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世说新语》中有关魏晋士人围棋活动的描写中可以看到，围棋经历了一个从社会的道德教化工具发展演变成为个人才能和人格的展现的过程。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转变，才会使围棋成为代表个人文化精神修养的形式，跻身于“琴棋书画”四大修养形式之中。
关键词：《世说新语》 围棋 文化内涵 变异
世人皆知，中国古代素以“琴棋书画”来代表形容个人的文化艺术修养。但翻检史籍可以看到，“琴棋书画”一词，始见于唐代何延之《兰亭记》：“辩才博学工文，琴棋书画，皆得其妙。”[1]（卷三引）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典籍中有大量关于这四种形式的记载。可见这四种艺术和体育项目形式的出现最迟不晚于春秋战国。这就不免令人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从它们的出现到这四者融为一体，成为文人文化修养的标志，中间竟然相距约一千五百年的时间？通过对围棋的产生演变到《世说新语》中魏晋文人围棋活动的研究，我们发现，围棋作为一种娱乐活动的出现，经历了一个从社会的道德教化工具发展演变成为个人才能和人格的展现的过程。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转变，才会使围棋成为代表个人文化精神修养的形式，跻身于“琴棋书画”四大修养形式之中。
一
中国是围棋的故乡，其产生时间虽然已难确考，但春秋时期的典籍已有关于围棋的记载。说明它的产生不会晚于春秋。不过将现存早期有关围棋的材料记载与《世说新语》等六朝时期有关围棋活动的材料作一对比，就可以看到，早期人们对于围棋功能的认识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距甚远。早期人们对于围棋功能的认识主要局限在它的教化作用；而从魏晋时期起，士族文人逐渐开始从哲学意味、娱乐功能以至人生态度，也就是广义的精神修养的高度来体会和认识围棋的作用和意义。
因围棋的棋子只有黑白之分，没有等级之别，各子地位平等。刘向《围棋赋》：“略观围棋，法于用兵。”[2]（卷五二韦曜《博弈论》李善注引）桓谭《新论》：“俗有围棋，或言是兵法之类也。” [2]（卷五二韦曜《博弈论》李善注引）所以有人认为围棋起源于原始部落会议共同商讨对敌作战的需要，就地画图，用两种不同的小石子代替敌我的兵卒，就双方作战部署进行讨论。这种说法虽然没有实物根据，但比较符合围棋的基本原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颖达疏谓：“以子围而相杀，故谓之围棋。”[3]（p1986）马融《围棋赋》上也说：“略观围棋，法于用兵。”[4]（《全后汉文》卷十八）也是从军事角度理解围棋的功用。不过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围棋的就被赋予了浓重的道德教化色彩。在早期的文字记载当中，围棋相传为尧或舜所造。张华《博物志》：“尧造围棋，丹朱善棋。”[1]《广韵》引作：“舜造围棋，丹朱善之。”[5]（卷一上平声“棋”字下引《博物志》）按丹朱为尧之子，“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6]（《五帝本纪》p30）。《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引《博物志》此文正作“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7]( 卷八0《晋纪二》p2558)丹朱不得为舜之子，故《广韵》所引有误。但舜造围棋或为另一传说。胡注又云：“或曰：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其法非智莫能也。”这两种传说尽管主人公不同，但对于围棋功用的介绍却是一样的，即都明确地说出围棋产生于教化的需要[2]。
先秦时期典籍中有关围棋的记载完全可以证实早期围棋的这一道德教化功能。《论语》：“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于己。”[8]（《阳货》）何晏《集解》引马融曰：“为其无所据乐，善生淫欲。”邢昺疏：“《正义》曰：此章疾人之不学也。……言人饱食终日，于善道无所用心，则难以为处矣哉。……夫子为其饱食之之，无所据乐，善生淫欲，故取教之曰：不有博奕之戏乎？若其为之，犹胜乎止也。欲令据此为乐则不生淫欲也。”[8]（p2526）可见孔子是用下围棋的办法来占领那些无所事事的人的时间，以免他们产生淫欲邪念。孟子也曾以围棋为喻教育学生：“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9] （《告子上》）
对于围棋的这种教化功能的认识直到魏晋时期不仅为正统的儒家人士所继承，而且还有人变本加厉，从礼教角度主张取缔围棋。三国东吴韦曜受太子之令所写下的《博弈论》对围棋发出了严厉的声讨：
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当其临局交争，雌雄未决，专精锐意，神迷体倦。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虽有太牢之馔，韶夏之乐，不暇存也。至或赌及衣物，徙棋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发。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务不过方罫之间，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技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徵选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战阵，则非孙吴之伦也；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废业，终无补益。……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用之于诗书，是有颜、闵之志也；用之于智计，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于资货，是有猗顿之富也；用之于射御，是有将帅之备也。如此则功名立而鄙贱远矣。[2]（卷五二）
文中韦曜可谓软硬兼施，或威逼，或诱导，千方百计要使博弈者回心转意，弃旧图新。《晋中兴书》云：“（陶）侃尝检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奕之具，投之曰：‘……围棋，尧、舜以教愚子。博奕，纣所造。诸君国器，何以为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读书？武士何不射弓？’”[3]看来韦曜和陶侃的观点比孔子还要过激。孔子尚还能允许人们以下围棋的办法来杜绝滋生淫欲之心，而韦曜和陶侃则干脆要取缔围棋等游戏活动。不过毕竟韦曜在文章中还承认了下围棋所应当具有的智力，承认了凭此智力去猎取功名是不在话下的。而且他们这种观点在当时已经属于主流意识之外的偏狭认识。东汉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的失势，人们对于围棋的功能也开始有了新的体会和认识。班固在其《奕旨》中说：
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或虚设豫置，以自卫护，盖象庖牺网罟之制；提防周起，障塞漏决，有似夏后治水之势；一孔有阙，坏颓不振，有似瓠子泛滥之败。作伏设诈，突围横行，田单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赏，苏张之姿。参分有胜而不诛，周文之德；逡巡儒行，保角依旁，却自补续，虽败不亡，缪公之智。中庸之方，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4]（《全后汉文》卷二六）
这段文字是历史上最早的对围棋棋理作出如此全面而深刻的解释的文章。围棋所蕴含的中国人的哲学意识和文化精神，棋理中所体现的辩证观念、虚实之理、竞争意识，以及心理因素等，在文章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阐述和发挥。与孔、孟等儒家人物仅限于对围棋的道德教化作用的认识相比，东汉人对于围棋的认识显然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层次和较深的程度。从韦曜和陶侃于班固等人对围棋看法的分歧中似乎可以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在汉末以来的社会环境中，对于围棋态度的不同，实际上也是检验一个人思想观念和社会观念上是抱残守旧，固守儒家思想不放，还是扬弃传统，追求新的思想人生观念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分水岭和试验剂。
二
如果说东汉班固等人对于围棋的这种全新认识主要是体现在文字状态的话，那么魏晋文人则更加广泛地将这种对于围棋哲学意识和文化精神的认识运用于生活实践当中。从《世说新语》的记载可以看到，围棋是士族文人重要的生活内容和人格修养之一。《世说新语·巧艺》：“羊长和博学工书，能骑射，善围棋。诸羊后多知书，而射奕余艺莫逮。”可见是否会围棋，是评价一位名士的修养的重要参照。很多名士的音容笑貌和言谈举止，是伴随着高雅神秘的围棋活动而进行的。他们对于围棋的贪恋已经到了忘我投入的程度。如：
王长豫幼便和令，丞相爱恣甚笃。每共围棋，丞相欲举行，长豫按指不听。丞相笑曰：“讵得尔，相与似有瓜葛。”[10]（《排调》）
因大人与初学围棋的儿童棋艺差距很大，可儿童又往往不甘心认输，所以就以不讲理的办法阻止大人行棋。文中“按指不听”四字，维妙维肖地刻划出王导之子王悦的这一童稚心理和天真之态。而夫子二人迷恋围棋之深，也就跃然纸上了。
魏晋名士喜爱围棋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从围棋的哲学意识和文化精神上悟出了名士的人生观念和人格魅力之所在。所以“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 [10]（《巧艺》）。坐在棋桌前的隐居和用手指的清谈可以说是他们对围棋价值魅力的最好理解。沈约曾在《棋品序》中总结围棋的深奥意蕴和汉晋时期人们喜好之状云：“弈之时义大矣哉！体希微之趣，舍奇正之情，静则合道，动必适变。若夫入神造极之灵，经武纬文之德，故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是以汉魏名贤，高品间出；晋宋盛士，逸思争流。”[4]（《全梁文》卷三0）所以，他们便在忘我的围棋活动中，去体会围棋所蕴含的深奥哲理和文化精神。如：
裴遐在周馥所，馥设主人。遐与人围棋。馥司马行酒，遐正戏，不时为饮。司马恚，因曳遐坠地。遐还坐，举止如常，颜色不变，复戏如故。王夷甫问遐：“当时何得颜色不异？”答曰：“直是暗当故耳！”[10]（《雅量》）
“暗当”一词，未见诸书复用。余嘉锡笺疏引陈仅《扪烛脞谈》十二云：“‘暗当’似云默受，当读为抵当之‘当’，去声。”余嘉锡谓：“陈说亦想当然耳。未便可从。”余氏此说虽意在求据，但陈说亦非一家之言，故未必不可从。王世懋对此评曰：“‘暗当’之解，似云默受。”[4]与陈说不谋而合，今人《汉语大辞典》已取其默受之说[5]。默受之意，正与“举止如常，颜色不变”相吻合。这种遇事不露声色的气量不仅是当时名士所崇尚的风度雅量，而且也是围棋所倡导的“有胜不诛”，“虽败不亡”的人生态度的表现。梁武帝的《围棋赋》将其形容为“失不为悴，得不为荣”[4]（《全梁文》卷一），也正是悟出了这种道理。人所共知的谢安闻淝水大战捷报，不动声色，继续与人对弈[6]；顾邵下围棋时得知儿子夭折，“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 [10]（《雅量》）；甚至孔融的两个儿子听到父亲被捕的消息时，仍然“弈棋端坐不起”[7]等等，都是这种人生态度的表现。
既然围棋具有“入神造极之灵，经武纬文之德”，人们又如此酷爱围棋，所以这个时期的围棋技艺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发展。其标志之一是围棋的棋盘在这个时期由十七道增为十九道[8]。棋道的增加使围棋增加了难度，也给围棋带来了更大的魅力和刺激。其二是由于人们竞相切磋提高棋艺，并受到九品官人法的影响，魏晋时期开始对棋手的棋艺高低进行分级定品[9]。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于围棋的浓厚兴趣，促使他们跃跃欲试，争取在这咫尺的棋局中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华和个性，以至证明自己的人格尊严：
江仆射年少，王丞相呼与共棋。王手尝不如两道许，而欲敌道戏，试以观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尔。”傍有客曰：“此年少戏乃不恶。”王徐举首曰：“此年少非唯围棋见胜。”（刘注引范汪《棋品》：“虨与王恬等，棋第一品；导第五品。”）[10]（《方正》）
从范汪《棋品》可知按照当时的品位划定，王导和江虨有四品之差；而且四品之差的正常差距应当是下让二子棋。但这个故事给予今人的内容意义，已经不仅仅是其单纯的史料价值。江虨拒绝和王导下不让子的平子棋（敌道戏），说明他对自己和王导之间的棋艺差距十分清楚，并引以为自豪。在他看来，下了平子棋就等于抹煞了二人的棋艺差距，这不仅是一种乏味的游戏，而且也近乎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而王导对他的赞叹，也正是指这种自强自尊的人格精神。
然而更为动人心弦的，还是他们在围棋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蔑视礼教和追求个性自由的精神。阮籍母亲临终时，他正在和别人下围棋。对方见状，便起身告辞。可阮籍却拖住对方不放，“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三斗，举号一声，呕血数升，废顿久之”，这才踉踉跄跄地跑回家去[10]。王坦之在守丧期间，也不顾礼教限制，公然与客人下起围棋[11]。从表面上看，这或许就是韦曜所批驳的“废事弃业，忘寝与食”，“专精锐意，神迷体倦”，但如果明白了当时司马氏政权以推行礼教为名，行党同伐异之实的现实背景的话，就会清楚他们的真实动机并非要亵渎礼教，而是要亵渎那些利用礼教来装扮自己屠刀的人。围棋也就成为一种政治观念角逐的工具了。
综上可见，围棋从原始时代的作战演示，到先秦时期的教化工具，再到魏晋时期的文人人格和才能的展现，无论是操作规则，还是其文化内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巨变的深刻意义，不仅在于它成就和完善了一种代表中华文化的体育文化竞技项目，至今仍风靡世界，而且还在于它对于士族文人的精神文化修养所起到的营造锤炼和积累作用。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巨变，才会使围棋成为代表文人文化精神修养的重要形式，走进“琴棋书画”之中，走进古代文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走进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之中。
【参考文献】
[1] 张彦远.法书要录[M].《丛书集成初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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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广韵[M].《四部丛刊》本
[6] 司马迁. [M].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缩印标点本。
[7] 司马光.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缩印标点本。
[8]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M]. 《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9] 赵歧注、孙奭疏.孟子正义[M]. 《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10]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The variation of the cultural content of the Wiqi from《SHI SHUO XIN YU》
Ning Jiayu (the Nankai university the college of arts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From the description of the intellectuals‘ Wiqi activities in Wei Jin in《SHI SHUO XIN YU》,we can see the Wiqi experiences a develop process, from the tool for the culture of the social morals to the way of displaying personal talent and personality. Just because of the change, the Wiqi becomes the form which represents personal cultural and spiritual accomplishment, and ascends into the four famous accomplishment forms "piano、chess、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Key word:《SHI SHUO XIN YU》; Wiqi; cultural content; variation
（原载《大连大学学报》2007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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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本《博物志》无此文，见引于《艺文类聚》卷七四。今人范宁据以辑入《博物志校证·佚文》（中华书局1980年版）中。但范氏辑文自“孔子曰”至“无不中者”一段文字则为《艺文类聚》原文所无。系从《论语·阳货》和《世说新语·巧艺》篇阑入。
[2] 也有人将围棋起源的原始作战说于尧造说混为一谈，得出以尧之仁义，不可能教子以兵伐人之国。如唐代皮日休《原弈》言：“以尧之仁，……有苗之慢尚不加兵，岂以害诈之心，争伪之智用于战法，教其子以伐国哉？则弈之始作，必起自战国，有害诈争伪之道，当纵横者流之作矣。”载《全唐文》卷七九九第37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原刊本。至于宋代罗泌《路史·后记》所说：“帝尧陶唐氏……为制弈棋以闲其情。”虽然谈到其消遣功能，但这已经是宋代的事情了。
[3] 《晋中兴书》，刘宋何法盛撰，原书已佚，清人汤球等有辑本。此据《世说新语·政事》“陶公性简厉”条刘孝标注引。
[4] 明凌濛初刻四色套印八卷本《世说新语》。
[5] 至于王叔岷《世说新语补正》谓“暗当”犹云“暗会”、“暗合”，则殊不可解。台湾艺文印书馆1975年版。
[6] 《世说新语·雅量》。
[7] 《世说新语·言语》“孔融被收”条刘注引《魏氏春秋》。
[8] 关于围棋棋道从十七道改变为十九道的时间，过去人们一直存有疑惑。邯郸淳《艺经》上明确记载：“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说明三国时还是十七道。但何时变为十九道史籍却不甚明了。宋代李逸民在其《忘忧清乐集》中提到孙策诏吕范、晋武帝赐王武子两局棋盘，皆十九道。但此说与邯郸淳的记载明显矛盾，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九《棋局》疑为后人假托。沈括在《梦溪笔谈》却说：“今世棋局十九道，未详何人所加？”考《孙子算经》中有一道以围棋道数为内容的算题：“今有棋局方十九道，问用棋几何？答曰：三百六十一。”《孙子算经》撰人无考。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十二章《魏晋南北朝的科学技术》推算其成书时间大约在十六国后期、北魏前期。说明最晚至东晋时围棋棋道已经普遍改为十九道了。这一变化从建国后出土的文物中完全可以得到证实。1952年在河北望都县一号墓出土的东汉时期石质棋盘为十七道（见北京历史博物馆《望都汉墓壁画》插图十六、十七）。1959年河南安阳出土的隋代张盛墓中有青瓷围棋盘，为十九道（见邱百明《从安阳隋墓中出土的围棋盘谈围棋》图二。载《中原文物》1981年第三期）；1973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村206号墓（张雄夫妇合葬墓）出土的木质围棋盘也是十九道（见文物出版社《新疆出土文物》图189）。墓主张雄为高昌左卫大将军，卒于公元633年（唐贞观七年）。另外据傅芸子先生《日本正仓院考古记》，日本正仓院所藏围棋盘，为唐代皇帝赠送给日本天皇的御物，也是十九道。可知南北朝以前已经普遍采用十九道棋盘了。
[9] 邯郸淳《艺经》上将围棋分为九品：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但这种分法比较抽象。到东晋时就将其改为与当代棋坛给棋手定段类似的对每一位棋手的棋艺高下进行分级定位的品位划分了（详后）。
[10] 《世说新语·任诞》“阮籍当丧母”条刘注引邓粲《晋纪》。
[11] 《世说新语·巧艺》“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条刘注引《语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