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三年前，我写了批评外国师爷史华慈和他的中国传人的文字，发表在《读书》2009年第11期上。没想到过了这么长时间，还有人记着它，还写了反驳文章（《读书》2013年第3期），不是我的弟子说起，我也还不知道。
后来托清华的弟子买回来一本。据弟子说，这篇并不值得回答了。我读了读，确实淡不叽叽的。
当年在60天时间里（2010年11～12月），我连续发表近40篇短文，专门讨论所谓“天花板”问题。如今人家反批评，应该说是很正常的，尽管回避了大部分的关键问题。
当年我写那些文字，到底有何意义？
首先是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政治理念辩诬；同时表示，一味西化，只能成为“无根”者，结果只会越来越糟；文章可能还有别的意义，如朋友所说，是为中国的将来“再建道统”。
我以为，将来有一天，不管政治是建立在什么之上，是“民主选举”，还是其他什么，其内核却离不了我在“天花板系列”中所说的这些道理，例如“一人做主”，“能够负责”，“可上对天下对百姓”，等等，等等。
如此，我们也可能终将超越“天花板说”。
说来话长，《读书》2009年第7期刊载《“史华慈问题”——中国思想史上的那块天花板》一文，开头就借用外国师爷的话说，中国历史中有一个恼人的问题总是不断出现：为什么始终不曾出现过一个与此深层结构相异的替代品？作者指出，这所谓“深层结构”，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上至高无上的皇权：它“还真让我们无言以对”，“成了我们文化的一个软肋，一块中国思想史上不可逾越的天花板”。
其后，《读书》2010年第6期还发表有一篇“如何理解史华慈问题”，批评高某不该“空过宝山”，没好好领会洋大人的教诲。确实，俺是不懂什么史华慈的，但如果“皓首穷经”，研读一位老外的晦涩大作，最后得出一个“民主还是比专制好”，说了就跟没说一样的结论，我看，还不如免了罢。
其实，说这些话的人有一个基本点就错了，这就是所谓“立场”问题：那些人对中国文化传统根本就没一点感情，甚至弃之如蔽履，视之为寇讎，只想“灭”之而后快。
另一方面呢，就是一味“崇洋媚外”，以为当今世界上存在一种“万灵”而“一无破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比如“民主”制度，如能把它强安在中国头上，从此就可以了。
其实这是久处“鱼肆”，不觉其“臭”，不知道“专制”二字不但肤浅，而且是一句鄙俗的“骂人话”。实实不该随便出口。
其要害是不给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以“对等地位”，实施“恐吓”战术，上来就让你矮一截子，让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东西文化可否并论齐观？我的意见是，无论“民主”制度，还是“中国传统政治”，不应预存成见，而应对两造等价齐观。当然，这一句话就让那些人接受不了。
最近因讨论小书《乾隆十三年》，再次阅读比较了《万历十五年》，感觉最有意思的是黄仁宇先生在书里表示，明代国家在体制上有很多“罅隙”，不是依赖“直接处理”可以解决的，它“不容许中枢凡事过问”、“处处干预”，而只能依靠所谓“间接管制”，或者说“以道德代替行政”。如果像张居正那样对文官“强迫命令”，则非弄得身败名裂不可。
因此黄先生以为明朝不具“现代性”，此话不假。但我今天是否也可以说，明朝并不是一个“专制政治”？
黄仁宇另一本书《汴京残梦》一书中的精华，则是说大宋皇帝处于百官包围之中，凡事不能不“马虎迁就”。“国家大事看来全是朝廷做主，其实不然……各地方官也不能全不顾及下情。”皇上稍作“分外之事”，即有臣下诤谏。但“如此登场应卯，又与一般百官有何差别”？昔日杜太后即曾向太祖提及“为君难”，朝中公私上下左右的是非，又如何能由皇上只眼独断？宋朝末年，连皇上自己都不能一言九鼎对和对战决策，还要叮嘱自己亲信的大臣忍气支吾。以致神宗悻悻道：“快意事一件也做不得”——这算得“专制”么？
可是，在《现代中国的历程》里黄先生又说，中国官僚政治是以“专制王权独断的裁决”，以“不合理勉强称为合理”（页210），——这里所谓“专制王权”几个字，我经过几番思量，总觉得不如称为“家长制”好，正如他所说（真理总是由上至下）的“男女尊卑长幼”原则（页214），可能更为妥当。
黄先生又说，传统政治，其结构只注重上端的理想，不注重下端的实际情形，结构松脆，效率极低（页131），——我觉得这也不能断然称为“专制”，——所以他又说，“这样的体制在旧时代里不是没有它的积极性格”（页239）；蒋介石的“决心全系自己所下，他不受任何人支配，可是我们亦不能因此称之为独裁者”（页247）。
我们或可以说，当日中枢政令无论能否影响到社会下层，都可以视为庙堂之上的一种“仪式”，表示的是一种“仁政”，是“大家长”施恩于百姓苍生（事实后果不计），要的就是这种“表面文章”（否则后果不可想象），如果后人把它视为“专制独裁”，可真是冤枉煞了！
也可以说，这几个字一出口就弄拧了。这里，还牵涉到一个“专制”的概念问题，可是我们早就发现，“专制”二字在中文里并不是这样用的，在西文里，也都对不上号。
例如，美国学者罗斯金（M. G. Roskin）《政治科学》（第九版）说：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君主制”是一人为了全体的利益而统治。但君主制可能蜕化为它的堕落形式——“暴君制”，单个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使权力。“贵族制”，希腊语意为最好的统治，是少数人为了全体利益而统治。但也可以蜕变为它的堕落形式——“寡头制”，少数人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统治。
其中可能只有“君主制”和中国传统制度有几分相似。其他都搭不上边。
又如李零在《读“动物农场”》中写道：
欧洲政体，古典时代是分为三类六种：“君主制”和“僭主制”是一人统治，“贵族制”和“寡头制”是少数统治，“共和制”和“民主制”是多数统治。亚里士多德说，这三组词，都是前边好，后边坏，君主制最好。可是现代政体，流行的却是民主制。
独裁。我国帝王，称孤道寡，唯我独尊，西周时期，叫“余一人”，最像这个词。这种一人说了算的统治者，在我国，那是司空见惯，并不都叫暴君。中国的暴君，那得“独”到一意孤行、谁劝都不听、随便杀人、近乎虐待狂的份儿上，如纣王之“独夫”。
绝对主义，多翻成“专制主义”，是个没有历史概念的混沌。其实，它是专指资本主义前夜，高度集权的君主制。
诸位看看，哪一个词儿能跟中国传统时代配得上？所以我说：“西方的概念再好也别往中国身上随便安”。
在六十年前，钱穆先生就说过，“近代中国学者专以抄袭稗贩西方为无上之能事”。在他们眼里，中国自然是君主专制，说不到民权，其实，这不过是“把西洋现成名词硬装进中国”。西洋的政治史概念，只有“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三范畴，可当代西方法西斯和共产极权两种政治，完全逃出了这些范畴。“难道中国传统政治便一定在此三范畴之内，不会以别一种方式出现吗？”——为此，我也曾不止一次写道，“专制”一词，无论对中国历史，还是对中国当代，“两不相宜”，都不合适。
钱穆先生就此提出，“我们还得把自己历史归纳出自己的恰当名称”，而不可附会演绎，太随便太懒惰（《国史新论》）。
现在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自创词义，拿一个自己制造，“自以为是”的概念去跟别人辩论，像是唐吉珂德跟风车作战。其中最有名的一个“风车”，自然就是所谓“专制”了。
最近我的朋友维光写道：有一种典型的观念论者，他以为他掌握了真理就可以随便谈什么。把一个词翻译成什么，那要看这个术语是如何产生的，人家如何使用的，指的是什么，不是他一拍脑袋想当然的。他不去看文献，不去了解发生发展史，居然指定西文词应该是什么意思。
我也碰见这样的同仁，就是“想当然”的认为中国传统就是“专制”的，这个词从何而来呢，就是他自己的“感觉”和“解释”，拿自己发明的概念充数，如说：一人做主就是专制，政治垄断就是专制，反正就是那个小羊羔了，不是它也是它！悲夫。
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字呢？我只是想证明，各种政治制度可能都有其“天花板”，都有其“不幸”的历史，怎能把中国传统拿出来单一股“特殊照顾”？如果我们先把中国文化传统看扁了，还没怎么着，就当成了“臭狗屎”，后面还有什么可说的？
所以我说，如果不能解决正面看待传统政治理念这一问题，所有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都翻不了身，先就把中国自己的文化“抹黑”了，还有什么“国”可“爱”？
至于《读书》第三期的文章，我本来想放在一边算了，可读了最后一页，看到作者说：“我们之所以关注史华慈问题”，就是要“认清我们的短处，看清我们文化的缺陷”，以便与“来自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嫁接，——就不禁拍案而起：
好一个“外国师爷和他的中国传人”！
好一个“克华兴洋”！
好一个百年来的“陈腔滥调”！
中国百余年来的悲剧，岂不尽在于此，——尽管它不在于内（中国传统），而在于外（西方邪魔），——这样下去，我们还有什么将来——恐怕既没有今日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也没有明日的希望！
《华夏时报》2013.7.10《中国历史是“专制传统”吗？》（限于篇幅文字有较大出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