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最初给我的印象是理性和“革命”的。对于革命的道理，我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小学生一样，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只能坚信革命的真理。但另一方面，正处于身心成长和求知欲望强烈过程中的我，对外界的一切，尤其是文化和知识方面的事情都充满了好奇和渴望。于是，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我获取知识的渠道。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中，我知道了海瑞，知道了清官这种现象；从对《武训传》的批判，我又知道了武训其人；还有什么《三家村札记》、《李慧娘》、《燕山夜话》等等，都使我从中得到不少文学和历史知识。但终于有一天，革命发展到暴力和血腥的阶段，终于使我对“革命”的意义不敢问津，反而一心专注于知识的猎取了。

从1966年暑期开始，学校就已经停课放假了。大多数孩子都在街上野跑和玩耍。无所事事的我除了看点有限的书，最大的兴趣就是每天去海边游泳。那是8月的一天，游完泳的我回到市内时，发现有些不对。街上的宣传车来回穿梭，大喊革命口号。当我走到离我家不远的大连市鸟鱼花店时，出现了让我终生难忘的镜头：一群红卫兵抬出了一个个大鱼缸，当场砸碎，一条条活蹦乱跳的名贵热带鱼和金鱼在马路上跳来跳去；一个个鸟笼被打开，里边五颜六色的鸟儿纷纷飞上蓝天。晚饭后，我又被外边的喧闹声吸引出来。只见我们一位邻居被红卫兵揪了出来，在砸碎他家的瓷器和花瓶之后，又撕烂了让我垂涎欲滴的《红楼梦》，并且当众在他们夫妇两人的脸上都喷上了黑黑的墨汁——让他们变为十足的“黑帮”……这些，就是当时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

那个时代的我，没有能力来判断这种革命的是非，但却能本能地感受到一种反感、恐惧和威胁。那时我不知道瓷器和花瓶有多大价值，但《红楼梦》在当时还是我只知其名，未见其书的神往之物。这么珍贵的东西竟然被他们撕烂了，我一边心疼，一边困惑：难道那些东西真的不好吗？但看着大人们一个个如同惊弓之鸟的样子，我也就不敢再多问什么了。

从此，家里凡是有所谓“四旧”的东西，都要小心翼翼，生怕哪天被红卫兵小将抄出来，招致不虞之祸。人们要么主动上交，要么暗藏起来。一时间，看书，养鱼，养花都成了“四旧”，都是被取缔的东西了。

真是奇迹一样，经过“破四旧”的荡涤，好像那些旧东西一夜之间都飞到天上去了。近些年来在各种古物市场看到琳琅满目、如山如海的古物旧书，心里有时不免觉得惊诧和好笑：是那时候的革命太草率，太不彻底？还是当时人们的隐藏技巧过于高明？抑或是今天人们的作伪技术过于发达？反正当时是一下子什么书也找不到了。旧书看不成了，但读书的欲望仍然十分高涨。可是当时能看到的书，只能是突出毛的个人崇拜的红色书籍，其中不外什么《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毛泽东选集》等等。没有旧书读，这些红色书也就成了唯一可以“过瘾”的精神食粮了。可我还是那么嗜书如命，以至于竟然能够把《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倒背如流，《毛泽东选集》中的主要篇章也都读完了。作为这段读书的见证，至今我还能背诵其中的绝大部分，会唱大部分毛语录歌和诗词歌，以及大量的样板戏唱段等。事隔二十多年后，我在课堂上讲授《中国思想文化史概要》孔子儒家思想时，用李泽厚的仁学结构说加以阐释，并以毛泽东的说法作为辅助说明。如解释仁学结构中的“血缘意识”，除了历史上的党争等现象外，我顺口背诵出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的开场白：“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在于不能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认为这是孔子仁学结构中“血缘意识”的最突出表现。在解释仁学结构中的“人道主义”时，则背诵出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一文中的一段话：“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并暗笑我竟然如此深谙毛著，岂不知那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必读和只读的功课！

这种读书，这种知识结构也许并不值得夸耀和自豪，但这就是历史，就是那个时代给我留下的读书印记。后来回想起来，自己也常常为之惋惜，心想那段时光如果用来背诵古代诗词散文，该能背诵多少啊！但历史不允许假设，相反，这也许正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这一代人的知识结构的个性特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