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在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免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实际上，此前半年即1980年12月初即提出辞职，并不再主持政治局工作。由此算来，从1976年10月起，华国锋主政四年整。农村改革起步并突破，正是发生在这几年。因此，现在追溯和呈现改革政策过程，不能不专门关注华国锋。
在回忆农村改革诸多著述中，杜润生等人都谈到了华国锋，但多是特定情境下偶有提及，并未系统介绍。本文力图梳理华国锋的农村政策思路，勾勒华国锋在早期农村改革中的角色作用。
农村工作经历
以职业历程看，华国锋农村工作经验相当丰富。在几乎整个五十年代，华国锋在湖南湘潭先后担任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与现在不同，那个年代的地县县委书记主要精力放在农村工作中。1959年华国锋进入湖南省委领导层，长时间分管农业；1971年进入国务院领导层，接替纪登奎分管农业，直到1976年初成为国务院代总理。
文革后期，中央层面分管农业工作的领导人，似乎出现了三驾马车的局面。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都参与农业领导，日常工作主要是华国锋负责。如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纪登奎主持起草会议文件，华国锋负责会议组织，陈永贵在会上做工作报告。不论是在地方，还是在中央，华国锋领导农业的经历，不仅超过赵紫阳，更超过万里。赵紫阳建国之初担任华南分局（即后来广东省委）农村工作部长，后来担任省委秘书长，再后来担任省委副书记分管农业，不久即主持省委常务工作。与华国锋比较，赵紫阳建国后没有在地县工作过。万里从建国初期就进入工业领域，一直做工业和城市工作，1977年到安徽才开始领导农村工作。现在看来，一个领导人的政策理念开放或者保守，与工作经历并无必然联系。
从主政时期的谈话和工作部署来看，华国锋高度重视农业，比较清醒地看到了中国农业的差距和困境，对于“大锅饭”体制也有所认识。 1978年7月4日，华国锋与胡耀邦有一次长达九小时的谈话，根据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会议上转达，华国锋在这次谈话中谈了中国农业生产的问题，指出：“插秧机是我们发明的，日本引进去，3年就普及了，我们自己到现在还不能过关。”“国外机械化养鸡场，15万只鸡，只两口子管理。我们红星农场21万只鸡，280人，保卫干部4个。”这显示华国锋能够从国际比较中看待中国农业，而且看到了管理上的问题。华国锋也谈到，“我们现在是干好干坏、干与不干一个样。”“农业怎么加快，要全党再动脑筋。”显然，华国锋对农业工作相当熟悉，也有比较务实的态度，这显然不同于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制度的空想，不同于陈永贵在政策上的极左主张。在这种背景下，1978年12月三中全会常务副总理纪登奎代表中央所做的关于两个农业文件的起草说明，比较客观地指出了中国农业的严峻问题，一定程度上强调放宽政策和建立生产责任制。
但是，华国锋关于解决农业问题的大思路，并没有跳出毛泽东政策思路的基本框架。华国锋解决农业问题的主要思路，还是农业学大寨，巩固人民公社体制，或者说，寄希望于通过旧体制来解决农业问题。当然，强调继续学大寨，坚持人民公社制度，这也是当时中央高层的共同认识。那时，认识到农业学大寨、人民公社的道路走不下去的领导人很少。在中央领导层，并没有人能看到人民公社体制深层问题，在地方领导层，万里这样能看到体制深层问题的省委书记也不多。1980年9月，中央召开省委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包产到户支持者不过四五位。
如果把左倾政策理念细分三等，以当时三位领导人来比较，可以说：陈永贵最左，华国锋居中，纪登奎再次。在理解和执行左的政策方面，华国锋并不激进。但是，他对于文革中的左倾政策也缺乏反思批判，放在不同人物比较中可以明显看出。从1978年春天开始准备三中全会农业文件来看，陈永贵的主张比正在推行的极左政策更左，当时农林部很多人称其为“左上加左”；纪登奎则认为现行政策已经有一些左得过头，应该回到《人民公社条例》即“六十条”，因此自称是“六十条”派。《六十条》本身就是左倾政策思想产物，而陈永贵则左得更远。
如果把华国锋与万里比较，差别则是性质上的。万里到安徽几个月之后就发现，现行农村政策、农业经营体制无法持续。改革最初的政策思路分歧集中表现在农业学大寨问题上。经过农业调查，万里比较清醒地看到，农业学大寨对于中国农业是穷途末路，人民公社制度必须深刻改变。所以，万里在参加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提交了关于改革人民公社制度的书面建议。万里在晚年会议改革过程时明确指出，农村改革的第一回合，是从反对农业学大寨开始。翻检华国锋这个时期的讲话，不论公开的，还是内部的，华国锋对于通过学大寨来解决农业问题，是明确而执着的。他担任最高领导不久，1976年末就召开了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县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五千人参加会议，把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作为抓纲治国的根本举措。1978年初，又大张旗鼓地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现场会。由此可见，也许他是真地相信农业学大寨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出路，或者说，华国锋是在忠实地继承毛泽东遗志。
但是，胡耀邦认为，华国锋未必完全认同毛泽东的政策路线，因为华国锋在文革后期曾经几次被毛泽东批评“满脑子农业生产”。华国锋主政之后这样做，一定程度上是出于维护和巩固自己权力地位的需要，采取了实用主义态度。在1980年10月批评华国锋的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曾当面指出这一点。
早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用胡耀邦的话说，一些对于农村改革“先知先觉”的地方领导人，就开始了对于旧的农业政策的批判挑战。万里主持的安徽，在全省范围内停止了“农业学大寨”，1977年底出台了放宽农村政策的省委“六条”。这个富有政策突破性的文件受到邓小平称赞，并在1978年初推荐给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赵紫阳很快就出台省委十二条。相信这些地方的新政策动态，华国锋也是掌握的。但是，华国锋对于这些政策作何反应，是否有批评，迄今没有资料披露。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工作指示
1978年春天，根据最高层部署，农村政策研究的头等大事是，为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起草两个农业文件，即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和制定新的人民公社条例。那时还没成立国家农委，这个文件起草以农林部政策研究室为基础力量。
8月3日，农林部政策研究室传达了华国锋主席关于农业问题的内部谈话。主要讲了如下问题：
第一，要重视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和专业化，经济作物应当适当集中，“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是指大的布局，有些地方强调以粮为纲太过分了，要因地制宜、适当集中，适宜什么就种什么。一个生产队，什么作物都种一点，这不合适。
第二，要重视发展林业畜牧业，把农林牧放在同等地位，有些地方不适合造林开荒，可以种草，有些地方可以养肉牛。特别是可以养鹌鹑，三斤鹌鹑蛋顶一斤鸡蛋，还可以省饲料。
第三，要加快农业机械化，引进大批机械不如引进样机后自己生产，不让搞县级办的小化肥厂、小农机厂是不对的，这样的工厂有利于打仗，有利于培养人才。要积极发展社队工业，不能把花生运进城里，榨油后再运回乡下。
第四，要认真分析农业学大寨到底存在什么问题？现在分析得很不够。什么情况下农业发展得快，或者发展得慢，各省要做出分析。全国来说，还有二百个县的农民生活停留在解放初期，要加快解决。
以上是华国锋在谈话中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考虑重点，或者说显示了他理解中的农业问题。华国锋这个谈话，没有什么空话大话，内容相当平实，显示了他对于农业相当熟悉。但是，作为最高领导人，讲了一些非常具体的生产内容，似乎太过具体细致，缺乏应有的深度高度。
华国锋讲话时，安徽等地的包产到户已经开始，旧的农业生产体制面临猛烈冲击，但是华国锋似乎没有意识到。从思想深处看，华国锋认为公社体制的制度框架起码还要适用二十年，解决农业问题的工作途径主要还要依靠学大寨。人民公社要管二十年的想法，通过高层渠道传达给文件起草组，作为文件起草的指导思想。从这个角度看，当时包括华国锋在内的高层领导人，还没有从根本上反思人民公社体制。
根据万里回忆，华国锋对于安徽的包产到户试验，一开始未置可否。1978年秋，因为省委六条的鼓舞，安徽一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万里曾找到华国锋，当面汇报包产到户，华国锋默默无语，既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点头允许。1979年2月6日，万里主持省委常委会，在经过激烈争论后，同意山南区作为省委的试点，但是“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通过万里讲的这个故事，可以领略到华国锋的政策态度和决策风格。
关于“包产到组”的态度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中央领导层通过正式信息渠道，了解到安徽等地出现包产到组，甚至出现了包产到户，是在1978年10月。当时，主管农业的常务副总理纪登奎，从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反映，找了农林部负责人谈话，要农林部安排人员前去了解情况。农林部随即派员到了安徽。面对包产到户的出现，纪登奎比较平淡，没有表示支持，也没有如临大敌之感。
现在，关于华国锋听到包产到户后具体反映，并没有发现直接资料，但不满是显见的。国家农委成立之初，王任重在谈话中转达了华国锋的这种不满。1979年2月20日，华国锋在听取农委工作汇报时指出：应该注意总结发挥集体生产优越性的好经验、好典型，加以推广。随后，华国锋在农委报送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清样”空白处作出批示，批评一些农村包产到组，出现抢农具牲畜、闹分队的现象，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巩固。
3月14日，王任重根据华国锋指示精神，写信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指出人民公社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决不能退回去，并要求人民日报配合宣传，批评和纠正已经出现的包产到组。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署名张浩的群众来信，并发表了长达五百字的“编者按”，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要求各地纠正包产到组。这个来信和编者按，是包产到户政策纠纷中的重要事件。“张浩来信”事件引发了中央与地方的政策意见冲突，具体说是中央农业领导部门与万里主政的安徽之间的公开交锋。这个事件的总根源在华国锋，策划者是王任重，具体执行是国家农委。
现在看来，最能展示华国锋农业发展主张，特别是包产到户等重大问题态度的，是在国家农委会议上的两次讲话。第一次是1979年3月20日，在七个省农委负责人、三个县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小型座谈会上，华国锋在听取汇报后讲话。这个讲话持续两个小时，涉及农村问题诸多重要方面，是了解华国锋思想的重要资料。第二次是1980年1月31日，在各省农业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华国锋也有一个讲话，基本内容与上次讲话一致，但会议进程却颇为曲折。
农委会议上第一次讲话
1979年3月，在国家农委召集的“七省三县”座谈会讲话中，华国锋开始就强调了农业工作的指导思想，即：农业要搞上去，主要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个农业文件。
但是，这两个文件其实有内在冲突。文件之一的《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调动农民积极性，扩大生产队自主权。针对当时大呼隆、出工不出力、农民没有劳动积极性的普遍情况，文件鼓励社队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但是，文件同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文件之二是新的《人民公社条例》，这个条例意在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体制，在关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规定上，比1961年条例还左。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贯彻三中全会的文件精神，其实可以作方向相反的理解和解释。
华国锋的这个讲话，比较集中地回应了农村工作的突出问题，主要有六方面内容。
第一，关于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华国锋不同意包产到组，更不同意包产到户，但表达方式比较温和。他认为，分队、分组过小是不利的，分包到户更加不利。例外情况是，100来户的大生产队可以分组作业，山区居住很分散的几户人家可以到包户。但是，华国锋强调这都是特殊情况。华国锋不赞成联系产量计算报酬，认为生产过程的“某一段工作究竟影响多少产量难说”。他强调，生产队工分分值有高有低，这本身已经联系产量；生产队可以奖励，但是不可以奖励实物。华国锋批评宣传工作“提倡联系产量的办法太多了”，指示会议“文件只划点大杠子，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可以看出，华国锋是在人民公社框架之内讨论责任制问题，把责任制作为人民公社本身的经营管理问题，着眼于巩固人民公社制度。在他看来，不仅包产到户不可以，包产到组也不可以，甚至生产队联系产量奖励社员也不可以。这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在这次会议前要求人民日报公开批评包产到组。
第二，关于阶级斗争问题，华国锋强调，虽然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但是阶级斗争还是有的，阶级斗争还要搞，但是阶级斗争方式不要疾风暴雨，不能扩大化。
第三，关于贫下中农协会，华国锋强调，各地贫下中农协会不要一下子取消，未建的也不要再建。不能认为地主富农摘帽了，贫下中农协会就可以不要了。根据王任重对华国锋这个说法的解释，地主富农摘帽的问题，还要经过贫下中农审定，摘帽以后，贫下中农协会还要对原来的地主富农进行管理。所以，类似贫下中农协会的组织，还是需要的，这是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需要。
第四，关于农业学大寨问题，华国锋强调，农业学大寨还要继续，特别是大寨艰苦奋斗的精神还要长期宣传，周总理概括的“三条基本经验”还是好的。1964年，周恩来把大寨的基本经验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一般来说，华国锋这个话也没有错，但是，在大寨已经成为农村极左政策和体制的集中表现、严重伤害农民的基本权利、成为农村发展紧箍咒的情况下，华国锋不反思“大寨经验”的深刻弊端，而继续强调大寨经验，强调学大寨“有真学假学的问题、有假学半假学”的问题，执着于通过学大寨解决农村经济发展问题，显然没有认识到农村政策和体制问题的严重性。
第五，关于社队企业问题，华国锋指出，那些与工业争原料的产业，不要搞社队企业，如卷烟、纱纺等行业。这里的社队企业，就是后来发展成农村经济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是否支持社队企业发展，是改革初期政策争论的重要焦点。华国锋不论是在湖南工作，还是在国务院管农业期间，对于社队企业发展的态度都是比较积极的。在这次会上，华国锋提出一些与国有工业争夺原材料的行业不发展社队企业，是从经济全局考虑，并不能说明其保守僵化。相反，他的系列主张对于当时的社队企业即后来的乡镇企业起了有力的积极作用。关于乡镇企业与国有工业争夺原材料而要加以限制的争论，在差不多十年之后的九十年代初期，依然在激烈进行。
第六，关于商品粮基地问题，华国锋强调，国家农委要抓好商品粮基地建设。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很多地方不能解决温饱，城市粮食供应紧张。当时中央政府发展粮食生产的关键性举措，就是在一些粮食主产区，选择一些县作为商品粮基地，国家给予财政上的特别支持。
由此可见，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华国锋的农村工作思路，有农业生产问题，有乡村工业发展问题，乡村政治控制问题，有经营体制问题等，基本上是遵循既有体制寻求经济发展。面对安徽等地的大胆突破，华国锋试图阻止。华国锋虽然主张农业生产要有责任制，但是不同意实行“联系产量”即“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更不同意“包产到户”。华国锋表达否定意见的方式，语言温和，措辞比较委婉，有时候像是在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沟通，并不令人反感，但原则立场是明确的。华国锋这种立场，持续到他在高层决策中被彻底边缘化。
关于深山区孤门独户是否包产到户的问题，是华国锋主动提出的。1979年3月20日，即在农委召开七省三县座谈会向他汇报时，华国锋说：“包产到户，大家不赞成，但是有些大山区孤门独户，那里有几块地，不能把人家赶下山来，造成浪费，可以包产到户，参加生产队分配，统一在集体经济里。但就大多数地方来说，不能包产到户”。这个意思后来体现在这次会议纪要即中央31号文件中。据此，人们通常说这是为包产到户开了政策口子。
偏远山区单门独户搞包产到户，能否算开政策口子，一直有不同看法。在后来的改革回忆中，有观点认为这是放宽政策的一个阶段性标志，也有观点认为这并没有独立的政策意义。当时的政策主流意见持后一种立场。1980年1月，在国家农委工作会议上，副总理王任重明确表示：独门独户包产到户，从来都是允许的，是自然环境条件决定，不是新政策。
农委会议上第二次讲话
1980年初，华国锋在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的讲话，是目前为止有案可查的，华国锋主政期间关于农村问题最后一次重要讲话。
1月10日至2月2日，在副总理兼农委主任王任重的直接领导下，国家农委召开了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会议主要目的是，要通过加强人民公社经营管理，来抑制、克服已初露锋芒的包产到户。这仍然是一个规格不高的会议，与会人员主要是各省农业部门负责人。华国锋带领邓小平、李先念、余秋里、姚依林、胡耀邦等领导人，于1月31日出席会议，听取汇报并讲话。这天的会议，从下午三点开到晚上九点，会议中间有简单晚餐。
在这次会上，面对包产到户的争论，华国锋先让李先念等政治局委员发言表态。李先念等领导人都表达了对于包产到户的否定意见。然后，华国锋自己讲话，基本精神与上年讲话一致，不赞成包产到户。最后，他让邓小平讲话，邓小平以包产到户问题事先没有通气、属于突然袭击为理由，不肯直接表态，并且委婉地批评会议没有准备好。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顾左右而言他，谈了2000年实现小康、人均1000美元的战略目标。
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之后，中央没有发出文件。据农委内部传达，关于这次会议，王任重和华国锋原来的想法，准备再发一个中央文件，以重申农村基本政策。但因为邓小平不表态，高层意见分歧显现，会后王任重主持国家农委向全国印发了会议纪要，其基本精神等同于上年的中央31号文件，即不许分田单干、不要包产到户。但在安徽，万里认为这次会议精神与安徽省委会议精神不一致，拒绝在省内传达这次会议精神。人民公社管理会议结束半个月之后，1980年2月下旬，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没有专门讨论农业议题，但是对高层决策结构产生了历史性影响，或者说是高层决策机构的重大转折。这次会议成立了中央书记处，胡耀邦进入政治局常委并担任总书记，赵紫阳进入政治局常委并主持国务院工作，万里成为书记处书记并分管农村工作。这次会议建立了新的高层权力架构。虽然4月下旬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才免去王任重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职务，任命万里为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家农委主任。但是，3月上旬万里即正式开始领导农村工作，3月28日来到国家农委，与全体工作人员见面并听取汇报。
从国家农委会议资料来看，王任重主持国家农委时，经常在会议上说到“华主席”指示精神，万里到来之后不再提华国锋。显然，从1980年2月五中全会建立中央书记处之后，华国锋的政治权威明显下降。
还有一件事情也能进一步说明华国锋政策话语权的衰落。1979年下半年，王任重根据华国锋的指示精神，部署农委筹备建立农民协会。1980年1月，王任重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建议成立全国农民协会，并附有国家农委座谈会纪要。胡耀邦并没有将王任重的信呈送华国锋批示，而是呈送邓小平批示。3月22日，邓小平批示否定了农委建议。3月26日，万里办公室向农委传达了邓小平的批示内容。此事显示，最迟在1980年3月，农口的重大决策权已经不在华国锋手里。
从农委会议资料来看，1980年2月之后，再也没有来自华国锋的工作指示。由此也许可以说，华国锋在正式被免职之前半年，即内部提出辞职并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而在提出辞职前半年多，即淡出了最高层决策核心。或者说，华国锋是正式免职前一年多，即退出了最高层决策过程。
（2018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