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各个领域都涌现出无与伦比的天才。旷世明君李世民，诗仙诗圣李白、杜甫，文章巨擘韩愈、柳宗元，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画家吴道子，音乐家李龟年，理财能手刘宴，等等；他们如璀璨明星闪耀在历史的天空，永远值得华夏儿女骄傲与仰视。

有趣的是，在杰出人物层出不穷的同时，唐代也涌现不少大奸大恶之人。比如，酷吏周兴、来俊臣之流，堪称坑人整人的顶极高手；尤其是来俊臣，与人合著一部《罗织经》，对坑人整人做了理论化系统化总结，穷尽了罗织罪名的可能性；有才，实在是太有才了。当然，太有才的大奸大恶绝非来俊臣一人，除了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宦官仇士良也应有一席之地。

仇士良（781—843），字匡美，循州兴宁（今广东兴宁）人，是中唐著名的宦官（太监）。他早年进宫，从一个从侍侯太子的小太监做起，随后四十多年步步高升，宪宗、文宗时任内外五坊使、左神策军中尉；甘露事变后，加特进、右骁卫大将军；武宗时进骠骑大将军、观军容使兼统左右军、知内侍省事等要职，封楚国公，死后追赠扬州大都督。在最得意的二十多年，他掌管禁军（神策军）把持朝政，玩帝王于股掌之间，欺上瞒下，排斥异己，贪黩暴虐，先后杀二王、一妃、四宰相，残害无数忠良；一个官宦居然凌驾帝王之上，恣意妄为，实在是太牛气了。

自创立太监制度以后，历代皇宫都出现过大腕级的太监，而仇士良堪称大腕中的大腕。尽管后世某些太监（如魏忠贤）在权势熏天、恶贯满盈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较之仇士良还是颇为逊色，因为他们不及仇士良有才，也许他们的手腕与之不相上下，但思想建树却难以望其项背。千百年来，善于弄权的太监大有人在，而思想理论上有所建树的却仅有仇士良一人。不过，仇士良也未曾发表长篇大论或著书立说，他的思想建树主要体现在一次重要谈话当中。会昌三年（843年）六月，仇士良因病离职，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回到私第时候，仇士良对前来送归的太监同党进行谆谆教导，传授千金难买的秘诀。

对于这次重要谈话，《新唐书·仇士良传》是这样记载的：

士良之老，中人举送还第，谢曰：“诸君善事天子，能听老夫语乎？”众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阇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众再拜。

《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三》的记载大致相同，具体表述如下：

仇士良以左卫上将军、内侍监致仕。其党送归私第，士良教以固权宠之术曰：“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必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其党拜谢而去。

上述两段史料记述的仇氏谈话虽然简短，但思想内涵极其丰富，技术含量极高。围绕“善事天子”这个主题，仇士良传授经验之谈，在目的与方法上做了精辟阐述。

“善事天子”本是太监的职责。当初设置太监，其宗旨就是让太监为帝王服务，但这个服务仅限于照顾起居。为了避免太监觊觎帝王的后妃，杜绝他们乱搞男女关系，维护皇家血统的纯正，所有进宫做太监的人都必须通过资格认证，其必要条件就是“去势”，彻底丧失性能力。不言而喻，太监角色的原始定位只是充当帝王的生活秘书，而不是政治秘书。作为太监，只要在生活上把帝王或其家人照料好了，就算是一个称职的好太监。

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生来就是政治性动物。太监的性器被阉割，虽然不能凯觎帝王的后妃，却仍能凯觎帝王的权力。所以，历史上有很多太监并不满足于当帝王的生活秘书，而热衷于当帝王的政治秘书，企图侵占或分享帝王的权力。

在古代社会，一切权力无疑属于帝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不管是打天下获得王位，还是从先辈那里继承王位，其权力都具有无可争辩的合法性。从游戏规则上说，太监并没有参与朝政的职权，他们要玩权力游戏，只能从帝王身上下功夫，亦即从“善事天子”入手。仇士良所谓“善事天子”，肯定不是全心全意为帝王服务，而是带有很强的追逐权力的目的。尽管这个目的违背了太监履职的宗旨，但史上著名太监都乐意为之。

那么太监怎样“善事天子”，才能如愿达到自身目的？仇士良的重要谈话吐露两点秘诀：一是纵君，二是愚君。

所谓“纵君”，就是纵容与唆使君主，使君主沉湎于各种爱好与享乐，纵情于感官欲望的满足。无论是声色犬马，还是琴棋书画，只要帝王喜好，都竭力投其所好；即便帝王没有什么爱好，也要进行诱导，让他迷恋各种娱乐，而且不断花样翻新，使之乐此不疲。这样，帝王“无暇更及他事”，勤于玩乐而怠于政事；于是，太监可以乘虚而入，帮助帝王打理政务，从而借帝王名义发号施令，以至于权倾朝野，作威作福，为所欲为。

太监长期厮守在帝王的身边，最熟悉帝王的脾气与喜好，只要稍有野心且脑子灵光，他们就能轻易“纵君”，通过纵容与唆使，最终达到操纵君主的目的。一般来说，太监大都未受过良好教育，人格不健全，心理很变态，更缺乏治国安邦才能；太监一旦把持朝政，往往会给国家与社会带来巨大灾难。但是，太监并不会自惭形秽，更不会忧国忧民，反正天下是皇帝老子的，折腾别人的东西不心痛，哪怕是闹得洪水滔天也无所谓。

所谓“愚君”，就是愚弄与忽悠君主，使君主不学无术心智迷乱，丧失最基本的是非观与判断力。如何愚弄与忽悠君主，仇士良自然有不少招数，在与同党的谈话中他只说出最关键的要点，即“慎勿使之读书”。为什么不让帝王养成读书好学的习惯呢？因为读书好学可以增长知识和智慧，而一个富有知识和智慧的帝王是难以驾驭和忽悠的。如果帝王喜爱读书，尤其是阅读历史书籍，会看到“前代兴亡，必知忧惧”，势必疏远太监。因为史书清楚明白地显示，太监一旦掌权大都发挥负能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甚至祸国殃民，直接导致王朝灭亡。自秦汉以降，太监坏事的案例屡见不鲜。帝王若不读书，就不会了解历代王朝的兴衰，就不会知道太监专权的危害，就不会对太监有所防范或戒备。

以“纵”、“愚”这两手“善事天子”，完全可以塑造出典型的昏君。这个昏君像任性的孩子，他乐于当玩主，纵情于声色犬马，沉湎于各种喜好，只是怠于政事；这个昏君像弱智的孩子，他乐于当玩偶，依赖并宠信身边的太监，在他看来太监才是好同志，他们对我最贴心，尽可能让我过得快活，所以信任太监没有错。这个昏君基本上丧失了是非观和判断力，不由自主地被太监牵着鼻子走，以太监的好恶为好恶，以太监的是非为是非。若有大臣敢于犯颜直谏，他会认为这是跟我过不去，只要太监添油加醋进谗言，就不惜加以驱逐或杀戮。

后世著名太监如童贯、王振、魏忠贤等人虽然在思想理论上无所建树，但在实践马氏谈话精神方面卓有成效，他们将“纵君”、“愚君”的手法运用得出神入化，把帝王玩弄于股掌之间，乃至权势熏天，不可一世。魏忠贤更是登峰造极，被封为“九千岁”，全国各地争先恐后为他建“生祠”。当然，“纵”与“愚”这两手并非太监的专利。大凡爱玩权术的人，都会玩这两手，并且从中受益。一代奸相蔡京将这两手运用自如，对宋徽宗刻意投其所好，让他广泛涉猎声色、书画、花石，使之沉迷才艺，而怠于治理，以便自己大权独揽，左右北宋朝政二十余年。

时过境迁，君主制在当今多数国家不复存在。现代政治理论认为，现代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没有君主的国家，绝不会出现太监或奸臣愚弄君主的现象。但是，愚民现象却在某些国家依然存在，而且相当普遍。尽管人民被抬到拥有一切权力的至高无上地位（国家的主人相当于君主），实际上却被愚弄或忽悠为脑残无知的阿斗，他们并不拥有宪法赋予的权利，只能听任他人指鹿为马。没办法，“知识越多越反动”，只有愚民才是最好的选择。

仇士良的那次谈话真是不同凡响，他所传授的秘诀至今尚未过时，早已成为历久弥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