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想在这篇小文中谈两点，一是：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共领导的革命，所提供的观念支持；二是：欧陆唯理性主义为什么没有提供像马克思主义那样的鼎力加盟（这其中暗含着这样一个问题，即：表面上看，唯理性主义更应该成为中共所领导革命的直接观念支援。但是，实际结果却不是。原因何在？）【当然，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唯理性主义谱系中的一员，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篇文字就不必写了。但是，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和法国大革命前的唯理性主义还是有些不同。】

而我想从中国传统思想载体的角度去解释两者。【关于“思想载体”的详述，可见拙文《西方哲学与中国历史——兼论汉语思想载体》】

正文

我从哪里说起呢？

哈耶克把启蒙以降的知识传统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英国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一种是以欧陆为代表的唯理性主义。按照哈氏的观点，前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了“自生自发秩序”，承认理性对人造秩序建设的本质缺陷，而经验主义传统，又成为了自由主义的观念载体；至于后者，推崇理性对于人造秩序的主宰地位，而且认为理性必然承担这一责任。唯理性主义的发展，最终走上了极权主义之路。【希望我没有弄错，如果我错了，也与哈氏无关。】对于哈氏所罗列的这两个谱系，包括了许多我们熟悉的思想家。卢梭就是唯理性主义谱系思想者之一。题目中的卢梭，就是唯理性主义者的代表。

一、卢梭

接下来我想回顾一下法国大革命前后，促使大革命爆发的观念。【这里不拟讨论大革命，但是，稍稍提一句，注意到法国大革命之前，就有着流血的传统，那么，大革命中泛滥的暴力，是这一传统的继承与升级。但是，法国大革命中，有别于流血传统的是，大革命是一个以“道德”为观念基础的运动，这是大革命的新意。】以卢梭为例，相较于其生前，在其身后，尤其是大革命之前，卢梭的号召力空前。这是为什么？【本文恐怕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仅仅就一些现象，发表一些看法。】

卢梭大概是把道德和政治以如此强烈的文学表达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人。卢梭把道德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是否表达了卢梭对于现代化的焦虑？以卢梭所认为的政治模型——城邦政治——的理解，这种政治模型代表了卢梭所推崇的道德理念；相对，以现代政治，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只要规模比城邦大，似乎都不是卢梭所认同的道德理念。我认为，卢梭的特异之处就是，他把政治，或者说制度，上升到道德层面，或者说，把道德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并提出用政治解决道德问题的路径。因为卢梭，使得大革命有了不同于以往暴力运动的道德含义，同时，也为大革命建立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道德支点。这使得大革命具有了一种崭新的逻辑叙事：制度革命之所以是必需的，因为革命是为了实现一个“道德”的制度。【朱学勤先生所谓“道德理想国”，我认为符合对这个时期，人们对于大革命目标的想象。】

如果说，卢梭的理论为大革命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逻辑叙事（就这一点而言，不能把卢梭与大革命的暴力泛滥完全联系起来），那么，正是一批知识人的鼓噪（我在中性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我一开始用的是启蒙）——我的意思是在受众所能接触到的层面上，而不是知识人的理论建构的意义上（当然，并不是说知识人的理论建构不是没有问题）——让卢梭的这种“政治—道德”观念，普及并深入到社会各阶层。也就是说，“政治—道德”观念被大多数人接受，即：成为一种共识。

且不论大革命的结果和贡献，在西方政治史上，大革命对于“政治—道德”从理论到实践的尝试，对之后西方政治的走向，有着深远的影响。经验主义阵营对于大革命的反思和批评，使得大革命以及支撑大革命的理论（比如卢梭），成为经验主义者眼中的反面典型。【这里产生的问题更复杂，在这篇小文中不拟涉及，只是捎带一句：保守主义的传统需要在自身的语境中审视。但是，一旦将保守主义（我的意思是自由主义的传统）挪移出来，就必须注意到语境变化后，对“保守”这一传统，以及“自由”这一指向所产生的脱节和张力。简单地说，离开了“自由”这一终极目的，“保守”无从说起。尤其需要提防借“保守”的名义打压“自由”！这就是要客观对待保守主义者，比如伯克，对大革命的评价。】对于法国知识人而言（在此之前，唯理性主义阵营，多是法国思想者），大革命也成为了重要的反思对象。比如托克维尔。在对大革命反思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对“政治—道德”体系的反思。吊诡的是，之后法国一直在“不断革命”，但是，革命主要局限在制度领域，而对于理论上的建树，反而没有政治上的明显。而法国唯理性主义的传统，因为大革命，传播并深深打动了德国知识人。【甚至连中规中矩的康德，都被卢梭的作品吸引，而改变了平日里的作息。是否可以从侧面反映，德国知识人对于大革命的想象和热情呢？】我认为，从此开始，德国接棒法国传递来的唯理性主义，并终于把唯理性主义推上历史的巅峰。

我的问题就在这里，如果说，卢梭所建立的“政治—道德”体系，构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经验先例。它为革命——在我看来，此体系适用所有制度变革（而无论如何命名这种指涉制度的变革。对于“革命”的定义，可见拙文《革命的与流血的》）——提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合法性支撑（虽然，这不是一种逻辑上的支撑）。即使，在大革命后，“卢梭模式”即“政治—道德”模式，被大革命中汹涌的流血烙印“红字”，也不乏知识人对“卢梭模式”的理论批评，但是，必须承认在“政治—道德”模式中，展示了一种可供开掘的、诱人的“革命合法性”，或“革命必要性”的内涵。相信，法国大革命中的人们，也真切体会到了一种置身道德顶点的真理通感，换句话说：越革命就越道德，越道德就越要革命（听起来像不像68年运动中的：“越恋爱越要造反，越造反就越想恋爱”呢？）。我的疑问就是：对于中国革命，具体到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无论叫什么名字吧），为什么不从“卢梭模式”中寻找“革命合法性”，或一套革命话语的建构呢？我想从中国传统思想载体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我会在下文中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详述这一点。不过，我在这里从另一个角度简单说说，为什么我们没有选择卢梭？

附录

卢梭的政治理论，依然属于启蒙运动谱系，无论卢梭的理论有什么样的不足和缺陷，卢梭对于今天普世价值的一些元素有着不可替代的理论贡献，而无论在大革命时代，还是今天，这些因素都有着不容挪移的价值意义。换句话说，如果要从卢梭的理论中继承一些普世的价值，那么，就不得不回到启蒙运动这一历史阶段中，而这就不仅仅是卢梭一人的理论建构，而是一个启蒙的谱系。甚至仅仅是对卢梭引进入汉语，也必将以点带面，揭示出一个启蒙的谱系，它提示着汉语子民一种精神和观念的存在与力量。而历史来看，汉语对于这一启蒙谱系——以帝制前后为例——引进的并不充足。

【这也让我感到迷惑，启蒙谱系所凸显的力量，针对于当时的专制环境，而这种以反专制为指向的精神资源，对于各种专制具有普适性。对于帝制中国，启蒙谱系应该成为最适合的反专制利器，但是，为什么事实不尽人意呢？我认为，有一点需要考虑的是，帝制前后（从甲午战争后）国人强国愿望强烈，而且，这种愿望的思想主体是知识人，他们选择最有效率的强国途径，这就让启蒙谱系中的那些经验主义背景的思想理论淡出国人视线；而对于那些唯理性阵营的思想，在当时的背景下，自然不如那些更直接针对制度的理论。或者说，国人已经无暇细致了解某一种整全性的政治理论，而几乎抱着一种拔苗助长的功利心态，学习最有效率的强国方法。甲午后，国人从学习西方渐渐转向东方（日本），走君主立宪之路。从当时知识人的心态和关注点来看，最后中国“以俄为师”是有着历史渊源的。】

实际上，不仅是在帝制前后，就是今天，我们对于启蒙时代（第一次启蒙运动）的思想资源仍然半生不熟。【我私人认为，今天对于启蒙谱系思想，比如小密尔、洛克、休谟等人的开掘还是不够，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虽然第一次启蒙运动距离我们时间最远，但是，在环境背景中，也许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学习并挪移一些针对今天社会的思想资源，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启蒙资源，对于自我启蒙更有帮助。这一启蒙谱系奠定了西方普世价值的基础，完全有可能成为今天自我启蒙的入门读物。】而不得不说，在第一次启蒙运动中，欧洲普遍实现的启蒙结果（尤其是对于个人的观念的启蒙），在今天的社会中还没有实现。囿于西方（主要是保守主义）对于唯理性主义思想传统的批判，让我们也觉得唯理性主义的确有问题，或者直接与极权主义对接上。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是，就像我在上文的引文中所说，不能脱离西方的知识背景谈论唯理性主义，更不能脱离这种背景，指认唯理性主义与极权主义的联系。对于中国而言，极权主义有着自身的因果，而不能全都怪在唯理性主义身上。甚至，我想说，我们是过于理性——唯理性；还是根本理性不足？别的不说，如果我们老老实实地学习唯理性主义思想理论，我们是否能避免49年后的那些运动狂热？历史无法假设，我的意思是，无论经验主义的还是唯理性主义的，对于汉语而言我们都缺乏，学习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对于我们的思想和观念更新都是积极的。但是，现实情况是，两者我们都没有学，而是直接向极权主义取经。

在野时的中共，作为一种革命力量的存在，相较于一般的知识人，更需要一种激进的理论作为其理论支撑。而在当时的大背景下，知识人普遍向专制倾斜（无论左的，还是右的极权制度），作为激进左派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要比卢梭更革命，更适为一支革命力量提供理论支撑。

二、马克思

马克思的理论涉略很广，这里不拟涉及经济学（剩余价值）、哲学（唯物辩证法）、社会学（阶级斗争）的理论建构，只是想从历史哲学的层面，进入我关心的问题。首先，马克思的理论都有着知识的传承，就历史哲学而言，黑格尔对马克思影响很深。

我认为马克思历史哲学的亮点在于，他把历史与道德联接在了一起，进一步说，马克思把历史作一种价值判断，然后把这种价值判断与道德联系在一起。比如，马克思把历史分为若干个发展阶段，并按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来识别这些阶段；马克思认为道德（普遍伦理意义上的）属于意识形态建构的问题，但是，每一种历史阶段的总和，也呈现出一种抽象的道德——具体的判断标准就是看此阶段是否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如果是促进了生产力，那么，历史就是“进步的”，因此，也就是“道德的”；反之，若是阻碍了生产力发展，那么，历史就是“反动的”，也就是“不道德的”。

以资本主义为例，在资本主义初始阶段，这种新的生产关系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就这一点而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有很高的评价），因此，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虽然，马克思不遗余力地抨击资产阶级道德（他认为这个阶级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道德）。【插一句，不说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就是马克思的行文风格，尤其在批判的时候，我非常的不喜欢，就算是一种审美上的扞格吧。】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进步的历史阶段，是符合“道德”的。相反，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末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可调和的矛盾，必将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于是，资本主义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反动。因此，资本主义的“道德”也就不可取，成为一种反道德。

按照马克思的逻辑构想，一种更新的生产关系——共产主义——必将出现，取代资本主义，成为代表进步的历史。因此，共产主义就是“合道德”的，或者说是“道德”的。

这样来看，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的理解，可以用这一模型来表达“历史—道德”。比较一下卢梭的模型“政治—道德”，直观而言，马克思与卢梭的不同，就在于前者用历史与道德相连，后者则是把政治与道德相连。

当然，两者在西方语境中各有自己的理路和演变，我想从汉语思想载体的角度，谈谈对于两种道德模型的认知。

三、汉语载体中的卢梭与马克思模型

我认为汉语思想或思维，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逐渐定型为以儒家传统的价值判断为方式的思想载体（在此之前，汉语思想载体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流），而这种价值判断，是依托于历史写作这一文体的。也就是说，儒家凭借历史写作这一文体，来施展价值判断，并用价值判断的方式进入思考。

而这种价值判断，具体地运用就是对人与事物进行“二元判断”，即把人与事分为“好人、坏人”、“好事、坏事”，以此作为进入思想的入口。这种价值判断的主流思想载体，在客观和传统上，使得汉语思想或思维，在离开了价值判断，即“二元判断”后就无法思考。帝制的历史表明，若非将那些不适用价值判断的领域强行纳入进这一思想载体外（在儒家学说成为帝制意识形态支撑后，这种提供整全性解释的价值判断在汉语中遍地开花）；就是对于广域的范围保持一种“不思”状态。如果说前者是知识人的功课，那么，后者则成为了普遍人的精神常态。【详见拙文《西方哲学与中国历史——兼论汉语思想载体》】

简略说明“思想载体”问题后，再说说我对帝制政体的看法。我认为，帝制是一个没有观念的制度（详见拙文《观念与权力》）。换句话说，对于汉语制度而言，从来缺乏一种观念优先于权力的设置和传统。制度不是依照某种观念建立起来，而是由权力在实践中“摸索”而来，或者说，是以权力为中心做着“加法”，而形成的帝制制度。也就是说，国人对于观念，以及由观念形成的制度，缺乏一种经验的敏感。

说完了“思想载体”和观念两个问题，下面就说说卢梭和马克思模型。

A、卢梭模型

我在上文中提出，卢梭的“政治—道德”模型，无论在在直观还是理论上，都更适合服务于制度革命，为什么我们没有选择卢梭呢？

我想先说说汉语中的“革命”。

“革命”这个词在汉语中资格很老，而且，它本身也包含了几个普遍元素：改朝换代、暴力、权力合法性的继承与转移等等。但是，古汉语的“革命”从来没有涉及制度变革的内容。比如像“汤武革命”，它指的是商汤、周武在暴力推翻前朝这一过程中，如何获得权力合法性的，而这种“革命”与朝代更替后的制度无关。相较周秦之变，从封建君主制到帝制的制度变革，却不见“革命”的字样。而之后两千年中的帝制时代，虽然朝代更迭时有发生，但是，对于制度本身的变革却不大，或者说，在集权的向度上越来越深入。直到清末，当人们开始思考关于政治制度变革的时候，“革命”这个词开始承载新的内容，指向针对制度的变革，当然，也保留了暴力的原意（注意清末立宪派或改革派，与革命派的对称）。但是，即使是在“革命”一词被赋予新意后，其暴力的所指要比制度变革的所指更明显，且深入人心。【有趣的是，直到今天，人们说到“革命”，普遍地认领其暴力的所指。】应该说，“革命”的能指与其暴力所指紧密联系，从清末到今天依然保持着主流地位。

在这个意义上，中共领导的革命，无论中共如何解释（虽然，我也认为中共对于革命的解释，即使是在理论上，也从没有刻意淡化暴力的所指），至少在国民政府和普通人中，被认为是一场暴力革命。【恐怕，不同就在于，中共对革命的解释，更看重暴力与制度之间存在联系；而国民政府更重视暴力本身，而不是制度，以及暴力与制度之间的联系。】而对于暴力问题，儒家传统有着古老的价值判断，即，“正义与不义”，换句话说，对于暴力以及战争问题，传统观念的价值判断限制在“正义与不义”的范畴，而很少与“道德”这一更高层面的范畴发生联系。

现在再说卢梭模型。

对于中共领导的革命，为什么卢梭模型，即“政治—道德”模型，无法提供观念和理论支持？我认为，原因就是，即使对中共自身而言，这场革命更直接的指涉暴力，而不是政治或者说制度。而无论是明显的暴力指涉，还是不明显的制度指涉，这两者都没有迹象与道德发生联系。而这里所谓的道德，既有普遍伦理道德的含义，也有着——按马克思的理论——一个历史阶段所抽象而来的“道德”。实际上，中共的革命，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很难把政治与道德关联起来，也就是说卢梭的“政治—道德”模型，无论从汉语的思想载体来看，还是从汉语历史的传统与经验来看，都与中共革命风马牛不相及。

B、马克思模型

解释马克思模型前，我想先说说汉语中的“道德”，在汉之前，“道德”一词在不同思想流派中有着大相径庭的解释，儒家对道德的解释只是其中一种。而在汉武独尊儒术后，道德，逐渐成为权力的关键词。“以德治国”成为帝制中标榜的仁政。不仅在权力层面，社会生活也是以道德为最高原则保持运转，这让制度中的每个人——无论权力者还是无权者——明确了自身的道德身份（实际上如何，是另外一回事）。不像西语中自然人与社会人双身份的并存，汉语中以自然人与道德人非此即彼的方式指认一个人。自然人就是野蛮人，而道德人才是文明人。如此看来，道德——且无论它指什么（我认为它的外延非常宽泛）——在汉语中有着深厚的精神和话语资源积淀。对于汉语思想载体来说，一种对于道德的价值判断，几乎位居所有价值判断中的顶尖地位，换句话说，出示道德判断的时刻，几乎就是对人与事的盖棺定论了。

再说马克思模型。

马克思的“历史—道德”模型，再所有引进的观念资源中，最符合汉语的思想载体。汉语的思想载体借助于历史这一文体实现，而在历史叙事中，价值判断也紧密依附于历史叙事展开汉语思想；而道德又是价值判断中的最高级范畴。换句话说，在马克思模型之前，汉语就有了自己的“历史—道德”模型存在，甚至于，两千年帝制中，都是这种“历史—道德”模型在发挥解释学的功能。或者说，是“历史—道德”模型在发挥着意识形态的作用。

于是，马克思模型在汉语中的移植没有出现“排异”，得益于马克思模型，在无意中吻合了汉语自身的认知传统。而我的问题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共革命的观念支持呢？

我认为，关键在于汉语和西语中对于“历史”的观念不同，汉语中的历史，是一个时间概念，指涉过去，而与未来无关。按照汉语的认知，用“历史”造一个句子：“历史是不能改变的。”而西语中的历史，则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发展过程，而不仅仅是涉及过去的时间；不仅如此，西语中的历史涵盖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领域（这里只是提出西语历史外延的一种，并不是说西语“历史”的全部意义）。按照西语的认知，同样造句：“历史是可以创造的。”将西语和汉语的句子放置在一起，就会发现，西语的历史观，涵盖了汉语“历史”无从涉及的现在和未来。我认为，马克思的“历史—道德”模型，不同于汉语的“历史—道德模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扩展了汉语“历史”的时间范畴，把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包括进去。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历史—道德”模型，不仅兼容了汉语传统的模型，而且有所升级。马克思模型使得从历史叙事进入道德判断，这一传统思维方式的演进，在为革命进行观念支撑时，发挥了最大功能。

我用马克思模型来解释共产主义的合法性：共产主义的历史是进步的，因而它是道德的；因为它是道德的，因此才是应该实现的。这听起来和卢梭模型的“越革命就越道德，越道德就越要革命”相近，但是，这只是马克思模型的第一个方面。重要的在于第二个方面，即：历史（未来）是可以设计的，而只要寻找到一种真理（马克思自认为找到了），就可以预见，并设计人们想要的未来（我认为这就是唯理性主义者的标志特征）。而因这种设计出自真理，那么，未来就板上钉钉一样的必然。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与真理挂钩后，也就拥有了预言和创造历史的权威。

如此看来，马克思比卢梭的模型对于提供一种观支撑更有力量，卢梭自己以及信徒没有把卢梭塑造成真理的托拉斯；但是，马克思则绝对是一位人类未来的权威预言家。于是，我们就听到了这位十九世纪的预言家，在二十世纪的东方发出的回声。

我用马克思模型再解释一下其对中共革命的理论支持：暴力革命是为了推翻一个旧制度、建设一个新制度，而新制度是道德的、旧制度是不道德的；新制度的道德来自于历史的发展规律，而历史发展规律表明，共产主义必定到来。而旧制度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如何推动加速新历史的到来？而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就是人民，人民如何推动历史？就是要暴力革命（前提是在中共的领导下）……

【当然，仅以国共的较量来看，马克思模型究竟提供了多大的实际作用，我自己认为不大，这场以暴力形式角逐的竞赛，只能以暴力的方式决出胜负。中共的战争资源动员，究竟是依靠马克思主义还是实际的物质利害，答案再明显不过。】

我想现在是否可以说，中共革命选择了马克思，而不是卢梭，事关两种不同观念模型与汉语思想载体的兼容性。无疑，马克思的模型更适合，建立在汉语思想载体的认知和接受，并且，在历史的观念上，对汉语观念有所升级更新。

余论

小文到此就可以结束了，不过，我还是想说说在革命成功后，马克思模型的去向。无论马克思主义对中共领导的革命有着多么大的理论支持，而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下，如何使马克思模型与共产党政府的统治联系起来，继续提供合法性支持，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如果说在野时的中共只需要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么，49年后，中共要做的事情不仅仅是战争（至少国内已经没有多少战争机会）。“历史—道德”模型，这一源自历史辩证法的产物，本身内涵着双刃剑的性质。在一个人们意欲创造的“历史”没有实现前，“历史”因为其道德价值有着观念上的感召；而一旦所谓的“历史”成为了现实的制度，汉语传统的道德话语，必将自发校准马克思主义对于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抽象“道德”的内涵与外延，而这个时候，那些有违于传统道德的现象，必将由“历史”来买单，而这将不断削弱“历史—道德”的逻辑联系，而这种逻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质。

换句话说，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现实面前已经无法自证其真理的性质，而作为解释功能的意识形态，一旦失去工具的价值，那么，其理论的价值也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按照我的认知，马克思主义除了作为一面旗帜还继续孤零飘扬在宣传的阵地上，权力者与无权者在实际上都放弃了这位偶像预言家。今天，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捧作饭碗，也算是在“资源回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寻觅到了一条不归路吧……

写于2013年8月25至26日 午后 炎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