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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人类世界看成一片原野，那么，在它的精神意义上，那片原野应当是无限丰饶的，我们看到林木的葳蕤，看到幸福像花儿一样绽放，看到绵延无绝的缠绵情愫，看到无限深邃的精神渊薮，看到无尽江河的奔腾涌流，看到阳光，看到黑暗，看到良善，看到罪恶，总之，世间所有的它都应当拥有……我们总是本能地让自己相信，在精神上我们非常富足，我们从不匮乏，我们总是认为人类比世界上其他所有生物都拥有的更多，我们几乎有理由认为我们是这个星球上最幸福的物种了。
然而不用我说你也知道，这并不是实际的情形，不是人在短暂人生中实际感受到的情形。人的实际情形比这要糟糕很多。历史老人反复告诉我们，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原因，这个世界不仅没有想象中那样丰饶，反之，它总是处在巨大的匮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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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角度说，除了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段，比如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所说的公元前500年前后结构人类精神文明基本范式的轴心期时代（包括中国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期）、13-16世纪发生在欧洲的作为资本主义精神兴起之标志的文艺复兴时期、17-18世纪发生在欧洲的旨在以科学和艺术的知识理性发展和改进人类生活的启蒙运动时代，在历史延展的绝大部分时空中，人类精神实际上都是被囿困着的，或者由于强力压制导致人类精神翅膀的羸弱和折断，或者由于战乱频仍导致民生的艰困和经济溃败，或者由于政治失序导致教育和文化的萎缩凋敝……总之，匮乏构成了人类史和人类生存的普遍和基本的状态。
在这样的宏观状态下，个体命运所遭遇的困顿更是难以尽数。如果把我们时常说的“时代的一粒灰尘，就是个人身上的一座大山”植根于历史语境中，我们就会发现，个体处境往往比时代的宏观表现更其悲惨。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灰尘，而每一个时代的灰尘都必将落到每一个个体身上，于是，我们从历史的册页中总是看到写满了幽闭与匮乏，写满了困厄和毁灭。虽然人类在历史的延展中总是高举着自由的旗帜，历史的总体进程总是表现为人的解放，人类甚至把思想和表达思想的自由视为最基本的权利，豁出性命去争取这种权利，人们甚至部分地争取到了这种权利，然而宿命的是，或者由于资本的贪婪，或者由于权力的蛮横，人类处境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匮乏仍旧是所有类型社会的最基本特征，人类个体仍旧颠踬于“活着还是死去”的艰难选择之中。这就是说，人类仍在路上，路远且长，“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仍是想用思想活着的人为自己锁住的命定。
那你要是问了：“我怎么感觉不到你说的这种情形呢？什么幽闭和匮乏，什么困厄和毁灭，在哪儿？我觉得挺好的呀，有吃有喝，还能到处跑跑，你该不是钻了牛角尖儿才这样说的吧？”
我这么回答你吧：这是因为没有看到你本该可以看到的东西，而这是有原因的，既有你自身的原因，又有环境的原因。人性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自我的，一个是社会的，当这两者都倾向于把你塑造为一个视力不太好的人的时候，你自然无法看到本可以看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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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存在视觉上的巨大反差，首先是因为在人类文化中，有一种遮蔽不完美的本能，就像人际关系中一样，让另一个人感到幸福美满总是一件让人愉悦的事情。数千年以来，人类文化对于这种形式的积德行善总是乐此不疲。这是因为，在任何形式的潜意识和欲望类型中，对幸福美好的渴望都是人类终级的渴望。人类总是倾向于让自己相信，我们拥有的世界无限丰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我再说一遍：这是错的。
西方文化中通过宗教虚构出来的伊甸园，不足以说明人类必定拥有丰饶，这是因为它只是理想化地强调了善与美，没有提醒人们对恶与丑做必要的警觉；中国文化中的“道”，则过于看重了某种高高在上的形而上力量，它总是试图让人相信，有一种超自然东西，在辛辛苦苦地安排着这个世界的秩序，而它安排的这个秩序，一定是真的，一定是善的，一定是美的。它还试图规劝人们说，即使你看到不好的，你也不能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好的，它说“道”会把这种不好变为好，它让你相信，生活很不完美，然而不完美的生活是可以忍受的。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意思是，有了“道”这个东西，我还怕什么呢？死亦不足惜啊！
问题是，好好的，你怎么就死了呢？“死”怎么就成为很多不应当死的人难以逃脱的宿命了呢？在“死”这件事上，“道”是否尽了它的“道”的责任呢？很显然是没有的。“道”怎么就在关键时刻失职缺位了呢？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人对“道”的信奉过于良善了，或者说，即便是“道”，也严重低估了从人性恶渊薮中发散出来的社会恶、政治恶、文化恶的强大压制力量。
我们当然认为老子、孔子的愿望是好的，但是你也无法否认他确实有意无意地蒙骗了我们，或者说，他自己都被自己蒙骗了。他实际上是捂住自己的双眼在告诉我们他所看到的东西，那个东西并没有真正进入到他的视野；他说的他看到的那个东西不过是一个幻象，一种可以带来愉悦的精神安慰剂而已。老子说“道”，孔子说“道”，大概都有试图让人相信“世界归根结底是美好的”这一善良愿望的原因吧？也可以理解为这是老子和孔子对人的善良提醒和规劝吧？
唉！该怎么说呢？人很可怜，人有时候是需要欺骗和自我欺骗的啊！否则我们会活得异常痛苦，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绝望而终。毋庸讳言，无论我们还是老子、孔子，面对的实际上都是一个匮乏甚至可以说贫瘠荒凉的世界，犹如我前面所言，我们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富有，即便是在相对来说已经很富有的百家争鸣的时代，亦是如此——在所有的“百家”中，除了老子、庄子等沉迷于内心图景的“家”们，绝大多数人不是都在寻求着王权的庇佑吗？我们试着想一想，管子、韩非子、李斯……如果不是侧身于“王”的恩典之中，作为个体的他们，难道还会成为“子”吗？难道还会成为“家”吗？在人类历史的黄金时期都是如此，其他年代不是更不言而喻了吗？如果我们说，在历史的绝大多数时空中，我们都被匮乏所困扰，我们甚至两手空空，很多本应当属于我们的东西都流失散佚了，应当是有一定道理的吧？
那么，人类精神意义上的无限丰饶，在实际生活中怎么就流失了呢？它们到哪里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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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史不是历史，自然史仅只是物质世界的数学或者说物理学的堆积，只有人类才拥有在精神上创造出如此丰饶的巨大才能。只有人类才拥有历史，而历史就是对世界的抽象；换一句话说，人类的全部境遇——这里既包括丰饶，又包括匮乏——全都是由历史显现出来的。历史正是在这种显现中，展示了人类只有从精神层面才能够感知的意义。我们人生中的万千感慨，我们在一世的奔行中生发出的每一声诘问，都能够从历史那里得到解答。历史就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关注着我们现世的所有困顿和烦恼，它比“道”来得更真切和体贴。在它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照料和呵护的婴儿。
然而回望历史，我们仍旧无奈地发现，孔子闻道，留下了他无限丰饶的思想，这当然是他的幸运——在无限的必然性之间，总会有一些人越出常规，鹤立到人群之外，成为“文化”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已经不是人类的生命个体，而是历史文化的一个符号。譬如，我们说“中国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作为文化载体的个人的思想学说所承载并延续下来的。然而无情的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远非如此幸运，这就是说，即使他们似乎同样“闻道”了，也未必就意味着能够收获丰饶和奉献丰饶。
怎么会是这样呢？这里有两种相互关联的情况：
一、他或许根本与“道”无缘。“道”只有把“善”作为媒介才可以被发现、被“闻”到。然而“善”又是这个世界上极为稀缺的东西，你怎么可以保证所有人都“闻”得到“道”呢？如果一个人的内宇宙不具备强大的动能——这通常都是教育缺失的结果，或者由于战乱，或者由于贫困——他是不可能“闻”得到“道”的。更何况，“闻道”是一项极为艰苦的工作，没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和锲而不舍的耐力，不能胜任它，更不能完成它。换一句话说，在“恶”（譬如不受限制的权力或者资本）徜徉的地方，在作为人类社会保护神的“真”、“善”、“美”被困厄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奢望人们永远抱持着一颗未经污染的心灵呢？你怎么能够奢望人们在极为艰难辛苦的人生行走中恪守信念，去用全部生命守护“善”呢？你怎么能够奢望人们不打内心里不对不义产生恐惧呢？而恐惧——常常是深刻的恐惧——必定导致躲闪，导致逃避，导致犬儒，甚至导致堕落。我这样说，当然并不是在谴责什么人，我只是在描述一种常态，一种历史常态中的人性常态，而这正是我们在生活中总是看到“盗”，而并不容易与“道”相遇的原因。
二、思想只有通过表达才会成为思想，否则它也就仅仅是意识。就像我前面说的，意识足以使人的内宇宙无限丰饶，然而一个人之所以为人并非因为具有足够充盈的意识，而在于那些意识是否经由表达成为了思想。令人沮丧的是，恰恰是在“表达”这个环节，古往今来，人类遇到的磋磨才比任何其他的坎坷都更加坎坷。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或许“闻道”了，也“闻”出一定的名堂了，甚至于他的内宇宙也的确达到丰饶的境界了，然而真正支配眼前这个世界的力量（强力）常常不需要这种丰饶，立足于禁锢“表达”的各种排斥与压制就会像泰山压顶一样接踵而至。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陷入危殆的。很少有个体能够承受这种重压。为了避免成为重压之下的齑粉，绝大多数人只好远遁于世事之外，掩藏起内心的无限波澜，消失在市井人群之中。或者成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云野鹤；或者成为拿着体制俸禄，手心里托着四两豆腐，在胡同里行走的凡夫俗子，总之成为了历史时空中的一粒死去的微尘。然而你能说这死去的微尘从来没有丰饶过吗？你能说在他们内心里也汪着一潭死水吗？很显然不能这样说。稍微有点历史知识或者社会常识的都不难发现，人都是用两副面孔活人的，一个木然僵死，一个伶俐活泼，人们只能看到前者。一个严重的事实就摆在那里：他们终究还是死了，死在了“表达”的高墙之下。他们怎么就“死”了呢？有的由于无力，有的由于怯懦，有的由于恐惧，总之他们是“死”了。也许个体的死亡不值得谈论，然而当他们的死亡汇聚成为一个时段的历史内容的时候，那就意味着这种死亡将会像肌体失血一样，造成那个社会精神价值的流失，而社会精神价值的流失，也一定意味着人类精神的无限丰饶的巨大折损，意味着本不该有的匮乏迟早到来……我在现代主义长篇小说《亚伯拉罕的救赎》（1989年，未出版）中，几乎是忍受着极大的精神痛楚，表达了我的上述观点。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唉！该怎么说呢？无数本可以为世界贡献丰饶的人，竟然都“死”在了蓦然而至的灾祸面前——也就是他还没来得及对他人说出他的思想、没来得及向世界开放他的灵魂之时，就被无情的现实夺去了精神生命。文天祥那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道出了无数人中豪杰的灵魂图景，虽然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所谓的“庸众”）并没有“丹心”留下来，活得甚至连一点儿精神踪迹也没有，然而那些来得及或者没有来得及为世界留下精神遗产的人，仍旧在用杜鹃啼血的方式，努力为这个世界添加着丰饶，我们每一个人都沐浴在他们的精神恩泽之中，尽管他们也死了，就像诗人徐志摩所说：“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古人把这种境界称之为“怆然”——唐代诗人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慨，把这糟到不能再糟的境况描绘得令人痛彻心扉，令人伤心欲绝，它的每一个字都带着淋漓的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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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死，我们说一说屈原吧！
我脑子里经常回旋起屈原《天问》中的语句：“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即使你完全不懂这些文字的含义，单是它那独特而瑰丽的组合，那抑扬顿挫充满张力的语音，就足以为它无比伦比的美而赞叹。如果你深入进去，知道这位诗人在说什么，看到两千多年前竟然有人把精神的触角伸向了如此广袤深邃的地方，在那里恣意汪洋，在那里深情地咏唱，你一定会发出这样的赞叹：人是多么伟大的一个物种！那个对着无限苍穹发出万千诘问（《天问》一连串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的人，是一个多么深刻厚重的人！这个人拥有一个多么丰饶的灵魂！
奇妙的更在于，中国文化的画廊中又出现了一个与屈原的灵魂质地极为相似的人——司马迁。在我看来，司马迁是屈原的真正知音，虽然他们相隔将近二百年。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写屈原，既洞悉于政治，又温馨于人性；对屈原既怀着深切的同情，又满含着敬佩，字里行间渗透着一个知音者的深切感念。“屈原列传”是《史记》中我极为喜爱的篇章之一。这篇文字不长的传记，其辽远深邃的思想性和栩栩如生的文学性，不亚于任何其他著名篇章。
没有一个丰富深刻的灵魂是在养尊处优的条件中产生的。司马迁在讲述屈原遭受一系列政治磋磨以后，以前所未有的历史穿透力，竭力强调了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那时候“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这简直就是绝不亚于现代人的深刻历史分析和总结了！紧接着，司马迁回到了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他是在告诉我们，在一个政治浑浊的时代，一个清明的人若想清明地活着，是要付出极大代价的；而清明的人为浑浊时代付出的代价，最终也一定会传导或者说转化成为时代的代价——我们随后就将看到，君王的浑噩和无道，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历史后果。
司马迁接着说：“《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他这是在告诉我们，在王权至上的时代，屈原无法见容于政治黑暗，最终也没有逃脱被政治排挤和放逐的命运。这对于一个心高气傲、壮怀激烈的人来说，无异于对生命的摧折，可以想见，屈原会陷入到多么巨大的精神痛苦之中。
司马迁悲愤写道：“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活着对于这位伟大的诗人来说，已经成为沉重的负担，他的肉身虽然仍在人间游走，然而他的精神，却扶摇直上，与惯常的人的生存拉开了无尽的距离。他无人可以交谈，无人可以倾诉，成为了形容枯槁的孤魂野鬼。然而就在这时，在司马迁笔下，屈原竟然奇迹般地遇到了一个可以交谈的人，这个人是一个渔夫。司马迁栩栩如生地写道：“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孤寂的诗人对素不相识的渔夫倍感亲切，自然愿意与他做灵魂的交谈：“屈原曰：‘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意思是：我是因为过过于清醒才沦落到如此地步的呀！这是多么苦涩的自嘲啊！
渔夫果然不是凡夫俗子：“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皆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渔夫这是在劝屈原世故一些，圆滑一些，别为了那些没用的东西让自己为难、遭罪。屈原是怎样回答的呢？“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意思是他宁可投入江河葬身于鱼腹之中，也不能让自己蒙受尘世污垢的浸染。这位不为世事所见容，亦不见容于世事的伟大诗人，终于“乃作《怀沙》之赋……怀石（抱着石头）遂自投汨罗以死。”
如果读者是一个认真的人，那么你就会发现，这段情节不像是真实发生的，它更像是一个幻景，一个梦境，这个幻景和梦境寄寓着深刻的寓意——司马迁事实上写了两个屈原，一个物质性的屈原，一个精神性的屈原，他们在进行一场有关灵魂的对话。他们都试图说服对方，然而最终屈原还是接受了“精神的屈原”的见解，说服了世俗意义上的屈原（渔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他命运的结局：在秦国的虎狼之师占领楚国首都，屈原对于自己的国家危亡又无能为力的情况下，诗人决定给自己一个了断，抱着一块石头投了汨罗江。我后面就会谈到，如果司马迁没有经历过类似的精神历程，是绝对写不出如此这般的情形的，他事实上也是在给自己的灵魂造像。他通过写屈原，事实上是在写自己，屈原的每一句辩白和申诉，都是他对自己的辩白和申诉。
历史后果随之如期而至：“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
司马迁意犹未尽，最后感叹（太史公曰）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读到这里，我往往热泪盈眶。屈原一定想不到，跨过将近二百年时空，竟然会有这样一个深刻理解他的人，竟然会有这样一个真正把心贴在他心上的人，用如椽巨笔把他的心声传递给滔滔不绝的历史长河。在历史长河的轰鸣声中，我们已经分辨不出哪个声音是屈原，哪个声音是司马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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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司马迁从屈原身上看到了什么呢？他为之唏嘘、为之“垂涕”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是宿命，而宿命是有关生死的，因此，我们又可以理解为司马迁是在谈论人生困顿，是在谈论生死。
生死与生死不同。读者都记得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那段著名的话：“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这固然是司马迁在为自己励志，然而他把这种励志提高到了“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应当怎样活着？即便去死，怎样才是死得其所？”的高度，正如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和屈原不约而同选择了同一条道路。《报任安书》与《屈原列传》在精神上彼此呼应，何尝不是司马迁与屈原在精神上的相互呼应啊！
这是黑暗年代的唯一光亮了。正是这一点光亮，让这个贫瘠的世界丰饶了起来。我们常常骄傲于中华民族古老而璀璨的文明，岂知，这无比伦比的文明丰饶，恰恰是包括屈原、司马迁在内的无数精神先行者，用他们的困厄乃至于死亡换取来的。当我们享用这些精神结晶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是那些先行者在我们之前用生命做了播种和耕耘，我们这些后来者仅只是极为幸运的收获者罢了。
事情都有两面。我们平时总是谴责皇权专制主义不是东西，然而皇权专制主义作为农耕时代的一种国家政治制度、国家意识形态，却为社会预留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这个社会空间是被私有制支撑着的。无论换了多少个皇帝，除非发生了战争，“民”还都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可守，至少可以把一亩三分地作为自己的理想来追求。那么在这个空间里，人的有限度的精神解放就成为可能。中国所谓的“十大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书院、石鼓书院、东林书院、武夷书院、鹅湖书院、洙泗书院和万松书院），被称之为我国乃至亚洲现存最古老的，名列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的“天一阁”，就是这个空间的产物。换一句话说，中国传统文化坎坎坷坷、泣血一般发展到今天，其实正是得益于这极为狭窄的社会空间所提供的保护啊！
我想到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所谓“隐士”。若说隐士，最著名的当然是东晋（317年-420年）年间出现的陶渊明，这位茕茕孑立的隐士并不是生下来就发誓要去当隐士的，就像我们绝大多数人一样，在他年轻的时候也曾轻狂过，这种轻狂表现为睥睨眼前这个世界，认为它没啥，是可以被征服的，所以他有过“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志向，在功名上做了很大的努力。这时候，他实际上就是一渴求发展的俗人。他后来调侃说：“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饮酒》）意思是我付出了那么多努力，不过也就是换了个彭泽县令当当，这有他妈的什么意思？还真不如回老家做闲云野鹤好呀！
对于他的这种心绪，宋代大学者黄庭坚先生心有戚戚焉，感慨说：“潜鱼愿深渺，渊明无由逃。彭泽当此时，沉冥一世豪。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凄其望诸葛，肮脏犹汉相。时无益州牧，指挥用诸将。平生本朝心，岁月阅江浪。空余时语工，落笔九天上。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尚。属予刚制酒，无用酌杯盎。欲招千载魂，斯文或宜当。”（《宿旧彭泽怀陶令》）就是说，以陶渊明先生的聪明才智来说，在仕途上奔波跋涉，未必是好的选择。回到他出生的地方，回到心无旁骛的岁月，反倒更契合他的心性。他能做或者说已经在做的，要远比在彭泽当县令好不知道多少倍！
这里所谓的“好不知道多少倍”，指的是他终于摆脱了的仕途，绝非是他的灵魂寄寓之所，而“隐居”到世界一隅，脱离无聊险恶的政治，寄情于山水之间，摆脱所有曾经困窘着他的俗念，反倒是他放飞灵魂、做汪洋恣意的精神驰骋的最好选择。而这一切的最必要的条件，就是我前面说过的那个“社会空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建立在“民间社会”基础上的社会空间，陶渊明未必真能“隐”得起来，在这个意义上，陶渊明简直幸运得让我们艳羡了，毕竟，只有他通过“隐”而完成了一个大大的自我。
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隐士”，小小的彭泽县令当然不会进入人们的视野；如果这位“隐士”真的“隐”起来了，乃至于“隐”成了一个傻子，一个死人，人们也不会记得他，“然则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人而已”，他通过直抒胸臆的诗意表达，完成了灵魂的再造，丰饶了他的灵魂最终所栖息的这个世界。人们也因此记住他，感谢他，敬重他。
王安石认为“其诗有奇绝不可及之语，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由诗人以来无此句也。”这一切都说明，陶渊明完成了一个巨大的转换，就像在田间耕耘和收获的农夫一样，通过创造成为了一个在精神上丰饶这个世界的耕耘者。遗憾的是，古往今来，能够像陶渊明这样清醒和超脱的人，实在是不多。痴迷于功利，在死水酱缸一般的仕途生涯和人生奔走中挣扎以至于消弭的，何止百万千万！
唉！怎么说呢？就社会来说，开放空间就会导致丰饶；对人类个体来说，精神解放就会导致丰饶。人类个体的解放和社会空间的预留和开放是一体两面，社会空间封闭的时候，一定不是人类个体得到解放的时候；而社会空间开放的时候，也一定是人类个体得到解放的时候。
有时候我想，如果时代能够给我们的先人们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们这些后代子孙的收获一定会比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更加丰饶。这想法当然是很天真很幼稚的。司马迁和屈原不常有，而知识分子的人生困顿乃至于死亡却常在。这个世界的无限丰饶，就是在知识分子坎坷与困顿甚至于死亡之中默然流失的——我们且不说作为社会后果的结果吧——截止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什么好办法让这种流失停止；屈原和司马迁的宿命，仍然是抱持着顽强信念的知识分子的宿命——不，这已经不是宿命，而是命运，一种永远也无法摆脱的命运。
2023-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