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序
先看看来自《狂人日记》中的一段话。鲁迅在这部不可思议的小说中借狂人之口言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几个字，是“吃人”！
在中国思想史上，这是一段开启了一个价值重估的新时代的文字。这段文字对传统价值石破天惊的解读不独是亘古未有的，同时，也是倍受争议的。因为这段文字，醍醐灌顶者有之，茫然失措者有之，五体投地者有之，破口大骂者有之，寝食难安者有之，感激涕零者有之，咬牙切齿有之，高山仰止者有之……这样迥然有别的反应还将持续下去，也许会持续到这个世界的完结。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不能不承认，如果我们能够理性的看待传统价值，如果我们能够理解鲁迅的良苦用心，我们将不能不承认，这段文字的确揭示了传统价值的本质特征。
a、历史作为存在之物——生命的创造物，僭越了生命的主体位置，将主体吞噬一空，使中国历史成为无生命主体的存在，或者说，在生命的互相强迫性之客体化过程中，杀戮法则戮杀了人的全部精神向度，使人全面异化为食物，而历史作为杀戮法则的物质载体，在一个拜物教盛行的不变时空里，成为了无生命的生命存在的礼拜圣物。
b、历史作为过去的物质固化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流动方式彻底湮没了现在，使现在完全丧失了其未来向度，全面蜕化为过去的殖民地。历史不独僭越了现在，也消灭了未来。
c、历史以书写的方式和文字的形式使杀戮成为了道德判断和价值评估的神圣实践，在此一神圣实践中，杀戮隐没在了文字背后，随着杀戮幻像主义的隐身，道德伦理与价值评估取代了血淋淋的杀戮，使历史纯然表现为道貌岸然与伟大光荣正确。历史变成了道德伦理与价值评估的历史。他不知羞耻的宣称，人世间的一切真理和正义都为他所有。他的言说使人以为似乎一切从来如此，后来也的确变得从来如此！
这样的认识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接受的。狂人来得太早也走得太远，他的言说太直截也太坚硬，他的姿势太峻急也太凄厉，没有人可以理解更没有人可以接受他的孤独和苦楚。他在与历史的荷戟独战中为历史所吞噬，这是一种令人绝望的必然。如果说狂人的失败，在于其只呈现了历史真相导致的结果而没有揭示出此一结果的惊心动魄的过程，那么，阿Q作为历史真相导演的完整过程与可怕结果，则使历史遭遇到了无可挽回的溃败。
的确，阿Q的永久性存在，是一柄利刃，剥去了历史的一切道德伦理与价值伪饰，使其狰狞面目与杀戮手段再也无所遁形。一切对其伤口的修补与美化企图也一并被无可逃遁的钉在了生命的耻辱柱上。从此，阿Q的固执性存在使历史的存在变成了示众性的存在，一切睁开的眼睛都可以看到历史的丑陋与无耻，凶残与恶毒，虚伪与恐怖……一切睁开的眼睛也都可以看到现在是怎样穿着历史这一袭皇帝的金缕玉衣自欺欺人的表演罪恶与下贱，黑暗与堕落，残酷与阴谋……的！
阿Q的传记主义现身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天才创造和深不可测的恶毒洞察。
在鲁迅笔下，这种统治中国达数千年之久的历史理性主义首先暴露了其势利主义的悖谬：历史是不朽的圣殿。在不朽的名义下，帝王将相，王侯臣工先验的成为了历史构筑属己价值威权的道德榜样主义材料，这些所谓伟大的人物们在榜样化的过程中丧失了其生命底蕴，成为道德伦理大棒，不朽的挥舞在芸芸众生的心空，敲碎芸芸众生们一切鲜活的生命欲求与精神趋向，使他们成为空心人，在寂寞的生与寂寞的死中抹杀了他们的一切生命痕迹。
历史理性主义的势利与专制等级主义是水乳交融的，这首先表现在文体等级主义之上。历史总是以书写的方式屠戮生命。然而，书写不可能是一种生命化的行为，在历史的所谓圣殿里，传记文体成为历史的禁脔，与历史二位一体，深远的而又是强迫性的统领着其他一切文体的书写法则。正是在这样的等级主义规范下，金字塔形的文体建筑落成了，高踞金字塔顶的自然就是传记（历史），以下是诗、文、赋、词、小说、戏剧……所有这些文体都被整合进历史的书写空间里，以种种道貌岸然的名义，比如兴邦辅国，比如怡情娱性，比如风化淳育，既将一切普通的生活排除在书写与被书写的资格之外，又蛮横无理的吞噬着一切生命。
即便如此，文体专制主义仍意犹未足，为避免等级主义之外还有漏网之鱼，每一种文体内部也是等级森严、专制垂拱，在传记文体内部，又有本纪、列传、自传、内传、外传……之序列排队。即使在小说这种源于民间的文体之中，同样充满了被收编后的等级主义印痕：长篇、中篇、短篇……
当然，无一例外，普通人虽然必然接受这些文体的戕杀与删除，但却绝没有进入其内部的资格，即使是被书写也不得！
鲁迅在论述阿Q名字的时候，写下了这样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话：
我最后的手段，只有托一个同乡去查阿Q犯事的案卷，八个月之后才有回信，说案卷里并无与阿Quei的声音相近的人。
的确令人毛骨悚然，即使是在历史的惩罚机器里，也没有为这个被其惩罚的人记下一笔，阿Q的生存竟这样了无痕迹的消失了。与此同时，惩罚行为本身也消失了。历史的权力不可理喻到了不仅要摧残人的生命甚而要摧残人的记忆的地步。阿Q们正是在如此莫可理喻的历史威权的统治下彻底无明与无名！彻底失语与失声！
可是，就是阿Q们处在这样一种活着实质上也就是不存在的状态之下，历史为了一劳永逸捍卫自己的权威，为了彻底扼住阿Q们的喉咙，他们还使汉字表意系统也成为了一个充满等级意识及其价值判断的语意系统。阿Q们于是丧失了被人书写的文字工具。他不能叫阿桂或阿贵，那原因就在于“桂”、“贵”二字分别代表了历史理性与价值判断的两大支柱：权势与财富。而唯一可以确信的“阿”字则只不过是历史对于芸芸众生的通称，一如“嫂”与“妈”是历史对一切不被当人看的女性们的通称一样！也就是说，对于一切芸芸众生与弱者的书写是以集合概念命名的，个体就这样消失在集体概念之中！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阿Q是一个什么人了，这个人生存于世，生下来就被充满等级意识与专制意识的汉字系统杀死，尔后，又为文体等级主义戮尸；最后，则被历史书写法则的惩罚文体彻底勾销了其生存印痕。
这就是《阿Q正传》序言告诉我们的真理性认识。这是世界书写史上最伟大的序言，他简洁明了而又蕴藉深广的揭示了一个民族无人的历史真相及根本原因，真正做到了还荒谬以荒谬，还真实以真实，还残忍以残忍，还罪恶以罪恶……而有人却说，《阿Q正传》的序言是一大败笔，他太拖沓了，又不是文学笔法。但请记住伟大的乔治·奥威尔在其《我为什么写作》中写的话吧，他说：“我的出发点是由于我有一种倾向性，一种对社会不公的个人意识。我坐下来写一本书的时候，我并没有对自己说：我要加工出一部艺术作品。我之所以想要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谎言要揭露，我有事实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我该做的是把我天性的爱憎同这个时代对我们要求的和该做的活动结合起来。”乔治·奥威尔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当他死时，温斯顿说，“当一些作家还在为自己及作品尚存活于世而庆幸的时候，奥威尔为了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咯血而死，以至我只能把妒忌换成尊敬和怀念……”做着和奥威尔同样工作的鲁迅没有这样幸运，这个和奥威尔一样只是想揭示真像，揭露谎言，渴望自己的一切文字速朽的人为那些妒忌他的因信奉长寿主义而爬升大师行列的人一再攻击与泼污，从他的个人隐私到不朽文字，然而，我不得不说，你们这些长寿主义的苍蝇们，去吧！
2、关于优胜（续）记略
如此严酷而密不透风的历史书写法则显然不可能追求历史的真实。对于冷静的历史理性而言，所谓对芸芸众生生命的抹杀，也就是意味着：一切历史都是空无的，唯其空无，所以可以任我书写，所以可以任我取舍。然而历史理性若仅仅满足于对历史的书写而不图书写现实就有可能为现实所颠覆。所以，历史理性主义的宗旨是：控制现实，进而控制未来。他们坚信：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如果无法让现在进入历史书写法则的宫殿任其摆布，那么历史对过去的控制与对未来的复盖是不可能的，同时，历史书写法则也将面临颠覆的绝域。
于是，历史书写法则进驻现在，进而成为现实的实践法则就成为了历史理性的必然。而现在说到底是指现在的鲜活生命。只有个体生命的行为方式，意向构成，价值归依……无不遵循历史书写法则提供的价值定位系统与道德伦理规范，现在才不图未来而是心悦诚服地以过去为旨归。这样，历史书写法则就必须控制个体生命的日常生活。而日常生活的根本特性在于当下性，一旦丧失了当下性，日常生活就成为一片空白，只能任历史进驻。而日常生活的当下性，说到底是身体的现实记忆与未来期许。因此，历史理性要想彻底控制现在，最后必得落实到对个体生命当下记忆的扭曲乃至抹杀，对个体生命未来期许的遮蔽和倒转。
历史真的做到了这些，于是，就有了阿Q们的所谓优胜记略。
现在是难于控制的，其原因在于构成现在的个体生命总是在不间断地成长，更为可怕的是，生命总有尽头，死亡终有一日会将生命俘获而去。这一切决定了现在的两大本质特征：未来性与疼痛性。未来如果不好于现在或过去，未来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生命就无须向前，而疼痛则总会让生命感觉到现实的残缺，更加牢固的将未来向度深深嵌进生命的意向与价值系统。所以控制现在最终必然着落为对个体生命记忆的控制。个体生命的现实记忆包括疼痛与企盼，因现实的残缺与失败而疼痛，又因疼痛而企盼。所以，控制身体的疼痛感与记忆功能就成为了历史理性的重中之重。
翻开历史书写的一切文体，其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榜样人生。榜样的标的是忠孝仁义，符合这几者的，被树为圣贤榜样，供后人膜拜，供后人效仿，他们作为道德伦理大棒，直接驱谴着人们的心灵生活。不符合这几者，或者是违反这几者的，也被树为榜样，只不过被命名为逆、匪、歼等等，对后人起着一种警示作用，使后人自动放弃他种生活的可能性。榜样是诉诸现在与未来的，在榜样身后，是威严的暴力机器。但暴力机器绝非仅仅是在榜样失效时才使用，不是这样的，暴力与伦理道德榜样们恩威并施，每时每刻都在不知疲倦的工作。唯有如此，他们才可以彻底控制现在，进而取消未来。所以，以道德伦理诫条为借口，每时每刻，历史理性都在进行自以为是的人间审判，审判的最后一个程序，则是暴力的出场，暴力的工序是细致入微的，针对不同的所谓罪孽，身体的不同器官将会承担相应的处罚，这样一种无止境的身体分割与管制术使人的痛感逐渐麻木，最后，疼痛成为一种日常需要，受虐成为一种基本的心理质素。而现实记忆也完全为榜样主义的人生所盘踞。现实成为了历史的圈地。
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倍受屈辱与迫害的阿Q们是永远快乐的，因为他们可以从历史记忆中寻求自己的精神快乐与精神安慰，而且也的确可以得到实实在在的快乐与安慰，其原因就在于在每一个人的心灵空间内都牢牢扎根着历史记忆，所以当阿Q们说：我先前比你阔得多时，不独他自己是深信不疑的，听众也是深信不疑的。问题在于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坚信自己先前的辉煌。所以，其相互敬畏之情最终被神奇的抵消了，只剩下了一种自我按摩功效。当然，有时候，这种对祖先的诉求也可能是历史书写法则的伟大成果。所谓历史书写法则，即事实是不重要的，只要需要，每个人都可以书写自己的历史，历史就是虚构。当然，只有一种虚构为众人全体接受，那就是书写主体必须是权力主体，权力主体书写的历史不是向内的，而是具有强烈的扩张性与殖民性，不独要控制人的身体行为，更要控制人的心灵行为。但阿Q们也一样被默许了使用这种书写法则。其原因在于，他们只能在内心深处书写，而不能诉诸笔墨，而且，这种书写的最大功能是其巨大的自我按摩功效，其实是对权力主体书写文本及书写法则的最大程度的归附！
然而，阿Q们有时也会诉诸将来，并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书写道：我儿子会比你阔得多。这种对将来的企求难道不是犯了历史理性的大忌吗？其实不然，因为这种对将来的企求实际上是没有将来向度的，那原因就在于现在的将来向度不是幻想而是实践，而是身体力行。而阿Q恰恰是在诉诸将来的空幻想像中取消了现实行动的任何可能性，从而亲手彻底戕杀了其未来向度。使其对将来的诉求成为了空洞的所指，犹如一个不及物动词，在空白的纸上无所适从。不仅如此，这种对未来的精神企求由于没有实践的可能性，他只能反身自啮，成为了一种空洞的满足与骄傲，犹如人的手淫，既渲泄了欲望，又萎靡了身体。这于历史记忆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对历史理性主义的反向归依。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寻求精神的快乐与安慰如果始终要诉诸过去或将来，仍旧证明了现实的残缺。所以，对现在的控制必须落实于对现在的改写。所谓历史对现在的进驻与控制，不独是指让现在返身后顾或瞩目没有行动向度的未来，更为主要的是，过去通过自己的意识形态威权与暴力后盾彻底改写现实，使现实的残缺与黑暗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现实的完美与幸福。历史法则显然深黯人性的弱点，他明白，只有将人彻底逼入死胡同，在后有历史生活的完美，前无未来去向的处境之中，人只能求诸于自我内心的褪变，即使现实人生在个体生命的内心深处发生性质迥异的变化，以获取生活的乐趣与依据。阿Q们就这样落入了历史塑刻刀的毂中。阿Q们对现实的天才性创造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逼出来的。所以，他在现实中的节节败退只能使他更为死心塌地的看到现实的完美与幸福。所以当他说自己总算被儿子打了时，实际上是有着强烈的伦理快感与道德优势的。历史在他心中发挥了倒转乾坤的现实变异功能。同样，当他庆幸自己是第一个自认为虫豸的人时，则是历史的等级意识发生了作用。可见，阿Q能够从现实的溃败中反败为胜，能够在现实的残缺与黑暗中看到完美与幸福，其独特发明并不是无本之木。他的后面，有着雄厚的历史后盾！这一历史后盾甚至能使阿Q们在走投无路无计可施痛不欲生时也发生起死回生之效。所以，大堆大堆洋钱瞬间的消失，也只是一块磨刀石，使阿Q们创造现实的天才更加卓越无伦。不是吗？面对毕生不曾拥有过的大堆大堆洋钱的突然消失，阿Q的心酸心痛心苦是可以想像的——这一大堆洋钱可以做多少事啊，可以提升阿Q的多少等次啊，然而，转眼之间全都没了，阿Q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历史暴力的快感在他身上锥露出了九转还魂的功能：通过阿Q的自我分裂，先使阿Q一身二任，主奴兼居，然后，在专制等级意识的心理暗示下，使其只以暴力与威权拥有着自居——阿Q这一次是彻底胜利了，因为他成了历史主体的化身，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现实在深不可测的深渊之中就这样奇妙的变成了光明坦途！
于此可见，所谓精神胜利法并不纯然是内心的胜利。历史的吊诡在阿Q们身上显示出了其强大的非理性力量。当每一个个体生命都服膺于精神胜利法时，他们在内心所制造的完美而幸福的现实就不是纯然的处于幻想状态，而是真正的处于现实状态，可感可触。也就是说，精神胜利法实质上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个空间，这个空间也不是封闭的空间，而是开放的空间，他从外在世界进入内心然后又向外扩张，最终精神胜利法所创造的世界作为一种幻想转眼之间成为了活生生的现实，不独是心理现实，而且还是物理现实。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精神胜利法不是个人的臆造而是历史的激发。也正是因此，精神胜利法的功效是依赖于历史理性的，所以，当阿Q被他的所谓儿子赵太爷打了以后，他的精神胜利就真的能变为物质世界的胜利——这就是“阿Q此后倒得意了许多年”的根本原因。可是，一旦历史理性的权力代理之威权开始动摇，其权力秩序对现实世界的控制大不如前，精神胜利法所精心营造的物理现实也会发生变异。正是因此，王胡敢于向阿Q挑衅，也正是因此，阿Q只能到尼姑这个更弱者身上获取专制等级意识所带来的快感！也正是因此，阿Q不得不在现实世界中谋取实实在在的身份改变。也就是说，阿Q的革命不是发生在精神胜利法失效之时——精神胜利之法是根本不可能失效的，而是发生在历史理性的权力代理及其威权秩序丧失了现实统治能力的时候！阿Q们是如此依赖于历史理性与历史秩序，因为历史理性与历史秩序的失责意味着精神胜利法丧失了现实依据。阿Q的革命其实是多么不得已，这一生命行状的出现纯属历史的失职！
梳理阿Q的优胜纪略，我惊讶的发现，阿Q的行状与其说是一个个体生命的行状，不如说是整体历史的行状，历史行状对个人行状的僭越，使个体生命抽象化为整体民族的生命，个体生命的悲剧因而扩大为一个民族的生存悲剧。这个民族在历史行状的滑稽表演中活着，其实根本就不存在！
3、关于恋爱的悲剧
阿Q的恋爱悲剧是一种无可逃避的宿命！
既然控制现在，就得控制生命的当下记忆与未来期许，那就是说要控制人的生命欲求。而一个人的生命欲求就本能而言，当是性的渴求。性意识作为一种纯粹私人性的隐秘意愿是个体生命中最不安分的也最不易控制的部分。权力对人的控制即使进入对人的身体领域的控制但如果不深入到性意识领域，迟早会遭到性意识所激发的生命力的颠覆。这样，权力对身体控制的关键，只能是对生殖器的控制。唯有控制了人的生殖器，唯有控制了人的性意识，人才可以将一切能量全部用来为权力服务，在为权力的服务中获取生命的快感。
阿Q这一生最大的胜利来自尼姑，最大的溃败也同样来自尼姑。在尼姑身上，他实实在在地成为了胜利者，而且获得了胜利者应得的掌声与欢呼。但是，也正是在尼姑身上，阿Q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败。因为尼姑唤醒了阿Q的性意识，尼姑使阿Q充满了对性的渴求和由此渴求生发的痛苦煎熬。可以理解，阿Q的性意识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生物本能，而是打上了历史理性与暴力威权的浓重烙印。他的不能遏制的对女人的渴求固然有着生命本能的驱动，但更多的是历史理性的驱使：生儿育女以进入历史书写链！
当然，历史理性在这一点上又一次显示了历史的吊诡，此一吊诡有二。其一，阿Q的性对象是被牢牢控制着的，这种控制既有对女性生殖器的重重遮蔽，更有对女性的妖魔化。也就是说，通过将女性的非人化，使性主体也遭到了非人化。正是在对性的双方的非人化过程中，历史理性抹杀了个体生命性的正当性。对性的正当性的渴求变成奇耻大辱，牢牢的烙印在个体生命心空，使个体生命的生命能量在权力的掌控之中逐渐驯化，直到完全为其所用。
其二，尽管生儿育女在历史理性的教化下僭越了性本能的快感欲求上升为性意识的主体内容，但即使是生儿育女这一最普通的生命行为也还是要得到权力的检验，生命才可以享有此一资格。而权力的检验是通过对女性性意识的检验达到的。如果女性性意识符合历史理性，如果女性生殖器心甘情愿的接受权力的支配，阿Q的愿望自然得不到满足；如果女性性意识与生殖器不服膺于历史理性的威权统治，阿Q们则将遭受更可怕的灭顶之灾。此一奥妙就在于，阿Q们对性的欲求即使是停留在生儿育女的层面也是对权力主体的冒犯，原因很简单，女性是权力的私有财产，权力主体的统治地位实质上就是通过对女性生殖器享有权的垄断来显示的。阿Q们生儿育女的愿望本身就是对权力主体的冒犯：阿Q们没有资格进入历史书写链！
历史理性既鼓励阿Q们萌生生儿育女的愿望却又控制其性活动，目的在于彻底毁灭阿Q们的性意识，在性意识彻底泯灭后，阿Q们就成为了纯粹的干活机器，完全为权力所奴役。而阿Q的性对象们，无论是吴妈还是其他什么女人，自然就只能是权力的享用品了。
4、关于革命与结局
阿Q对革命的欲求几乎是一瞬间爆发的。在此之前，他对革命是深恶痛绝的。但这并不奇怪，无论是诅咒革命还是投降革命，阿Q的想法其实无一不符合历史理性！
阿Q的确是一个天才，他洞悉了历史理性的奥秘：历史理性其实并不害怕革命，那原因就在于革命不过是权力与资源的再分配，不过是一切世俗利益的再分配，根本就一点也不妨碍历史理性的权力主体地位。而且，历史理性总是会让一切所谓革命变为其寻找新的合适的权力代理人的活动。阿Q迅速的看穿了这一点，所以，他第一个在未庄爆发了对革命的要求。也正是在对革命的投降过程中，他的一切欲望都苏醒过来：权力、财富、女人。土谷祠的狂想彻底暴露了革命的世俗面目，也彻底显现了历史理性的稳如磐石！
然而，阿Q始料不及的是，他其实只能想像革命，却并不能实践革命，因为他没有革命权力！
这就是历史理性设置的悖论：在中国，革命也是要资格的！历史理性对等级意识与暴力威权的诉求使阿Q们彻底丧失了改变自己处境的革命资格。原因很简单，在历史理性对革命者的检验之中，阿Q没有任何资格：他既没有权势也没有财富，更没有暴力，他怎么可以有资格进入革命者的队伍呢？阿Q被挡在革命之外彻底暴露了中国式革命的暴虐与世俗本性，也彻底暴露了革命其实是对历史理性的更为隐秘的捍卫和坚守。革命无论进行得如何惨烈，胜利者只有一个：历史理性！革命结局无论如何，一统山河的也只能是历史理性。所以，革命之后，一切都没有什么两样。鲁迅这样表述到：“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什么大异样。”这样的语言中蕴含的冷漠与悲凉是难以言说的，因为在中国，根本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也正是在此意义是，阿Q以自己的大团圆完成了历史理性大团圆的心愿。以自己对笔和纸的诚惶诚恐确证了历史理性及其书写法则万世一统永不溃败的绝望真相。也最终证明了历史理性对个体生命的扼杀，最后还得落实到历史的书写行为之上。也就是说，一切显形的暴力与权力最终还得依靠历史书写的隐晦暴力才能无往而不胜！
小说从讨论历史书写法则之于阿Q的关系始，到历史书写法则结束阿Q的生命终，也形成了一个大圆圈，在这个圆圈之中，阿Q们的命运是命定的，他们无可逃遁，除了自觉服膺于历史理性并在此过程中自我戕杀自我抹灭，根本就别无选择！
然而，悖谬的是，历史书写法则在《阿Q正传》中成为了被书写的对象。鲁迅通过对历史书写法则及历史理性的对象化，通过对阿Q与历史理性及其书写法则之间的胶着关系的揭示，成功地揭示了历史理性及其书写法则吃人的秘密，人的生存境遇的荒谬与黑暗的真相再也无法被遮蔽，从此，阿Q及其终生服膺而又令其生而不在的历史理性及其书写法则成为了一种示众性的存在，现实也因此而裂开了一道巨大的鸿沟，无法为历史所遮蔽，他内蕴着某种形态的真正的革命性因子，这一因子沉静在这深渊的鸿沟之中，有一天，他会爆发吗？
5、关于小说的语言
伟大的小说一般来说都有着常人皆可如数家珍的所谓有碍伟大的缺陷。《阿Q正传 》也不例外。问题在于，常人一般总是带着某种对小说形式的前理解去看待那些伟大的小说，然而，伟大的小说总是站在两个时代的交接点上，承担着承前启后的重大使命，这却是一切所谓前理解所无法理解的。他们无法理解伟大的小说之所以伟大，即使单就小说的形式而言，他也是破体的，根本就不能用前理解之中的形式常规去衡量！《阿Q正传》的伟大有许多方面都是无可挑剔的，比如容量的巨大，比如思想的深邃，比如力量的持久与强烈……但，《阿Q正传》有一点却常为人所诟病：《阿Q正传》的形式不像小说。所谓《阿Q正传》的形式不像小说，当然主要是指《阿Q正传》的语言。的确，《阿Q正传》似乎不属于一切小说形式所认定的语言表述方式，可以说《阿Q正传》里什么语言都有，唯独没有常人理解之中的小说语言，譬如史传笔法，譬如杂文笔法，譬如散文笔法，譬如戏剧笔法，譬如日记笔法，唯独纯正的小说笔法很难找到！
然而，有所谓纯正的小说笔法吗？这种对所谓纯正小说笔法的迷信其实也是文体等级意识的流毒。鲁迅的伟大就在于其深刻性已达到了在小说领域从任何角度对专制等级意识的自觉的颠覆与解构！的确，鲁迅坚决不采用所谓纯正的小说笔法！也许正是因此考虑，《阿Q正传 》成为了一部众声喧哗的小说，成为了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迄今为止仍无法超越的复调小说——在这种追求上，迄今他仍是不可企及的高度！
是啊，以小说内人物的语言（当然包括那些为数众多的心理话语）而言， 不论是阿Q还是其他什么人，他们的语言都不是真正的个体语言，而是一种历史理性锁定的公共语言。这些被称之为公共语言的话语不独指向现在，也指向过去，不独出现在人的清醒时刻，甚至也出现在人的梦中，不独出现在公众场合，也出现在极其私密性的空间。这些公共话语的公约性在于其对权势的渴求，对财富的占有，对女人的淫欲，对一切世俗利益的期盼，以及因此期盼遭遇挫折时，所有心照不宣的自欺欺人。一句话，这些公共话语其实就是历史理性及其书写法则。当这些公共话语占据了所有私人话语空间时，人的个体生命就全面沦丧，成为了公共话语及其内蕴的历史理性的神圣领地，至死也无可逃遁。小说的语言运用的确是发人深省的。鲁迅对公共话语的深刻解剖就是建立在这种众声喧哗的语言的运用之上。何谓众声喧哗呢？小说里有古人的语言，有现代人的语言，有所谓圣贤的语言，有所谓现代绅士的语言，有流行于民间的戏剧语言，有四书五经上的名言……所有这些语言混合在一起，其所指即为：这些语言取消了时间的流动根性，使世界处在一种共时态状态，统治这一共时态空间的正是这些公共话语的逻各斯意义——历史理性及其书写规则！简言之，公共话语就如蚕虫吞食桑叶一般将一切个体生命全面吞噬了，不允许有一个关乎生命话语的字眼出现，阿Q死到临头，不是还在“无师自通”的想着要唱一段戏剧，喊几句口号以显示其“英雄气概”吗？其实，他哪里是无师自通？于他来说，这根本就是一种必然，是历史理性借他之口来炫耀其不独占有一个人的生，也要占有一个人的死！只要你来到这个世上，你的生命就只能是一种任其摆布的生命形态，这是你的宿命！小说中所谓纯正小说话语的缺席其实也就是个体生命话语的缺席。这正是一种历史理性的必然。小说的一切情节一切人物言行都是通过这种语言来完成的，实际上，隐喻了公共话语及其历史理性正是这个国度上从古及今无一日可离身的物质外壳，所有的生命都寄生在此物质外壳内，依赖其活着。没有此物质之外壳，也就没有一切生命。这一物质外壳不独禁锢着人的肉体，锁定着人的一切身体器官，同时还内化为一切生命的灵魂形态，从而宣告了这个国土上无人的存在真相。
结语：重读《阿Q正传》，反观现实，我绝望的发现，阿Q作为一种公共话语的载体，其实极其残忍的预见了我的存在，我身边所有人的存在。我们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做我们想做的事；我们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不是在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们沦为了非人的存在，但我们并不自知——阿Q依旧活着，而且活得越来越滋润！
写于2004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