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秋到1966年春，外交部曾组织一支近200人的工作队，赴湖南省浏阳县大瑶镇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我是工作队北方出生的张越、雷阳、温宁三位队长的共用秘书兼翻译（我会说点湖南话），所以常有机会随他们去省委开会或商量事情，而当时湖南省委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正是华国锋，因此曾与他见过几次面。
这位省委书记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很好。纯朴、实在、虚心，没有一点官架子，言谈、穿戴都像一个农村基层干部。我记得当时他是这样向我们介绍自己的：山西省吕梁专区交城县人，小时候家里很苦，念了几年书，17岁瞒着家里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先打日本鬼子，后打阎锡山。1949年跟随四野解放大军南下。湖南和平解放后，留在地方，复员转业，参加自己比较熟悉的农村工作，在毛主席家乡湘潭县待了十年多。几年前被调到省里，依然干老本行。
还记得湖南省委一位老同志曾告诉我们：华书记原本姓苏，名铸。他投身革命后，担心连累家人亲属，便自己做主改姓换名。“华国锋”三个字取自当时中国一个响当当的革命群众组织“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队”。革命胜利后，他没有恢复原名，但其四个子女都沿用苏姓。
“意外”的接班人
“文革”中，华国锋被调到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1976年年初周总理逝世后，我和当时驻日使馆工作的许多同事纷纷猜测将由谁来接任总理这个职务。有人认为肯定是叶剑英或李先念，有人则说很可能是张春桥，唯独没有人提到过华国锋这个名字。不久，使馆接到外交部密电，告知毛主席选定的新总理是华国锋。
同年9月※※※逝世后，又很快传来消息说，※※※生前已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就这样，他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集党（党中央主席）、政（政府总理）、军（军委主席）大权于一身的“英明领袖”。因为※※※在世时，也从未兼任过政府总理一职。
我当时嘴里没敢多说，心里却经常想着一件事：即使有毛主席“你办事，我放心”这个“最高指示”为他保驾护航，他的为人、品格也不错，但他的学历、能力、资历、经验、影响和威望，能够担当得起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十亿中国人民这个历史重任吗？能够把“文革”大浩劫后这个到处混乱不堪、人心浮动、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困难局面扭转过来吗？
不到一个月，就传来在他领导下，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喜讯，我的担心开始缓解，并逐步产生了一种信任感和期待感。
不爱穿西装，不想打领带
1977年年底，我从驻日使馆回国，调到外交部新闻司工作后，就有许多机会为华国锋当翻译了。第一次见面时，他似乎还记得12年前的那段往事，主动问我是不是那个外交部“四清”工作队的小周秘书，我点点头，向他问好，他也很高兴。他还主动问起那三位工作队队长近况。
为华国锋当翻译，我心里感到特别踏实，没有一点儿思想负担。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固然是一个原因。还有就是他每次会见客人时讲的，全是平平常常、人人都懂的大实话、大白话，从不古今中外、天南地北、旁征博引、即兴发挥，甚至连普通的成语也很少使用。记得多次给他当翻译，几乎从未发生过自己听不明白、不会翻译的情况。
1980年5月，华国锋应日本首相大平正芳邀请访问日本。通过近一个星期的近距离接触，我又发现他是一位不拘生活小节的人，常常不扣衬衣袖子的纽扣，坐着时还经常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而露出来的脚上穿的袜子，竟是北京街上不到一元钱一双的大路货……虽说华国锋十分平易近人，但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大敢提醒他注意这些小事。我凭以往对他的了解，心想即使当面提醒他，大概他也不会生气的，便壮着胆子说：“华主席，您身上穿的毛衣可能太厚了一点。是因为太闷热才不扣衬衣扣子的吧。要不要请叶秘书给您换件薄毛衣？”
华国锋一听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笑着说：“你有意见就直接提么，为什么要拐弯抹角拿毛衣说事呢？说白了吧，不扣纽扣就是为了透透风，舒服一点儿。我自己所以一直不爱穿西装，原因之一就是不想打领带。”
一天晚上9点多，住在日本政府赤坂迎宾馆里的华国锋，洗澡后换上日式浴衣，说要去后花园散散步，便出了门。我吓了一跳，立即上前拦住，并告诉他，这所迎宾馆里，到处布满了警卫人员和新闻记者。如果哪位摄影记者拍到您身穿这件浴衣的特写镜头，并见之于明天的报刊上和电视里，再配上诙谐的说明，很可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中心，引起不小的轰动。
听我这么一说，华国锋马上退回房内，并十分不解地问我：难道日本人对我穿什么衣服，也有那么大的兴趣吗？我说当然啦，这一切都是因为您的身份十分特殊呀。
不太善于应对外媒
按照中国领导人多年出访的惯例，离开到访国的前一天，都要举行一次大型记者招待会。出访前，外交部新闻司都会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双边关系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为领导人起草好详尽的书面材料，包括预计外国记者可能提及的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一些有经验的领导人一般只会事先浏览一下，在回答问题时作个参考，不会完全照本宣读。
这次出访前，领导特别提醒我，出访中华国锋最担心的就是如何应付记者招待会。所以一定要为他起草一份更全面、更周详的书面材料，供他参考。
不出所料，东京记者招待会的前一天晚上，华国锋一直坐在房间里看材料，做准备。10点多钟派秘书把我叫去，问我明天日本记者究竟会提些什么问题。我答称，估计不大可能超出新闻司先前设想的范围，但不敢完全肯定。他问我能不能想想办法，今天晚上就了解清楚这件事。
我心里虽觉得办成这件事的难度不小，但嘴里依然承诺尽可能试试看。
我立即通过电话从举办单位、日本记者俱乐部负责人处了解情况并获悉，为节省时间，明天记者招待会上将由《每日新闻》主笔一人做代表提问。说来也巧，我正好与他相识，便赶紧去电了解明天会提哪些问题，表示自己这样做只是为了事前做好准备，以保证翻译质量。他十分友善地一一做了回答，并说这几个问题是他与其他几家媒体同仁共同商定的。一般情况下，估计明天不会再有别人提问了。
华国锋知道这个结果后十分高兴，说这几个问题你们新闻司准备的材料上都有。
记者招待会相当顺利，只在开始时加了一个新问题：北京许多方面传来的消息都说，您除继续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外，即将辞去政府总理一职。如无不便，请予证实。
公正地说，我觉得日本记者当时提这个问题既没有恶意，也不难回答。但可能因为华国锋先前就对外国媒体抱有成见，头一句话就有点生气地说，你们一些外国媒体有一个通病，就是对我们中国的人事问题总是很感兴趣，并妄加猜测，胡乱评论。所以我在这里不想回答这一类问题。事后，日本记者不解地问我，是不是你们华主席不满意我提的这个问题，态度才如此生硬的。
回国后，与部里一些同志私下谈论，比起周总理、陈老总、小平同志等，华国锋好像不大习惯、不太善于应对外国媒体的提问。一位不久前随他出访英、西德、意等西欧国家的同志告诉我，华国锋在西德记者招待会上，遇到一个西德记者提的尖刻问题，处境十分被动，在黄华部长的协助下才应付过去。
晚年爱看动画片
华国锋离开领导岗位后，我就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为他当翻译了。但下面几件与他相关的事情，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里也一并记录下来。
一、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少儿部约我为他们翻译多集动画片《铁臂阿童木》。对方强调这是为全国亿万青少年服务，我勉强接了下来，开了多次夜车才完成任务。不久，科普出版社又约我为他们翻译同名小人书《铁臂阿童木》，我也照办了。
我没有想到，一部多集动画片，几十本小人书，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不少亲朋好友来信、来电索要。更让我意外的是，华国锋身边工作人员也打来电话问及此事。我回答那些东西都是给孩子们看的，没有多大意思。如果华国锋对此有兴趣，我可以设法另找一些值得一看的读物送去。对方却说，华国锋本人和孩子们每集都看，并觉得很有意思，才让我给你打电话的。
二、乔冠华是我非常钦佩的外交家、笔杆子、演说家。他对中国外交事业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有一个时期，外交部许多同志也曾对他在粉碎“四人帮”前后的表现提过不少意见。其中一条就是认为他在华国锋主政的那几年，对华国锋缺乏应有的礼貌和尊重。
如华国锋刚主政时，当着许多人的面，谦虚地对他说：老乔呀，我对外交工作不熟悉，没有经验，而你是老外交，希望你以后多提醒、多帮助。乔冠华竟不以为意地笑着答称，其实外交并不难，只要用心，不用多久，就可以学会的。
又如，一天乔冠华来部里上班，同志们问他为何一大早就满面倦容，无精打采，他居然答称是因为自己昨晚“舍命陪君子”，半夜就被召去中南海问事了。
再如，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访问成都（不到北京），华国锋安排乔冠华先去接待两天，初步交换一下意见。当华国锋第三天专程赶往成都会见贵宾时，乔冠华居然没到机场迎接，也没汇报这两天的相关情况，而是陪着夫人去参观杜甫草堂了。
据我了解，部里同志们议论起乔的这些言行时，一直是赞同者少，批评者多。即使在华国锋离开领导岗位后，也是如此。
三、华国锋应大平正芳首相邀请访日后不到三个星期，大平正芳就得急病逝世了。这个消息使华国锋深感意外，非常悲痛，并决定再次飞赴东京，参加大平正芳葬礼。对一个大国最高领导人一个月内两次访日这件事，日本政界、民间都为之震惊，认为中国确实是个非常重情重义的国家，真正体现了周总理说的“饮水不忘掘井人”的精神，没有忘记大平正芳这位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做出突出贡献的政治家。大平正芳一家更是激动万分。
熟悉日本的人都知道，日本人十分看重一个礼节，即对特地来到某家出席婚丧纪念活动的朋友、贵宾，某家的主要成员日后一定要择机亲自回访，登门道谢。
不言而喻，大平家最想回访、登门道谢的，不是别人，就是华国锋。当大平夫人向中方提出回访要求时，华国锋已经离职。中方对大平正芳夫人的答复只有三个字：不方便。大平正芳的好友和接班人、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大平正芳逝世后曾一度出任代理首相），也几次出面提出请求。为了消除中方不必要的顾虑，伊东还特地表示，大平正芳夫人来北京，纯粹是礼节性回访，只要能当面向华先生鞠个躬、道声谢就满足了，不向媒体公开，时间不超过一刻钟。会面地点也请中方决定。但最终这件事还是不了了之。
附注：本文作者原为外交部日语翻译，曾任中国驻日大使馆参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