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有许多学者把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各国的经济发展停滞简单归结为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破产，这实际上包含者诸多理论误识。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先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说起。为什么中国这30年的经济改革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功？一句话说完，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渐进性地引入了市场机制。一旦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中走了出来，并渐进性地生成了市场竞争体制，就蕴生出了一个在低发展程度上的人口大国的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事实上，无论是世界近代史，还是现代史，无论是西方世界的兴起，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都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是目前人们所能发现的一种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符合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今天，恐怕已经很少有经济学人再怀疑市场经济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了，也很少有人再怀疑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有效作用。历史已经证明，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一旦启动，在具有任何文化背景的任何社会制度中，均会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上蕴生出一定的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但是，市场要进一步深化和扩展，从而经济要获得可持续的增长，就需要一个必要的社会条件，那就是确保市场运行的良序的法律制度。

确保市场运行的法律制度如何才能形成？从理论上来说，良序的法律制度能得以建立和得以运作，首先要政府及其官员本身有效地受一定的法律制度的约束。西方发达国家的近现代历史也充分证明，要建立确保市场运行的良序的法律制度，关键是要把政府有效约束在以宪法为基本构架和一些基本行政法规为具体体现的宪政民主政制之下。否则，如果政府官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无限扩张，且实际上是不受限制的，那么，在引进市场机制之后，他们自然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也往往会在一些现存的法律法规所允许的范围内为自己的家人和亲朋好友敛财聚富创造各种机会和便利条件，从而使他们占据市场体制中财富创造机会中的先机。这种社会安排的一个自然结果是，在从某种自然经济或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会迅速造成一批与政治权力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富人阶层，从而造成社会财富和社会收入分配极度不均和不公，并不断恶化，最终会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明白了这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拉美经济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

拉美国家的经济的长期停滞和增长乏力，并不纯粹是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各国的引入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而根本原因在于它们20世纪70年代前盛行军政府下的国家干预主义体制向民主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由于文化、历史、传统原因和种种社会机遇问题，而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有效约束政府官员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的政治制度框架，形成了一种财富高度集中和垄断从而社会收入分配极度不均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体制。

从历史上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拉美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较普遍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体制和战略，在对外贸易上，则主要采取进口替代的贸易政策。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种体制已经危机四伏，其中包括大规模的国有企业严重亏损，政府负有沉重的外债，加上通货膨胀，此时经济增长已经趋于停滞，且危机四伏。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所启动的拉美经济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特别是在90年代之后，拉美国家大力推行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措施，包括国有经济的私有化、贸易的自由化，并相应地开放了资本市场，减少政府干预，等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由于拉美各国政府只是注意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减少政府干预为主要特征的市场化改革，而在市场经济运行所必需的法制建设方面则步履维艰，结果导致支配和调节人们市场交易的主要是人情关系，或用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的说法，拉美国家的市场交易到目前为止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人情关系化的（personal exchange）。加上在20世纪后半期以来，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仍然继续膨胀，且肆无忌惮地挥霍浪费，再加上政府官员严重腐败，从而在通过权钱交易在市场化过程中造就了一批富人。这一社会过程的一个自然结果是，在拉美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社会收入分配的极度恶化，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贫困人口比例从40％以上还不断攀高。1998年，巴西的基尼系数竟高达59.1％，2001年的阿根廷基尼系数也高达52.2％，而整个拉美国家基尼系数多年来都超过了50%。社会财富和社会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自然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从而也制约了经济的长期增长。这才是拉美经济多年来的症结之所在。

除此之外，在具体的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拉美国家的一些政府也连连失误。譬如，由于拉美国家在私有化过程中大量引入外资，这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导致本币高估，从而损害了出口和本土工业的发展，并导致经常项目赤字不断攀高。在此情况下，各国被迫通过本币贬值或压低产品价格来调整实际汇率，结果导致本国的债务负担加重。最后，政府不得不紧缩开支，而紧缩政府开支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衰退。

人们目前所称谓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无论哪门哪派，他们的基本观点都不是人们所通常理解的那样只是简单地主张经济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问题，他们也决不是天真的“市场万能论”者。无论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还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以及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他们的确主张要把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角色还给市场，并主张要充分依靠市场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去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但同时他们也强调，市场经济必须要有法治和民主政制的保障，否则，就会产生某种腐败的、不稳定的市场经济，且必定会导致权贵资本主义，导致社会财富和社会收入分配中的极度不均和不公。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往往容易忽略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思想家们对于民主和法制的强调，而仅仅认为他们只是简单地主张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以及简单地主张减少国家对市场过程的行政干预。这也导致了有些人总是片面地、肤浅地去理解他们的学说，甚至曲解他们的学说，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从国内学界对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批评来看，大多人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经济学家们实际上不是主张政府不干预经济过程，而是不用行政命令干预经济，或尽量不是作为社会资源的大量直接拥有者来参与经济运作，而是用抽象规则（如法律、法规、和正式的司法程序）来调节经济过程。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笔者认为，任何把拉美经济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停滞和增长步履维艰的格局简单地归结为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破产”的做法，都只能说是只看到了一种表面现象，因而事实上是一种理论误识。

进一步的问题是：尽管在拉美各国在20世纪70年代起就启动了改变军政独裁政制的民主化改革，但为何在其后所启动的经济市场化过程中没有建立起有效地确保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制度？这里面有很长历史文化与传统原因，说到底与西方世界在兴起中的两条不同发展的社会演化路径有很大关系。这两条发展路径的成功的故事式英美式的。从大宪章运动开始，英国经历过1688年的光荣革命和随之发生的一系列相对和平和渐进宪政民主的建设与演变过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宪政民主政制和法治社会逐渐形成且不断完善，从而有效约束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掠夺之手”，相应地建立起了非常完备的保护私有财产和市场交易的法律制度。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美国在继承了英国法律制度的同时，由充分吸取法国民主政治的理论和时间，在建国后走出了一条自己的独特的法治与宪政民主政制建设和不断完善之路。在英国和美国自己的民主和法治政制的建设过程中，不但保护市场交易的产权的法律制度建立起来了，而且逐渐形成了现代金融制度、贸易制度、现代工业组织，从而确保英美经济有一个长期的增长趋势。因此，英美相继兴起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伴随着近代其市场经济生成和扩展的过程，一种民主和法治条件下的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的形成了。

西方社会发展另一条路径则是西班牙、葡萄牙所走过的历史演变道路。在欧洲近代历史上，西、葡的兴起要早于英、法、美等国。新航路开辟后，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美和世界其它地方较早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掠夺了大量的财富，从而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西班牙和葡萄牙。如果单从经济因素来分析，积攒了这么多的白银财富，西班牙应该是最早崛起的国家，其次就应该是葡萄牙。然而，由于在近代历史上，西、葡的皇权专制一直强大，现代民主、法治和宪政体制迟迟未能建立，相应地有效保护私有财产和市场运行的法律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尽管这两个国家均是在有着完善的罗马法体系的罗马帝国的版图之中），因而，白银没有在西班牙停下，而是最终辗转流入了英国、荷兰、法国和其它欧陆国家，变成了这些国家经济起飞的资本。按照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思的见解，在大量白银向东流向西班牙和葡萄牙接着流入英国和欧洲大陆其它国家时，其途经之地物价猛涨，从而通过一系列社会机制和社会过程对欧洲国家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引起了所谓的“价格革命”。在这一过程中，西班牙以及葡萄牙，均在后来一直没有启动财富创造和经济迅速增长的发动机。

一个历史发展的演化路径是，随着西、葡在拉美地区建立起殖民地，他们把自己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甚至语言也带了过去，从而导致了拉美同美国、加拿大这些英法殖民地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英法兴起了，美加也随之起飞了，西葡落后了，南美也随之落后了。这并不是历史什么巧合。墨西哥和美国的得克萨斯州，地理位置接近，各方面的自然条件也很相似，但为何经济发展差异如此巨大？再大一点范围来说，南、北美的自然条件差别也非常相近，南美的自然资源也非常丰富，或许比北美更为富庶，然而，由于不同殖民者带入的文化和不同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基因”不同，对它们后来的民主和法制体制的建设和演变进程所产生的影响也就不同，其各自发展路径也最终大相径庭。这才是后来拉美诸国真正的宪政民主和确保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制度迟迟未能建立，从而经济大大落后北美的主要文化历史原因。

如果再往深层追溯，我们就会发现，历史、文化的差异又与宗教存在着很大关系。杨小凯在生前说过资本主义有好坏之分。好资本主义大都在新教国家。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在美、英、德、加这些新教国家都得到了蓬勃发展。而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其南美殖民地国家，大都是天主教的国家。宗教文化信念不同，又导致了各自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演化路径，从而有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制度。结果，直到20世纪后半期，北美发达国家基本上形成了宪政民主下的法治化市场经济，而在南美社会中，基本上是军人独裁政治、家族统治、裙带关系、以及市场交换中的人情关系这些因素在起作用，从而从根本上缺乏类似于北美社会中的保障市场交易的刚性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在美国，总统虽然有很大权力，但无论是谁上台，基本的法律制度框架是碰不得的。拉美国家则不同。在这些国家中虽也有选举上的形式，但选出的总统往往把法律掌握在自己手中，任意玩弄和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从而总统权力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决定拉美国家政治制度的，是背后更深层次的宗教、历史、文化、甚至语言原因。不同于英美法制文化的西葡的文化基因同法律、政治和其它社会制度相联系，在短期内很难有明显改变。这是拉美经济长期萎靡不振的主要原因。因此，我们不能把导致拉美国家的长期经济停滞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新自由主义政策。

世界历史发展的比较研究清楚地告诉人们，我们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就是因为我们成功地放开或者说引入了市场机制。有了市场机制，经济才会自发地且迅速地成长。有了市场竞争的动力机制，没有钱，可以生出钱来，没有资源，则可以购买资源，因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总是在运转着。否则，即使有了许多金银财宝、有大量资源资源，却不能被好好利用，不能转化为经济增长的燃料和动力。但是，一个社会经济要长期增长，光靠市场机制还不行，还需要完备的法律制度的保障。如果缺乏良序运作的法律制度，或许短期内经济有增长（如中国南宋和明朝中后期、以及康乾盛世时的情形），但从长期来看，在缺乏法制和现代民主政制的条件下，市场化过程所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会不断积累起来，并最终会爆发出来，导致巨大的社会动乱，甚至改朝换代（中世纪的英国中后期的英国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反过来看，自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实行君主立宪制后，英国迄今为止一直保持了一个长期的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因此，没有法治和民主政制，很难有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下的社会的长治久安。反观人类近现代史，对比北美和拉美历史发展的巨大反差，站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关键时期上，在我们更要在坚定走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的同时，一定要认清市场经济运行的条件，加强法制建设，并不失时机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尽早建立并完善现代宪政民主政制。此外，在最近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特别还特别强调了建设民主政制为主脉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就向全社会发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

我们的结论是：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没有民主法治，法制就会失灵，即保护市场运作的产权的法律制度就不能良序运作。在此情况下，如果政府再牢牢掌握大量经济资源，并运用自己实际上不受制约的权力而进行资源配置，那社会的两极分化是一个必然的社会后果。这样以来，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中，社会不安定因素最后会破坏经济增长的势头。拉美经济的长期经济停滞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兴衰和王朝循环更替历史怪圈也证明了这一点。

2008年3月23日谨识于复旦

本文摘要发表于《解放日报》2008年4月24日第7版，作者授权天益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