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财富两极分化问题一直受到大众和学界的高度关注，然而，目前的事实却枉费了人们的这些心机，作为其主要衡量指标的基尼系数早已突破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据说达到了0.5—0.6之间甚至更高。围绕此，各社会群体和不同政治立场的学者都相继提出了众多的解释，其中声音最为响亮的当属“乌有之乡”派，他们站在民粹主义和东方特色左派的立场分析指出，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主要源自“资产阶级的复辟”， 借改革开放之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再次回潮；只有通过再一次的“经济革命”来捍卫“纯洁”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才能防止这种极端的贫富分化继续恶化。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中国正是因为从毛时代“走”到了“改革”的斜路上，才出现了这种财富占有的不平等，因此若要克服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之前的那种“平等”状态去。

至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是否“平等”，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会有不同的结论，我们能了解的情况是：经济收入相对当下而言“显得平等”一些，但政治权力则很不平等，因为我们找不到当时“民主政治”的影子，当然，若有人坚持认为“文革”正是一种“大民主”，这个问题又显得争论不清了。姑且将这个历史话题搁置不议，而就当下的中国社会贫富分化问题集中进行考察，相信我们仍然能够间接地回答这一重要历史“遗留”话题。孙立平先生在《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一书当中对以上问题提出了另外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当下的社会贫富分化主要源自某种“断裂”的社会结构，并由此导致任何“改革”都是有利于同一个群体，形成了所谓的“整体性精英”人群，除了市场机制本身存在着“不公平竞争”的问题外，政府的“二次分配”也发挥着“负调节”的功能，而社会基层的弱势群体又严重缺乏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和方式，因此难以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言外之意，中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主要是由畸形的权力结构决定的，“资本”的作用则为其次，因此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国家权力出了问题，才导致了这一不良的后果。他同时还指出，由于最高权势集团的“财富占有”情况和渠道不容易为大众所感知，人们就倾向于将贫富分化的罪魁祸首定为身边的“富人”，也就是那些基层社会的资本所有者或经营者。

孙立平先生提出的这些观点很值得关注，最关键的一点是，他解释了“乌有派”的社会贫富分化思想何以能够广泛传播并被人们接受。普罗大众所能感受到的社会贫富分化自然是首先来自其切身的感受，因此他们身边的企业家、基层干部、技术人员，乃至教师、律师等相对较高收入的人群成为他们的主要“参考”对象，也更容易被他们看作“富人”；但是对那些真正的高收入群体（如大型国企管理者、高干及其子弟、各色腐败官员）反而缺少感官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将“仇视”的对象定为一些恰恰“可能不是太富有”的人群，却对导致社会贫富严重分化的“权力结构”毫不知情；如此他们就将改变现状的希望寄托在“伟人治理”之上。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正是抓住了基层大众的这种心态才得以取得“民意支持”（尽管不一定健康和全面）的，但是很显然，这些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企图依靠制造问题的“权力”来“化解问题”注定是要失败的，民营经济的低迷和政府巨大的财政黑洞已经深刻的诠释了这一切。重庆事件暴露出了中国社会治理的一个严峻考验，即我们若选错了“药方”，不但疾病不能治愈，而且很可能会陷入到万劫不复之地。

稍通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人类社会的财富生产和占有从来都充满了各种不平等，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相伴而存，并制造出了社会分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物质财富占有的分化。马克思将人们的经济关系作为分析社会结构的主要坐标，却对背后的政治权力结构进行了含糊化处理，至少对国家权力的“变异”问题考虑不周，这导致受其思想指导和影响的国家特别看重其国民在经济地位上的“平等”，而对构建“合理”的政治权力结构难以有所作为。中国政治长期处于“集权”和“民粹”的循环怪圈当中，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有着天然的契合性，经济平等的响亮口号迎合了基层大众的“民粹主义”口味，而对国家权力的集体主义强调又满足了领导者“集权主义”的需要，随之也就形成了毛时代的中国社会结构形态——某位自命为全民根本利益代表者的权力独裁者与广大的对自身命运毫无自觉意识的基层民众相结合，将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僭主政体”和“暴民政体”结合为一体，肆意对作为社会个体的成员进行专制和迫害。其结果就是：大家都“平等”地贫穷着，只有少数的权力精英依靠“保守秘密”的方式维持着各种权力和物质福利的特权，由此而形成了“社会分化不严重”的假象，但其代价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历程已经深刻的证明：财富的现代生产过程本身必然包含着分配的“不均衡”，这是由工业化大生产的复杂性决定的，而国家的核心功能之一便在于对其进行正向的调节，防止社会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以维系市场循环的正常开展。但中国的情况则显得十分诡异：市场竞争不但难以形成“公平”的底线，国家还难以发挥正向调节的功能，而且经常会制造出“负调节”的机制，秦晖先生将之归结为“负福利国家”的现象；孙立平先生也认为这种“国家权力的运作机制”才是导致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的最主要原因。我们可以这样来分析：财富一旦被权力“绑架”，经济就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政治权力既可以通过暴力将财富进行“均平化”处理，也可以对其进行“集中化”处理，它完全可以由权力所有者根据自己的偏好和现实需要进行选择；在这种情势之下，不管是大众感官意义上的“经济平等”还是“两极分化”其实都有相同的形成机制，即权力垄断的自然结果。我们继而可以发现：财富占有的“一般性分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发生如下的情形——当权力需要制造更多财富的时候，就把民间资本和资本家群体的能动性释放出来，给他们制造财富的政治空间，而一旦出现因贫富分化并导致“民愤”，权力又把本应自己承担的责任推卸给资本和资产阶级，甚至不惜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来稳定民心。如此一来，正常化的社会生产秩序不断被打乱，制造财富的人群之间相互敌对和伤害，而这种悲剧的终极指挥者和始作俑者却“左右逢源”，坐享其成，成为“空手套白狼”的权力运筹家。

可悲的是，对于“权力绑架财富”的事实，很多的中国人毫无觉察，他们都只是看到了社会“贫富分化”的表面，却难以深入其内在机理当中进行思考，因此，财富的制造者代替权力的占有者成为大众心目当中贫富分化的源泉。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民间企业家等群体被不断“污名化”，贪婪、为了利润无所不用其极、毫无人道、压榨工人的血汗等各色词汇被用来形容他们，而那些只需要“盖章”就可以换取无限财富的人群、那些一个招呼就可以将数亿公共财富转化为“私有”的人却没有获得这么多的“头衔”，甚至被大众想象成“解救自己于水火”的青天大老爷。国人难以理解自己的命运，甚至认贼作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致命伤，更是中国社会治理的最大障碍。值得庆幸的是，一些社会调查也发现：很多中国人开始不再盲目“仇富”，而更关注“富”的源头，开始懂得“经济不公平”背后的政治权力不平等，乌有派的“贫富分化”思想正在面临着严峻的“市场流失”局面。相信随着国人“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种发展趋势还会持续下去。

回到生活现实中来，我们应当思考如下这类的问题：如果是包工头克扣了我们的工资，那么是谁本应该负责帮助“索要”却无端地隐身了？如果是房地产开发商低价强征了我们的土地，那么是谁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力并为他们保驾护航？如果说我们做了同样的工作却难以获得与城市人同样的工资待遇，那么是谁制定了这样的歧视规则？如果说我们难以和市长的儿子一样平等地从银行获得信贷支持进行投资，那么又是谁制造的不平等？面对这一系列的提问，人们应当明白：这哪里是“普通有钱人”能够做到的呢！显然，只有认清了权力绑架财富的事实和道理，我们才能理解“这一切”。言语到此，我们似乎已经可以得出一个不算深奥的结论——农民起义式的“杀富济贫”根本就没办法解决中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反而会导致生产秩序的紊乱，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共同贫穷”；只有通过“改革”公共权力的运作机制，使国家权力在财富分配领域发挥正向的“调节”功能，克服“负福利”的困境，既维系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又防范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可能带来的经济（过剩）危机，中国才能够真正地走上所谓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带动大家共同富裕”的良性循环之道，这也许就是中国的古谚语“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智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