国的气度，要大力发展自己的民主话语，在国际上积极主动地争取民主话语权，变被动为主动。
推进民主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是言论空间的进一步扩大。不扩大言论空间，中华大地就不可能真正出现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没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我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所谓“崛起”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是否“崛起”了也大可怀疑。没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我们就可能让西方各国永远霸占世界政治、文化和学术话语权，所谓“崛起”便会大打折扣，中国就可能永远只是个二流国家。
客观地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基本经济和社会权利 — 如生存权利、工作权利、受教育权利、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等 — 方面取得了尤为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必须承认，在保障公民政治权利上，我们并没有取得与经济进步相匹配的进展。不妨假定，在特殊国情下实现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选举自由这三大自由的后两项有较大的难度，因此目前只应视为一种愿景，可在未来若干年内分阶段逐步实现，但无论从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看，从目前我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和定位来看，还是从国际社会对一个超级经济大国的期待来看，扩大言论空间都必须提上议程了。
言论空间扩大必须提上议程的一个更重要的理由为，言论自由是所有公民权利中一项最关键、最核心的权利。造谣、诽谤、煽动叛乱、泄露国家机密决不是言论自由，但《中华人民共国宪法》中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第一项，便有关言论自由。《宪法》第三十五条说得清清楚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言论自由包括以语言文字、音像制品、音乐、舞蹈、绘画等形式表达意见、传播思想的自由。《宪法》把言论自由列为公民基本权利第一项，决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言论自由与其他基本权利 —“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密切相联，是这些基本权利的核心和基石，与它们一道构成了公民权利的有机整体。简言之，没有言论自由，其他自由统统免谈。
事实上从古到今，人类在科学技术、思想理念、文学艺术，以及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方面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离不开知识的无拘束流动，信息的自由传播。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信息的自由播布，言论的自由表达，一个社会或国家就可能丧失纠错能力，小错就可能演变成大错，甚至演变成民族性大灾难。言论自由如此重要，以至于很难想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等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思想能够产生在一个封锁信息、不让人说话的社会。反过来看，任何对言论的压制最终说来都不可能取得成功，任何正确的思想、任何有价值的论说最终说来都不可能被真正压制住。这从近年来罗马天主教当局最终不得不承认哥白尼学说的正确性，并就当年处死布鲁诺公开道歉一事，可看得清清楚楚。这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执政党为二十多年前因言获罪的“右派分子”平反，为文革中因坚持真理而遭杀害的张志新烈士昭雪一事，也可看得清清楚楚。
可是现实状况是，我们的做法与1960年代以前的天主教当局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与极左时代的中国也没有本质的区别。当然，与改革开放以前相比，我们的言论空间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大，可如果采用世界通行的标准来衡量，我们仍然十分落后。目前，我国所有电视台、电台、互联网和报刊杂志仍然为国家所掌控，民间媒体几乎没有存在的空间。网络上的民间言论虽有更大自由，但也受到严格管控。政府媒体通常是报喜不报优，不好消息和不同意见往往被屏蔽，公众只能得到单方面、单视角、不准确、不全面、不即时的信息。长此以往，不仅政府公信力将难以维持，全民族的认知判断能力、创新能力乃至整体思维能力都将受到损害，而全民族整体思维能力的下降，又不可能不影响各级决策者的认知、判断和创新能力，这又势必使各级政府乃至整个国家民族回应和处理国际国内重大问题时处于不利地位。在各方面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种情形尤其堪忧。言论自由的缺失解释了为何多年来《新闻联播》的收视率和《人民日报》的订阅量持续下滑，几乎丧失了执政党喉舌的作用；也解释了为何举国上下小道消息满天飞，成为极重要的信息来源。可为什么把不同声音视为洪水猛兽，让小道消息不胫而走？为什么不能像当年邓小平那样，相信“顾大局、识大体、守纪律”的中国人民？看来，即便经济大大发展了，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4] 直到今天，也仍然适用。
今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国力急剧增强，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也日渐重要，可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国家那样，不仅有传达政府立场的主流媒体，也让民间电视台、电台和报刊杂志存在，发出不同甚至批评的声音？为什么对出版社和杂志社实行严苛的管制，硬是让西方出版社和杂志社数量成百上千倍于我国，拱手将话语权让给他人？这是“文化强国”之道吗？这不啻是自缚手脚，自废武功，白白送给西方一个攻击中国、抹黑中国的口实。是不是言论一开放，就会天下大乱？这显然是杞人忧天，不仅可以从民主已相当成熟或尚不成熟的国家或地区（如新加坡、香港）看出，也可以从改革开放以来言论环境不断宽松化，同时却有社会相对稳定、经济腾飞、国家“崛起”看出。温州7·23动车事件尤其值得关注。它清楚地表明，国家权力和民情舆论完全能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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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拜占庭帝国虽然维系了一千来年（西元395年至1453年），但同历史上各中华帝国和其他大帝国相比，其国家规模（即人口数量、经济体量和疆域大小）毕竟小得多。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持续了六百五十多年（西元1280至1922年），一度拥有相当可观的版图，但人口规模却不能同其他大帝国相比，尤其不能同华夏统一国家相比。罗马帝国虽有五百多年历史（西元前29年至475年），但395年便正式分裂为东西两国，更何况从3世纪起便内外交困，危机重重，进入漫长的垂死期。同样能够说明问题的是，在罗马帝国之后，欧洲中世纪除了曾有过一个有名无实的“神圣罗马帝国”外，再没有出现过堪与罗马相比的帝国。
[2]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地的一条经验。”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上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上册，第154页。
[3]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北京、天津、上海等5个代表团代表就‘上海宝钢工程建设问题’质询冶金部，共提了60条意见！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质询案……1989年5月，湖南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部分人大代表曾就廉政建设和公司清理整顿问题质询副省长杨汇泉。3小时专题质询后的第二天，177名代表向大会主席团正式提出罢免议案。该议案通过，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罢免案……2007年，浙江乐清市人大曾创造‘广场政治’模式，人大代表对政府施政独立调查，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一年三审，大量公民代表坐在听众席，并通过电视和网络直播。”戴志勇，《革新‘两会’制度，改善政治参与》，载《南方周末》2013年1月31日评论版。
[4] 邓小平接着还说：“有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小道消息就少了，无政府主义就比较容易克服；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是顾大局、识大体、守纪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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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Francis Fukuyama,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New York，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2011, p.20; pp. 110-138.
[ii] 《中国GDP》，载《百度百科》2013年2月23日。
[iii] 《世界经济数据》http://www.2012gdp.com，2013年2月25日。
[iv] 《论中外经济总量比较中购买力平价法的运用及其缺陷》，《维坊学院学报》2011年03期。
[v] 《中国经济总理2020将超美》，载《中国新闻网》2013年2月13日。
[vi]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570-1931”，载“Genealogical Research In England and Wales”, http://homepage.ntlworld.com/hitch/gendocs/pop.html，08/01/2013.
[vii] 《美国人口历史》，载《维基百科》2013年1月8日。
[viii] 阮炜，《不自由的希腊民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全书各处。
[viii] 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古雅典至今的宪政史》（应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页94；也参阮炜，《不自由的希腊民主》，全书各处。
[ix] 戈登，《控制国家：古雅典至今的宪政史》，页84。
[x]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页210。
[xi]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xii] 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薄注》，载《袁世凯》，《维基百科》2011年10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