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初，接到冀中区党委的通知：调我南下，立即到石家庄集中。当时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以山西晋中区党委为主，组成一个南下区党委班子，随大军南下。这个南下区党委下属五个地委、专署，由晋中区出三个地专班子成员，察哈尔省、冀中区各出一个地专班子成员。华国锋是晋中一个地委班子的宣传部长，我是冀中地委班子的专员，互不认识。我们这一批南下干部在石家庄，听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传达之后，3月16日就出发南下，原定是分配去湖南的，到了河南省时，因为湖南尚未解放，便集中到巩县县城待命。此时中原局机关正住在开封，为了充实机关干部，决定从各地南下干部队伍中抽出一部分人到机关工作，因此，我被抽到中原局（后改为中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直到5月初武汉解放了，我们随即赶到武汉。到8月，湖南和平解放，他们都去了长沙，这批人后来大部分分派到湘潭地区各县。1950年初，我下乡去湖南湘中地区调查了解情况，曾去湘阴县，华国锋当时任县委书记，以后我到广东工作，有时到中南局开会也见过面。
1963年10月，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和李瑞山，带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地委书记等33人到广东省来参观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广东省委派我（当时任省委候补书记）和杨德元（佛山地委副书记）陪同参观珠江三角洲的电动排灌工程和花县的水利灌溉工程，同时看了6个人民公社农业发展情况，共有八九天的时间，在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中，大家就熟悉了。他们回到长沙后，给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和党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批转了这个报告，表扬了湖南省委虚心学习、反对骄傲自满和固步自封的精神。后来两省来往就更多了，人也更熟悉和了解了。不久在华国锋、李瑞山的主持下，湖南省修建了洞庭湖大型排涝和韶山灌溉工程，对湘潭等地区的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赞扬。
1972年，我由下放煤矿调回广东省委工作之后，多次去北京参加计划会议、知青工作会议、农业学大寨会议，参与修改人民公社60条等。1977年秋，我调到国家计委、农林部工作，此间华国锋先后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总理等职务，因此接触比较多。
印象深刻的有三件事。第一件是1973年6月全国召开知青工作会议时，华国锋当时是参加国务院业务组的成员（类似副总理职权），主持这次会议，我是作为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来参加会议。会议期间，我找他个别谈过一次话，向他谈了中央派赵紫阳回广东工作时，周总理亲自向丁盛明确说了中央决定叫赵紫阳负责省委全面工作，赵也在现场，而丁盛回来在会上却宣布赵紫阳只分管省革委会的全面工作。赵对农村工作是很熟悉的，但他提出的一些意见不被重视。谈话后华就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事情很快得到解决。中央立即决定任命赵紫阳为省委第一书记，免去了丁盛的职务。而且，由此事引起了党中央注意，发现有的人思想上受到了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影响，发展下去很难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因此中央作出决定：除少数人转业到地方工作以外，全部支左干部都撤回部队去，过后证明这是十分重要的正确措施。
第二件是在那次会议中间，当时任浙江副省长的冯白驹同志在北京突然病逝了，华国锋、纪登奎找我去参加给白驹同志作生平的评价，纠正了原来1958年广东省委对冯白驹同志的错误决定，肯定了他在海南岛长期坚持革命武装斗争，23年红旗不倒的重大功绩，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作出了比较公正的结论。虽然没有宣布完全平反，但在那时也算比较好了。
第三件就是1976年7月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他依靠谷牧副总理和国家计委的几位副主任，以及到会的大多数领导干部，与“四人帮”进行了激烈斗争，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是中南大组召集人之一。本来这次会议是要解决反击右倾翻案风后，经济严重下降的问题，但“四人帮”提出要批条条专政，进行干扰破坏，原定开半个月，分两段各七天，结果进行了20天也毫无结果。上海帮的王洪文、黄涛，辽宁的毛远新更直接指挥沪辽两省市代表提出追查国务院的务虚会，把矛头指向李先念、余秋里等副总理包括华国锋总理，妄图把他们打成邓小平右倾翻案风集团。这时又发生了唐山地震。华国锋果断与谷牧和国家计委商量之后，简单讲了讲话，便立即结束会议，全力投入救灾工作。
１９８２年５月，我因患胸壁结核到北京医院住院开刀治疗。华国锋因患高血压、糖尿病也在北京医院住院，因此在早晚散步时较多见面。我俩也曾进行过一些简要的交谈。如：我曾向他提出过他不应搬到官园去住；不应该听陈永贵的意见，搞大队、公社的穷过渡。但并未深谈。近几年他到广东来了一次，我也去了北京两三次，见面谈的比较多。经过了１０多年的形势发展，我对党内的斗争情形有了一些了解。１９９９年３月９日上午，我亲自询问了华国锋当年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他详细向我介绍了当时的经过情况。
华国锋说：１９７６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一年。“四人帮”在这一年里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１月８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了，在“四人帮”的策划下，发生了惨酷的镇压广大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四五”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又再次被打倒了，７月７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朱德元帅也因病逝世了。叶剑英元帅被借口身体不好暂停工作。李先念、余秋里等几位副总理都无法工作，分别离京到外地“养病”，只有谷牧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又让李素文、吴桂贤、孙健、姚连蔚等直接管理几个方面的工作，以便于他们操纵指挥。在新闻传媒意识形态方面，更是由姚文元完全控制，一手遮天。他们以为我是他们夺权的主要障碍了，他们没把我放在眼中，又打又拉。我心中很明确：不能让他们一伙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要把握好时机。政治局常委只剩四人了，王洪文、张春桥占两人，叶帅和我也是两人。而且７６年２月７日，毛泽东又决定让叶帅养病休息，由陈锡联代替负责军委工作。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任命我代国务院总理的通知中加了叶帅休息这么一句。我估计这和江青“四人帮”和毛远新造谣污蔑叶帅反对文化大革命有直接关系，在政治局委员中，除“四人帮”外，大都是反对他们的。
当年９月９日，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了。“四人帮”认为时机到了，因此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党和国家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张春桥的弟弟（总政副宣传部长）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在党和国家危在旦夕之际，我于９月１０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我和叶帅比较熟悉，在林彪搞的第一号令时，把叶帅分散到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我与他接触比较多，１９７５年８月叶帅接见梅县地区县委书记时，还叫我去参加了见面。他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帅，在部队有极重要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在这紧急关头和“四人帮”势不两立，我早已下决心要搞掉他们一伙。因此派李先念去找叶帅联系。为提防“四人帮”察觉，李先念于１３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对“四人帮”的看法，并转达了我的意见和派他来的意思，表示了看法和态度，但并未深谈。
此前聂帅、徐帅和王震、杨成武等将军、老同志都向叶帅反映“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分子，他们要篡党夺权，一定要高度警惕和采取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活动。
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作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而且还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要挑选可靠人员。我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到谢静宜、迟群的煽动闹事，要坚决杜绝一切意外发生。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１０月６日晚，我和叶帅在怀仁堂亲自坐镇指挥，由汪东兴具体实施行动。当时是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参加会议，顺利地逮捕了他们，并由我当面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对其实行监护审查。由于姚文元不是常委，因此通知他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请他参加会议，这样姚文元也一同被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宅里被捕的。与他们同时被抓的还有毛远新、谢静宜、迟群等。并且在抓江青、姚文元后都当面宣读了我签发的、对他们实行监护审查的决定。
在完成对“四人帮”一伙的逮捕任务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请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反党夺权，疯狂活动的罪行，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被他们篡夺，不让他们的罪恶目的得逞，因此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严惩他们的罪行。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舆论部门都被他们控制了。还有上海一伙反党分子已经发了大批枪炮，为了避免流血伤亡，稳定全国局势，被迫采取这种特殊手段，这是正常情况下不可采取的办法。经过讨论政治局一致表示拥护。
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７９岁了，你年纪比我小２０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应该担起这个重任。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也是临危受命吧。
华国锋在后来一次谈话中还说了：政治局会议后，各主要部门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传达，大家都坚决拥护。但是纪登奎却没有在国务院立即传达。对此，我还批评了他，为什么在政治上那么不敏感。
近几年来，在与华国锋进行的交谈中，我还诚恳地提出了他在指导思想上“两个凡是”的错误。他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就阻碍了一些受迫害的老干部及早出来工作，特别是不能早日纠正“左”的和极左的错误路线。可以谅解他的是，按其资历、经验、能力、政治水平，当全党的一把手，身兼三要职是有一定困难的，但这种情况是在一个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出现的，最高领导人支持纵容“四人帮”把党的老一代领导人统统打倒和靠边站了，而他确实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回想当时我们许多人对毛泽东都是有很大迷信的，华国锋也是一样。他不可能马上正确识别毛泽东晚期“左”的错误，他当时搞“两个凡是”又是想靠高举毛泽东旗帜来稳定大局，如只靠他本人的能力、威望是有困难的。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个月，在１２月１０日华国锋又召开了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上指出了全国农业情况十分严峻，有１亿多人吃不饱肚子。这说明了他对农业生产是十分重视的，这是正确的。但是他提出来的工作方针仍是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这就错误了。大寨起初是艰苦奋斗，狠抓农田基本建设的先进典型，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寨已经蜕变成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行极左路线的典型了，因此在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７８年的两年时间里，由于总的指导思想和采取的措施不对头，致使全国的农业生产虽有好转，但没有明显突破。与此同时，华国锋还继承了毛泽东提出的１９８０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遗志”，设想以此为突破口，开创农业生产的新局面。这也是不可能的。从我与他多年的接触中，他给我的印象是对党忠诚、为人忠厚、工作踏实、没有官架子、作风民主和团结同志好、能接受批评。华国锋同志对“四人帮”的斗争是非常坚决的，是冒着重大风险的，他恨透了“四人帮”，早已与之势不两立，因此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就下决心除掉这一伙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集团。这是他的优良政治品质的主要方面。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曾召开了３６天的工作会议，会议原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经济计划和农业问题。当时我没有正式参加这个会议，但是我参加了会前三个农业文件的起草和会中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其中：一是修改《人民公社六十条》；二是修改《加强农业生产的若干意见》。在会议上经过大家讨论，对第二个文件作了重大修改，而第三个文件《关于农业的长远规划》没有拿出来讨论。《人民公社六十条》在三中全会上获得原则上通过，但由于后来农村改革实行了包产到户，也就没有再提到全国人大会议上立法。加强农业若干意见写了二十多条，但却保留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并且写上了不要包产到户，这是由于当时还有较多的人在思想上不赞成包产到户，致使极力主张包产到户的一些省委书记不完全满意。但此次会议总的精神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对扭转形势推动农村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对当时的农业发展真正起了最大作用的是提高了２０％的粮价；超额完成任务的加价５０％；征购任务一定５年不变；多进口了一些粮食，以适当减轻农民的粮食征购任务。另外则是增加了化肥、农药等物资的投入。
当然，这次会议取得的最大成果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因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会议重点揭露、批判、清算了“四人帮”“左”和极左路线的严重危害，始终坚持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为指导。在会议之前，胡耀邦亲自组织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并且在全国展开了大辩论，这对于端正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会议明确宣布废除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确立以经济建设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政治路线。
华国锋之所以在改革大潮汹涌而至之时，思想不能完全跟上形势，是与他长期在省、地、县委工作有关系。参加革命后主要是学习毛泽东指示，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泽东提拔起来的。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他只能依靠树立毛泽东的威信，打着毛泽东的旗帜稳定局势，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在政治上，坚决反对“四人帮”破坏经济建设、取消党的领导、阴谋篡党夺权的活动。在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他就提出了不许批判“唯生产力论”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他的最大贡献就是支持全党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他在政治、思想、理论上都有局限性，这也是他犯“两个凡是”错误的主要原因。
应该肯定华国锋在主持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紧接着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做的工作。他比较能发扬民主、接受大家对他的批评。当时所有人的发言都照登简报，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评任何人，是较好发扬民主的一次会议。会上华国锋对于自己的“两个凡是”和其他问题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并接受大家的意见，态度是诚恳的。对这次会议上大家强烈要求解决的一些问题，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和紧接着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先后解决了如下一些大家强烈要求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
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为二月逆流事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为六十一人重大错案平反；为彭德怀平反；为陶铸平反；专案审查康生、谢富治。
这次会议对中央的人事安排，各组提出了很多建议，在正式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得到了解决。
在这几次的交谈中华国锋还讲了，他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时，完全赞成和主张转向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他提议由谷牧带领国务院考察团去西欧五国访问，回来汇报时提出借鉴国外设加工区的做法，建议建立加工区等措施，他是赞成和支持的；习仲勋建议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等措施，邓小平确定先在深圳建立特区并定名为“特区”等，他都是赞成的。当时任仲夷在辽宁，提出了大连也应建立特区，他也是同意的。
历史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客观记载，整理和编写历史，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真实地反映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在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应本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判断其是非功过。只有这样才能留下真实的历史资料，并接受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曾经提出所谓“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在广州举办的毛泽东“四个伟大”的展览中，竟然出现了毛泽东与林彪井冈山会师握手的大照片。这是政治野心家任意篡改历史的一次丑恶表演，在人民群众中曾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也正是这个期间，被林彪第一号令赶出北京来到广州从化温泉的朱德、董必武、邓子恢等革命元勋，在王首道同志的陪同下，有一天到展馆参观，一进门邓老首先看到那幅“毛林会师”的巨幅照片，立即就说“井冈山会师是毛泽东与朱老总会师的啊！怎么成了这样？这是历史，可不能随便改变的。”朱总司令和董老听了都笑了笑，什么都没说，陪同的王首道很不好意思，也没有办法回答是怎么搞的。
华国锋在“两个凡是”上是犯有错误的，按他的政治经历和水平，一身担任党的中央主席、总理、军委主席是不很合适的。但那是当时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洪流把他推上这个地位的。粉碎“四人帮”是他和叶帅取得联系，一致行动，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应该承认华国锋是起了极为重要作用的。但后来有一个时期，社会上有些书籍、报刊和个人讲话，根本不提华国锋的作用，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在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这场斗争中，叶帅的确是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他和许多中央老同志作了大量酝酿准备工作（详见范硕著《叶剑英文革“风云录”》），可以说华国锋与叶剑英是一同起了决定作用。由于华国锋当时所处的地位，是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主动与叶帅取得联系进行这场斗争，其决定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否则，叶帅当时首先提议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等职务，并经政治局一致通过，就会是不妥当和不应该的了。至于后来华国锋不适宜身兼三个第一把手，经过中央会议改选是另一回事。但他主持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并充分发扬民主，作了自我批评，接受大家的意见，为“四五事件”和许多中央领导人平反昭雪，并调整了中央领导核心，都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在近五届全国党代会上都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也可以说是对他的肯定和评价吧！
（此文转载自《中国农村改革六十年回顾》。此书2004年5月由海天出版社正式出版。此书已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2003年审读通过，由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于2003年11月14日备案修改批准出版。作者今年5月19日将此文推荐给本刊发表时，只对文章个别地方作过技术性改动。作者张根生，吉林省原省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