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阶级理论及其现代发展

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实社会和理论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宣称：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分为各种不同的等级，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总之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同时，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对立更为简单和尖锐。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阵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虽然资产阶级在反抗封建统治时曾经起到过革命的作用，同时也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上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是与他们曾经反对过的人一样，现在他们也走到了历史的反面，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组成部分。然而随着二战之后西方福利社会的建设导致社会结构上巨大变革，尤其是随着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提出，西方学术界围绕“阶级消亡”的话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形成观点对立的两派。赞成“阶级消亡”的学者认为，在西方社会，阶级作为历史的主体已结束，作为理论的客体也被解构了，所以“阶级”作为分析工具与作为社会历史实体都已结束了。反对“阶级消亡”的左翼学者则认为，虽然在后工业社会中，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阶级在经济、政治与家庭领域都没有消亡，仍然是导致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因素，阶级不仅作为社会实体继续存在，并且阶级分析在当代社会仍然是非常有用的工具。这些学者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与韦伯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新马克思主义与新韦伯主义理论取向的阶级分析方法。

在中国社会学界，目前也存在着一种社会结构研究从分层模式向阶级模式转变的趋势。如沈原在《市场、阶级与社会》一书中强调，面对巨大的社会转型以及由此产生的强烈的问题意识，社会学应当把握社会制度和阶级再形成的宏观眼光，将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沈原，2007）。在今天，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依然具有鲜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结构变迁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于1954年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是二元经济形态并存：一元是以古老村落为载体的传统农业部门，一元是以先进城市为载体的现代工业部门。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应当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最终被现代工业部门所吸收。中国的经济形势无疑是二元结构的，但是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却并不像刘易斯所言的那样轻松和简便，其中的原因就是某些制度安排导致中国社会存在着城乡之间高度封闭的二元社会结构。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仅持续多年的僵化的经济结构开始向有弹性的二元经济结构过渡，而且长期以来高度封闭的社会二元结构也在逐渐撤除壁垒，各自分化。社会学界普遍从社会发展与社会分化的角度看待这种变化。陈婴婴在《职业结构与流动》（1995）一书中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原有的现代计划经济部门和传统自然经济部门之外，新出现了现代市场经济部门和高度成熟的前现代经济部门。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不断突破旧有的体制，不但在经济层面，也在社会层面推动着社会阶层的分化。此外“，让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先富起来”的政策从观念上和政治上破除了长期以来的绝对平均主义，各阶层、各群体之间以收入水平为标志的地位差距不断在扩大。在城乡之间，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不同的行业之间，不同的所有制企业之间，原有的农民中，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根据2002年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组的研究，中国社会现在可以划分为十个阶层，分别是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总体上看，中国的社会结构类似于一种金字塔形，稳定但很不平等。

三、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可能

在中国社会的结构变迁方向上，社会学界主要有四种看法：第一种，孙立平提出“断裂社会”观点，认为目前的社会分化已经走向两极分化。第二种，陆学艺等人提出的“中产化现代社会”，认为趋向中产化的现代社会结构正在出现。第三种，李路路的“结构化”论点，他认为边界日益分明的阶级阶层结构已经形成。第四种，李强、李培林的“碎片化”观点，强调分化的多元特征而阶级阶层结构难以形成。笔者认为，中国社会目前还不是两极分化的社会，但是存在着两极分化的现实可能。两极分化是形容贫富悬殊的一个概念，学界一般对贫富差距的度量主要是根据两个方面的考察：收入水平的比较和财富占有情况的分析（李培林，2005）。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状况处于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状态，而且是普遍贫穷下的平均。改革开放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总体而言人民生活得到了普遍的提高，绝大多数家庭维持温饱是没有问题的，大部分家庭能够达到基本的小康。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来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差距扩大。其次，中国地域广大，长期以来存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较大经济发展差距，这种差距是有梯度的，不是完全的断裂。如果用最发达地区的富裕群体与欠发达地区的贫困群体相比较，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再次，判断是否两极分化很重要的一点是恰当地确定“极”的人数比重以及占有的财富比重，从各国情况来看，人数比重应以8%~10%为宜，目前我国尚无有关此方面的具体调查数据，但推测应该还没有如此众多的巨富群体。因此，基本可以确定中国还不是两极分化的社会，更接近于金字塔形社会。

但社会贫富差距的形势也是非常严峻的，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2010年发布的《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2007年至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从3.33:1下降到3.31:1。但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农民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受到很大的影响，从而影响了农民整体收入的增长。同时，城市中不断上涨的CPI导致城市低收入家庭的消费不断增长，加剧了他们紧张的经济状况。

除了这种明显的严峻形势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担心。一是前几年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相当一部分人失去基本社会保障；二是医疗、教育的费用大幅度提高，这种价格的飞涨，本身就是财富再分配的过程。因此中间阶层正面临着困境而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很可能是分化，甚至向下的流动，而不是中间阶层规模的不断扩大。一旦稀有的中间阶层被精英和底层所吸收，那么就真到了孙立平先生所言的“断裂社会”，也即两极分化的社会。

四、马克思阶级理论的现实意义

中国自然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敌对性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冲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不平等无处不在，宏大的社会转型，群体性事件，劳资关系，这一切都值得我们重读马克思，去探寻马克思阶级理论今天的现实意义。且放下意识形态之争，中国社会目前广泛存在着政治权力寻租，分配领域中贫富差距过分悬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下对农民工同工不同酬的身份歧视，以及价格剪刀差造成的对农民劳动价值的剥夺等行为的特殊社会性质。将这些行为归入剥削范畴，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原则。如果不能正视这些社会不公平现象并及时进行改革，那么中国社会就有可能走向两极分化或马克思笔下的阶级对立。我们不妨把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视作从反面对中国社会的警示。

马克思既指出社会冲突的危险所在，也指出了出路所在，也就是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具体到中国来说，就是改革社会关系，维护社会底层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由于我们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估计过分严重，使得我们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而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社会贫富差距悬殊不断开始固化，定型为一种社会结构。因此我们更应追求一种动态的社会平衡，这既符合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出台全面而深入的社会政策，改善中下层人民的生活处境，提供给全体公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权利，防止底层进一步沦落。同时继续培育中间阶层，为社会生产缓和冲突的中间地带。最后还要抑制高收入阶层不断的过度财富积累，通过行之有效的财富再分配手段消解收入差距带来的巨大贫富差距。

参考文献：

[1]陈婴婴.职业结构与流动[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2]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李强.倒丁字形社会与“共同富裕”渐行渐远[J].绿叶，2009，(1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6]沈原.市场、阶级与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7]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8]孙立平.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