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9月22日第3版
黄仁宇说他不是功勋烜赫的大人物，照一般说是没有写回忆录的资格，可是他作为历史学者有必要把自己多年累积的观点以飨后人，这是他“大历史”形成的经过，与他个人一生的际遇感受是分不开的。
用“大器晚成”来形容黄先生是很恰当的，他在学术界的地位直到《万历十五年》与《剑桥中国史》明史部分后才得到公认。占回忆录百分之九十以上篇幅的是第二部分：“我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他在美国社会，学术圈做边缘人，沉重反思中国近五百年历史过程有感而作。
我在美国念书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时，黄先生已出道在纽约的纽普兹当教授。孜孜营营在寻求赞助者，申请美国各项科研经费，以列身名教授之流。他每次遇到的挫折都勾起往年一连串的心灵创伤，他整个回忆录的主题就是“屈辱”。他个人的屈辱，民族的屈辱，他个人被误解而遭到的冷遇，与民族的被误解而被洋人看扁，交织在一起。这种情结是很多在海外的中国学者所共有的，黄先生将他的痛苦感受升华，形成一种“大历史”观，比起他同一辈人在顾影自怜，怨天尤人声中，从学术界消失，是很令人钦佩的。
在黄先生之前，于美国校园立足的中国学人老前辈，如我在华盛顿大学念书时的萧公权先生，李方桂先生等都是早年清华留美，在国内学术界有相当的建树，一九四九年前后在兵荒马乱之际再度来美。同时期西欧战后萧条，东欧国家成为华沙集团成员，不少学者也到美国大学谋生，给美国校园带来所谓“老世界的深度”。同时也成了校园一景：几位教授在走廊上用德语寒暄，匈牙利教授用马戛尔文在彼此门上留话，中国老师们在一起各地方言杂烩，更是热闹。他们一般都受到尊重，研究经费也很充裕。美国在冷战时期急于建立对世界冲突热点地区有知识的人才，许多学生靠国防经费下的助学金上学，研究生中更不乏军人，情报人员等以公费进修者。以区域为主题，结合各科系成了所谓“中国研究”，“日本研究”，“苏联研究”等。历史在其中不过是一部分，给予学生一个基本的概念，辅之以经济，社会，地理，人类学，其它人文科学的知识，以形成对区域的全面了解。后来研究生中有些投入学术界，于是造就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各领风骚的一代新人学者，黄先生赶上了这一波。当时美国大学还是在扩张的年代，可是研究经费已不是唾手可得了。申请时要看推荐信的分量，与评审会的人脉关系等等。于是内围、外围的圈子开始划分的清楚。譬如费正清在美国的中国研究影响力，退休后直到去世，历久不衰，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徒弟门生在学术界，基金会身处要津，只要费公一封信，一个电话，还是起到很大的作用。黄先生自认是费公的学生，可是到底不是入室弟子，能沾到的光自然有限，即使在内围的弟子中，也亲疏有别。据说费公回忆录《走向中国》（China Bound）出版后，他的受业生们急忙翻到卷后人名索引，看看有没有自己的名字，结果绝大多数都大失所望。被题名的只有当记者的白修德与在密西根大学的费维恺与女弟子Mary Wright等寥寥数人。
我在1975年在哈佛东亚研究所做博士论文研究，也曾出入费公在校园边的寓所。显然他对学生十分照顾，应付讨好的人也有一套练达的从容态度。我很了解黄先生周旋于这些人边缘，孤单而又诚惶诚恐的感受。他一边感到自己的渺小，一边又孤芳自赏，心里很矛盾。在回忆录中，他感叹的认识到学术有“自身官僚架构”，必须有名气才能用威望压人。
费正清主要立论于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由于长久的封闭，完善成自己一套体系，不能适应外来强烈的冲击，而导致百年来徘徊于变法与革命，西化与传统不断的寻求在现代世界立足的定位。其实费公的入室弟子中对他基本理念有修正看法的不乏其人，柯文（Paul Cohen）主张以各角度研究不同层次的社会史，Joseph Fletcher对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上论证出许多不遵循所谓“朝贡体系”的例子，甚至他的衣钵传人，接掌东亚研究所的孔飞力（Philip Kuhn）在研究太平天国时湖南农村社会的变迁，也与其师相左。黄先生的“独立思想”，标榜是由费正清学派脱出，独树一帜，显然是言过其实。七十年代已有学者走向“大历史”的观念。在“由小看大”上做工夫。耶鲁大学的史景迁就开始写一系列的著作，由微观到宏观。后来黄书《万历十五年》由耶鲁大学出版，英文题目直译为《1589，一个没有特别意义的一年》，就有史景迁的影子在。
史学大师陈寅恪说过：一个时代的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黄先生治明史有际遇的因素。在密西根受到Charles Hucker的启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美国学术界盛谈的热题之一就是中国国内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探讨与辩论。这对黄先生不能没有影响，而他在书中却没有提到这个在没有正当交流渠道下当时美国学者因中国国内所提到新问题而扩大他们的视野。甚为黄先生推崇的普林斯顿大学明史专家牟复礼于1972年在华大当客座教授。他昔日读博士时是萧公权先生指导的，那年为了翻译萧先生经典之作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特别来到华大，在西雅图就近向已退休的萧先生商榷。牟教授有儒雅恂恂君子之风，讲课很有启发性。他对中国国内学者非常推崇，感叹“文革”浩劫。谈到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一再强调这个课题的重要性。他把当时对明史崭新突出的看法都归功于国内学者史料的整理和论点的启发。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历史学界受到法国“年鉴派”思路的影响。一般老一派有声望的学者表面上不太愿意肯定这个学派的观点，但是在方法上并不排斥这个学派的启发。柏代尔（Fernand Braudel）对地中海地区的研究著重经济数据，算出在能源上有多少拉货的马匹，薪柴，煤炭，人工，船只，风车等。这无疑给黄先生的治学设了一个尺度，于是费正清自己对数据不内行，可是对黄先生的要求就严格到专业的水平。黄先生的大历史的许多论点，如气候变化等在法国学者拉杜理（Emmannuel Le Roy Ladurie）也早有系统的看法。这些他也似乎不情愿归功于外人。
黄书“羞辱”为主题，最能引起国人的共鸣。他生命中羞辱的烙印处处可见，在上海时女友家洋房每层有浴室使他觉得自卑；当军官时，直接间接受美军的屈辱；到美国打工时与同事老板格格不入；最后高潮是被纽普兹解聘。不管事隔多年，无不历历在目，记得清清楚楚。黄先生在历史人物的批评相当宽厚，对蒋介石，毛泽东都有相当的敬慕，对日本人，俄国人也无恶意，而在现实生活中的小事耿耿于怀，不能超脱。他湖南骡子的脾气有其可爱之处，但是他却常跟自己过不去，在纽普兹时，他显然对教书掉以轻心，没把同事学生看在眼里，他巴结的是哈佛，普林斯顿及英国剑桥世界级的学者，经常请求留职停薪，到别处去做研究。到1979年解聘之事发生，如同晴天霹雳，事前没有同事向他通风报信，特别显出他在学校的孤立。丢掉差事之后，同事邻居对他讲什么话，他都听来刺耳。好在黄先生发愤作书，天无绝人之路，国内对《万历十五年》的认可，终于使得国外也刮目相看。
《黄河青山》这本书台湾版的封面是黄先生背对读者，面向人工描绘的黄河青山。这张照片取之于在黄先生坐在纽普兹家中阳台，对着邻居院落及远处赫德逊河谷的山坡。景色恬静却平淡而无味。照片里那一区的房子显然是七十年代美国工厂大量生产一式火柴盒式的预造房屋。黄先生在书中说他的住房每层都有浴室，这是他的美国梦实现了吗？如果这栋房子代表着美国的实用性和功能性，它也反映出一种短暂性与一种美感上的贫乏。黄先生被解聘后，就在这里任思想驰骋，放宽视野，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写出一些具有时代意义的著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黄河青山一黄仁宇回忆录》 黄仁宇著 张逸安译 三联书店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