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认为，读史使人明智。这句话只适用于西方。在汉文化语境中，读史只能使人徒生绝望。伟大的哲人雅斯贝斯曾经表示过对东方循环历史观的不可理解。其实 ，不能理解的又何止他呢？即便身处其中的无数有良知者也不能理解啊!不仅不能理解，还不能接受。雅斯贝斯哪里知道，在世界上史学传统最为悠久、史书最为丰富的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从未能从历史中获得过任何智慧.恰恰相反，全部二十六史，只需要看一史就够了，因为其余二十五史无非就是同样的复制品而已。不知道是历史造就了循环，还是循环本身就是历史。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就这样在浩如烟海的史书中，重复着相同的悲惨故事。
我想起了一段历史掌故。晚清之季，为推行修筑铁路计划，李鸿章不得不求助于慈禧太后的支持，因为朝廷上下，反对之声沸反盈天。他和法国人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广告策划。1888年底，自中海紫光阁、时应宫、福华门入北海阳泽门北行至极乐世界东转抵达终点镜心斋，全长约一千五百米的距离终于被铁轨所覆盖。法商还提供了一台机车和六节车箱。那拉氏果然对这一新鲜玩意大感兴趣，她的穷极无聊竟然成为了中国铁路起步的关键。更耐人寻味的是，那拉氏皇宫里的火车不用车头牵引，而是由太监们拉着在铁轨上滑行。这不能不说是世界铁路史上的一大奇观。
现代学人姜鸣为此感慨万分，他这样表达了对历史的无奈：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真是充满了苦涩——苦涩的曲折和苦涩的幽默。
而对我来说，则更多的是绝望。我的眼前不断浮现着当年太监们拉着列车在轨道上滑行的情景——这对世界铁路史来说是一大笑话，对世界文明史来说，自然也是一大闹剧。然而，我却从这幅滑稽场景中更多的感受到了他的寓言性意义。——应当说，这幅历史场景恰恰正是全部中国文明史的缩影：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由太监，由太监文化导引前行的。时至今日，中国的现代性追求已持续了百年，尤其是近二十年来，更是创造了所谓世界惊叹的奇迹，然而，我的眼前依旧浮动着百年前的那一幕。对于我来说，中国当今的现代化，中国这百年的文明进程，依旧是太监及其文化的“杰作” 我不是一个言过其实的人，我更不会哗众取宠，事实上，我对我的结论悲伤不已——我无法逃避。
我们能否认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太监文化吗？有人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有人以为是道家文化，有人以为是儒释道互补，还有人以为是儒释道杂以墨法……不管是哪一种，都只能是太监文化。儒家文化的终极旨归是王权，墨家法家也是以王权为其哲学的中心。道家好像很超脱，其实只不过是反向性的以王权为旨归。正是认同了王权的至高无上，老庄才千方百计告诉人们如何全身远祸。以王权为旨归的各类知识者都不过是太监而已，他们没有超理追求之生命激情，没有彼岸渴求之勇气，没有为真理一往无前之气概。所有聪慧的头脑都在王权面前弯下了膝盖。他们是太监文化的创造者与维持者，也是太监文化的教化对象。
到了本世纪，我们似乎有了一线生机，伟大的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文化批判的先声，然而，短短几年时间后，五四运动的文化批判为政治批判所取代，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不以王权为旨归的文化创造运动就这样被传统的太监文明吞噬了，历史又回到了老路。近二十年来，我们似乎创造了奇迹，别人这样说，我们也这样想，然而，事实上呢？我们所谓的奇迹其实只是极少数人的私有利益，苦难与贫穷正在这片可耻的土地上以前所未有的狰狞肆虐着，大片大片的村庄荒芜人烟，早已破产且彻底无望的农民们在富人的天堂——城市，垃圾一样的苟延残喘。而一直以来，似乎总在给弱势群体一点无足轻重的同情的道德也终于完全撕下了脸上的假面具，肆无忌惮的叫嚣着强权就是道德、金钱就是道德；无耻、下贱、淫乱、霸道、残忍……就是道德。
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邪恶可以如此胆大包天？为什么面对这样可怕的末世图景，总是有无数的人还要拼命的帮着涂脂抹粉？……其实答案从来就很简单：我们的文化根本就没有什么变化，以前是太监文化，现在还是太监文化!
且看那些执掌文化霸权的所谓知识分子是怎么说怎么做的，我们就知道这样的结论是多么令人信服又是多么叫人绝望啊!
如今，已掌握了历史支配权利的知青们全部进入了对往事的流连忘返之中，他们高唱青春不悔，从不认为他们有什么过错，他们只是被欺骗了，他们的理想和革命激情是不能被抹杀的。他们用苦难换取了王冠。现在的一代人如果看了他们的书很可能把那个恐怖荒唐的年代当成一个英雄辈出的理想主义的伟大年代。——谁能保证历史不再重演如昨？作为群体的历史支柱，知青一代人是这样令人恶心失望，作为个人而其实负载着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偶像认同的文化重镇们则更令人呕吐。巴金是第一个呼吁要说真话的人，但这种呼吁并不能保证他就敢对历史说真话，他的所谓讲真话的<<随感录>>也没有几句有份量的真话——他可敢将矛头直指罪魁祸首？他的自我解剖可到了挖心剖腹的地步？他是否有足够的良知与勇气发现中国文化是以王权为归依的太监文化，而他也是这个时代一个可耻的太监？没有!徐迟就曾指责他没讲几句真话，倒是他的呼吁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而这才是最主要的。
萧乾说，人应多说真话，少说假话，如此圆滑，如此退路无穷，也难怪他一生八面玲珑。到老抬轿子的人并不止于他们。钱钟书呢？他和许多别有用心的人彼此心照不宣的将自己塑成了一尊神像，却从没听他对文革的黑暗，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怯懦有丝毫的反思与忏悔。钱钟书的学术有多少份量也是很值得怀疑的。什么时候学术能够离开有良心有勇气，敢于与不义作战的思想呢？钱钟书的沉默为自己营造了一件神秘的外衣，这件可以说是刻意裁剪的外衣让他成为了当代最宽容最淡泊的圣人。然而，伟大的萨特却义正辞严的指出，面对不义，任何沉默都是怯懦的可耻的——钱钟书的学术也许是我们这个民族在一个罪恶的年代里集体阳萎的历史见证。如今，钱钟书已死，然而，他的学术却将他永远的钉在了太监文化的耻辱柱上——在中国，在一切都以王权为归依的中国，作为最高人格典范的圣人，实际上是王权最为倚重的太监——对国学有着深刻了解的钱钟书如何连这也没有考虑到呢？可见其实在没有多少自知之明，如此而已。季羡林到了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似乎愈发信心十足了，他老人家的国学精髓是什么呢？无非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面对不义，要宽容一点，高姿态一点……这些老一辈的太监文化的旗手们毕竟是昨日黄花了，他们或则已死，或则离死不远，而中青年的太监们则更以攻击性的姿态出现。多年前，王蒙就公然宣称要躲避崇高，王朔则叫嚣我是流氓我怕谁，刘心武满脸的揶揄：一个鲁迅就够了，要那么多鲁迅干什么，我们应该活得轻松一些。至于更年青的一代，甚至更更年青的一代，他们也好不到那里去，他们正在拼命的钻营，不择手段，一切只为了做一个高级太监。
的确，做太监，生活是轻松的，只要你肯低下头颅，只要你肯跪下双膝，你怎么样都行。
还要列举多少呢？我们可有丝毫改变？没有。过去是太监们拉着车头，现在依旧是，虽然面目更换了，骨子里却是一律。
历史就这样在浮华的繁荣，惊人的眼花缭乱与空前的新鲜中重复着相同的故事——苦难而无声的故事，无耻而叫嚣的故事，下贱而自以为高贵的故事……时代在华丽时髦的外衣下依旧搏动着太监变态且萎缩的心脏。
就这样，于我，历史和现实合而为一，我读着眼前正在活色生香上演的历史，看到的却始终只是百年前太监们拉着机车前行的情景——我知道自己实在是一点也不明智，但我诅咒各种各样的循环，诅咒形形色色的邪恶、不义、不公，诅咒一切虚假的繁荣与苦难中的歌声。我更诅咒这令我倍感绝望的绝望。 我诅咒，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