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以“简约玄澹”（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的风格著称，并成为对应于晋人精神风度的史料而为世所重，但此书究竟是脱逸还是融入了中古骈文衍进的历程？学界似乎未予深究，即使是欣赏其修辞，也正如明代学者王世贞《世说新语补序》所言：“至于《世说》之所长，或造微于单辞，或征巧于只行，或因美以见风，或因刺以通赞，往往使人短咏而跃然，长思而未罄。”[1]人们的审美惯性往往被其意味盎然的“单辞”、“只行”之美所吸引和强化。其实，《世说新语》中分布的偶辞、双行之美亦值得关注。从本文形态上看，《世说新语》是一部衍生性文本，编述者是刘宋宗室刘义庆，他本人爱好文义，喜招聚文学之士，《世说新语》应是他和宾客文人采缉旧文编述而成。无论是编述者于“采掇综叙”之际附加了审美用心[2]，还是“采缉旧文”的始源性材料中自然葆有审美的时代印痕，总之，《世说新语》中存在的对句之美，既体现汉末至晋宋文学修辞琢炼雕饰的演进方向，也折射对偶形式的思辩法则与认识功能，因而是中国骈文发展史上需要深化研讨的一环。

一、《世说新语》与语言生态

诚如刘应登所论：“晋人乐旷多奇情，故其言语文章别是一色，《世说》可睹已。《说》为晋作，及于汉、魏者，其余耳。虽典雅不如左氏国语，驰骛不如诸国策，而清微简远，居然玄胜。”[3]《世说新语》所载述的主体多为晋人，也上涉至汉末，其“言语文章”自成特色，尤以“清微简远，居然玄胜”为风格标志。所谓清简，也可以说是不求繁复，作为其极致性的表达，有时是不言之妙，有时是一言半句。举两例：

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卫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无言而辟，复何假一？遂相与为友。（文学18)

符宏叛来归国，谢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无折之者。适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语。子猷直孰视良久，回语太傅云：亦复竟不异人！宏大惭而退。（轻诋29)[4]

阮宣子“将无同”三字句关涉清谈中名教与自然关系的重大命题，王子猷的“亦复竟不异人”六字句让自负的叛人感到无地自容，且具显口语风。自矜于“无言而辟”或“一言可辟”，是晋朝清谈之士敢于傲人之处，但如果将这种简约语风看得笼罩一切，也是有失客观的。这就要从语言生态上估量晋人“言语文章别是一色”的内涵与条件。

在名士的清谈玄辩中，甚至脱口而出訾骂之意时，可以观察到巧妙的骈语对句。如《世说新语·轻诋》的如下一则：

庾元规语周伯仁：诸人皆以君方乐。周曰：何乐？谓乐毅邪？庾曰：不尔。乐令耳！周曰：何乃刻画无盐，以唐突西子也。（轻诋2)

周顗不喜舆论把他与名士乐广相比拟，这里的“刻画无盐”与“唐突西子”，组词搭配上是平行匀称的，两句的形态在对句平行之外，还能做到没有平板感，“刻画无盐”是因，“唐突西子”是果，句意上下纵贯。这种句意表达的方法更早出现于东汉之末，孔融《汝颍优劣论》引“陈群曰：颇有芜菁，唐突人参”。到了骈文更为成熟的齐梁之时，任昉写《到大司马记室笺》有曰：“惟此鱼目，唐突玙璠。”[5]三例比较而言，《世说新语》所载周伯仁语，对句既富有横向的动宾搭配上的平行感，又有纵向的上下因果意的贯穿，所以其遣言达意是相当富于修辞功力的。

魏晋时期以来，汉语词汇史正发生着较为强烈的变化，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指出：“复词的逐渐增多是近代汉语的一贯趋势。”[6]吉川幸次郎注意到《世说新语》中助字增加的新现象，甚至说它“是助字过剩的文章”，其中也有“复合助字”，这与“二音复合语的流行”的中国语发展大方向相吻合。又精辟地指出“《世说》的文章中四字句、以及作为其延长的六字句极多，以四音与六音为表现观念，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语的自然要求”。[7]志村良治从更具体的角度，认为这一时期语言现象的新变中，就体现为“复音节词的增加”，以及“以复音节词为单位，确立了四六的基调”，他在归纳分析这一现象时，特别提到了《世说新语》：

骈文就建立在四字、六字的基调之上。舍去骈文绮丽的外观不谈，把它底层潜在的四六基调作为问题提出很有必要。因为连乍一看似乎正相反的《世说新语》中，已经可以看出同样的以四六为基调调整文句的倾向。[8]

关于骈文的四六基调，刘勰《文心雕龙·章句》所说“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9]，就是指四六基调的稳定的表现力，决定了六朝骈文的盛行[10]。通常骈文是少不了整饬绮丽的外观的，以至于使人觉得是远离现实语言的修辞性的文体。在这个标准的作用之下，《世说新语》“乍一看似乎正相反”，书中呈现的简澹鲜活的语体语风，很容易误将它脱逸于中古骈文发展进程之外，多数骈文史论著对于《世说新语》在骈文进程史中的意义还评价得不够充分。吉川幸次郎举出了堪为《世说新语》文章理想的一例：“道壹道人好整饰音辞，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已而会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所经，壹公曰：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淡，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言语93)[11]“整饰音辞”具有时尚之力。志村良治提醒说《世说新语》中四六句调随处可找。

《世说新语》不仅可以看出以四六为基调组织文句的倾向，而且句意表达中的对偶现象也反映了语言生态的丰富性。由于《世说新语》既具有保存口语的文献属性，又体现知识群体的雅趣，所以通览其中的对句表现，有助于理解骈文在中古时期开花结果的生活土壤。这里还想指出，骈文固然是向着美文的方向发展，但也不应忘记，俪语偶句也与语言生态相胶着，在某种意义上也能约略反映口语化的底蕴。王锳《韩愈散文中的一些口语成分》一文作出了有趣的考察，他认为韩愈古文追求的是一种仿效秦汉、脱离当时口语的“超语体”，但他的书面语不可能完全摆脱口语的影响，典型的例子是他一方面写了刻意仿古求雅的《平淮西碑》，一方面又写了解决现实问题的《论淮西事状》，如文中论从外乡调集兵员不如本乡之便：“所在将帅，以其客兵难处使，先不存优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队伍，隶属诸头。士卒本将，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难以有功。又其本军各须资遣，道路辽远，劳费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艰，闾里怀离别之思。”此文就属于口语成分较多的代表，文中使用了大量双音词，客观上反映了中世汉语生态的一种趋势，“道路辽远，劳费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艰，闾里怀离别之思”这类的四六基调与语体感的结合，应是我们考量文体和修辞时所应顾及的。[12]

二、对句生成与清谈时代

刘勰《文心雕龙·丽辞》总结骈俪文体的生成原理时指出：“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13]论证骈文的理法意义，以自然法则作为文辞偶对的终极依据，带有玄学本体论的色彩，并由此而赞赏偶对技巧的顺势而成，不落于过度雕琢。

所谓“造化”，意指大自然，也意味着孕育化生之道，这是由道家哲学强化起来的概念，《庄子·大宗师》即谓“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14]。刘勰从自然之道所得到的启示表明，无论是道的形质外化，还是道内在于万物的法则，现象或事物间的关系是根源性的。人们或许会质疑刘勰，毕竟“支体必双”也存在反证，刘勰在这里对师法自然所作的“支体必双”的举证，似乎陷于偏颇。诚然，这确实涉及师法自然的哪些特征和理法，其实刘勰的深意在于看重万物或自然事件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彼此感应、共鸣，抑或对比、转化，所以，神理所关，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相，即刘勰所谓“事不孤立”。早期儒家哲学也强调关系，但它的关系较重于或限于人事与社会层面。而道家哲学则更为宽泛，涵盖了所有事物，即万物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魏晋玄学的熏染，道家哲学以及《易》学所主导的这种思维框架更为深入人心，延展到人格层面与文学层面。不难想到，老子《道德经》列举过一长串对反概念，如高下、有无、善恶、重轻、静躁、雄雌、白黑、弱强、巧拙等，这些矛盾对子不仅带来对照效果，而且对反双方也是相互依存的，这种矛盾相济的关系在“高下相须”一语中可加体会。所以，刘勰有理由认为，作为偶辞俪句的存在依据，是“高下相须”这样的万事万物之间既相互对比对反、又相互依存转化的关系所支撑的。

《世说新语》中分布的对句，颇多“自然成对”之妙。这首先表现在扩大了对万物与人世间“事不孤立”的观察范围。《老子》提到“万物负阴而抱阳”[15]，如果说超越的“道”是无形无名的，那么通过认识蕴含在万物中的二元对反之理，应该有助于体悟所谓道真。可以理解，《老子》为什么津津乐道各种矛盾相济的对子，老子甚至说：“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16]这种观察视野和思想方法，对于惯常的善恶或邪正的界限就有所打破，并推动认识视野的多元，以及认知局限的突破。《世说新语·德行》篇中的如下五条可资举证：

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德行1)

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与季方子孝先，各论其父功德，争之不能决，咨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德行8)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德行17)

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德行23)

晋简文为抚军时，所坐床上，尘不听拂，见鼠行迹，视以为佳。有参军见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杀之，抚军意色不说。门下起弹，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今复以鼠损人，无乃不可乎？（德行37)

陈仲举能在言行合一上彰显德性，叙述者正是有见于“言”与“行”其实是有张力的一个对子。有时一个人的仪态与内心也有反差，《谗险》篇就称：“王平子形甚散朗，内实劲侠。”“散朗”是玄学时代所孕育和崇尚的一种风度，在《世说新语》中就有以“林下风气”著称的贤媛谢道蕴获得过此誉。这里王平子外表的“散朗”，因与内在的“劲侠”素质构成了太大的反差，使人观察到一种伪饰感。当然，像“散朗”这样的风度表现，也应显示为一定的立体内涵，个性的复杂性可以提供各种形态的剖面。《言语》篇中如下的例子，又利用形表与内心的反差关系的多元，以及兄弟二人应变的言语机智，相映成趣：

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钟繇曰：可令二子来！于是敕见。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栗栗，汗不敢出。（言语11)

“汗出如浆”与“汗不敢出”，是两种相反的身体状态，却可以同样指向惶恐紧张的精神状态。两位少年的答语本身也构成了对句，前半的“战战惶惶”与“战战栗栗”可谓“言对”或“正对”，后半的“汗出如浆”与“汗不敢出”可谓“反对”，完成了共同的指向，消解了来自最高权威者的问难。在这段叙事中，二钟言语之机敏，调动出多重的对比关系，形成对句修辞，为开脱情境服务。写骈文或文中寓骈，通常都是一人撰作。像这样的机智应答，由两人或三人之间的对话而形成对句修辞，是《世说新语》所载“言语”之所擅。再如：

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早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言语57)

顾悦借用自然界植物的质性之异来解释人与人的体质表现上的差异，可谓善用生活智慧，且字句对偶的凝练本身也自具理趣与美感。《论语·子罕》载孔子的名言：“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不过，这是散语单句，到了清谈时代的人们就更善于融炼对句了。

《世说新语》中分布的对句背后的认知反思，还与魏晋玄学时代价值多元化的思想激荡有关。例如，名教中的“孝”历来受到提倡，到了玄学时代，却出现了“生孝”与“死孝”的对比考量，关键在于形式上的“备礼”或“不备礼”，刘仲雄的观察是具有玄学洞鉴力的：“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这一观察涉及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形态，打开了种种对比视野。“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今复以鼠损人，无乃不可乎？”字句虽不十分工整，却足称妙对，将“人害鼠”与“鼠损人”加以比对，即鼠从遭害对象到害人主体的转化，刺激原有心态立场而达成省悟，也以特殊方式呼应了孔子关怀“伤人乎，不问马”的人道情怀。

汉代儒术独尊局面打破后，名教的价值标准不是唯一的，而且往往需要重新审视和解释，尤其在乱世，仕隐的价值观必然产生碰撞，《世说新语》所载下例实是仕隐价值观的一种论战：

南郡庞士元闻司马德操在颖川，故二千里候之。至，过德操采桑，士元从车中谓曰：吾闻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执丝妇之事。德操曰：子且下车，子适知邪径之速，不虑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诸侯之荣；原宪桑枢，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则华屋，行则肥马，侍女数十，然后为奇？此乃许、父所以慷慨，夷、齐所以长叹。虽有窃秦之爵，千驷之富，不足贵也！士元曰：仆生出边垂，寡见大义。若不一叩洪钟，伐雷鼓，则不识其音响也。（言语9)

这是书中字句偶对偏于全体工整的段落[17]。所拟庞士元以“屈洪流之量，执丝妇之事”来唐突司马德操的丈夫情怀，但对方却以高隐的价值观为更值得坚守，从“邪径之速”与“失道之迷”的重重判断，到古代高隐之士的人事验证，令发难者服理认输。

《世说新语》有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之宣言，据冯友兰《论风流》一文概括，真风流的构成条件是必有玄心、洞见、妙赏和深情。[18]兹从对句生成的角度稍加举证引申：

庾公造周伯仁。伯仁曰：君子何欣说而忽肥？庾曰：君复何所忧惨而忽瘦？伯仁曰：吾无所忧，直是清虚日来，滓秽日去耳。（言语30)

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皆少而聪惠。和并知之，而常谓顾胜，亲重偏至，张颇不恹。于时，张年九岁，顾年七岁，和与俱至寺中。见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问二孙。玄谓：被亲故泣，不被亲故不泣。敷曰：不然，当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言语51)

孝武将讲《孝经》，谢公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车武子难苦问谢，谓袁羊曰：不问则德音有遗，多问则重劳二谢。袁曰：必无此嫌。车曰：何以知尔？袁曰：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言语90)

孙子荆年少时欲隐，语王武子当枕石漱流，误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排调6)

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言语81)

王恭始与王建武甚有情，后遇袁悦之间，遂致疑隙。然每至兴会，故有相思时。恭尝行散至京口谢堂，于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赏誉153)

以体道之心自处的周伯仁，自释瘦是因为“清虚日来，滓秽日去”，表明了一种玄心，代表对道家生存典范的倾心，因为道家认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19]，“虚”也是道的品格，老子称：“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王弼注谓：“橐籥之中空洞，无情无为，故虚而不得穷屈，动而不可竭尽也。”[20]顾和给孙辈的一道设问，外孙张玄之与孙子顾敷的回答构成了语句与意思上的对应，当然顾敷能归因于“忘情”，富有玄心，不意小小年纪谈吐，与当时清谈中讨论圣人是否有情的玄学议题也起了关涉[21]。

袁羊对于执掌清谈牛耳的二谢心生钦佩，他对车武子烦劳二谢的担心加以慰释时，用了一组巧妙的对句：“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既符合事理，同时也寓有对谢氏如“明镜”与“清流”般识度魅力的暗誉。

晋宋之时士人形成了以玄心赏咏山水的爱好，孙子荆对“枕石漱流”口误为“漱石枕流”的解释，虽属谐谑之言，可表对自然山水的亲近。而王胡之沉浸于吴兴印渚风景的审美感受，更表现出受到玄风洗礼后的妙赏。

在“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这一段记事中，“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既是王恭所寓目的风景，又引发了他内心情感的“开涤”，使他豁然化解了对故人的嫌隙。正是在破除了私愤之后，相思情深，心平如镜，他由衷地给予王建武一个品题：“王大故自濯濯。”“濯濯”是一种清朗如洗的风神，是魏晋风流之所尚，这一品题的呼之而出，不得不说是对应于大自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所带来的某种觉醒作用，使人荡涤情感障碍，拥抱超迈境界。这么说来，“清露晨流，新桐初引”两个工整的四言正对之句，好像“道生一，一生二”的孕生过程，带来充沛的原动力，引动了高朗超迈的“濯濯”之思。

刘勰注意到魏晋玄风影响于文学演进的事实，称“因谈余气，流成文体”[22]。以《世说新语》来考察，清谈的眼界、旨趣与方法等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于文章对句表达的时代特色和修辞内涵，就此而言，可以看出刘勰的这个判断也是适用的。

三、“事对”与“反对”

《文心雕龙·丽辞》将对偶的类型总结为四种：“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23]对应于骈文创作上的举证，是相当有合理性的。兹从《世说新语》的对句表现，也可看出“事对”因难见巧、“反对”合力显优，从而印证刘勰的对偶理论。

“事对”意味着对历史典故或古人成语的随意驾驭，来为当下的语境服务，既需意思贴合，还求字句清丽。后来的文体理论家也有一些表述可资参照，如元代祝尧《古赋辩体》卷六《三国六朝体下》提到“用事”之忌是“为事所用”[24]，清代程杲《四六丛话序》认为“以事对者尚典切，忌冗杂；尚清新，忌陈腐”[25]。从这些崇忌通则中也可感事对的难度。

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言语17)

蔡洪赴洛，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言语22)

邓艾与晋文王司马昭之间的对答，虽语出两人之间，但在字句上近于对句结构，“凤兮凤兮”是利用了楚狂接舆在孔子面前歌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云云，大约有以灵鸟拟人之意。邓艾并不是简单地推拒嘲讽之言，而是利用古事古语作算法，且不意间又隐将自己所落地步与圣贤孔子相联类，非常巧妙。吴楚之人蔡洪入洛后的地域人才论辩，其中引到了“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的古例，也增加了雄辩性。

刘琨虽隔阂寇戎，志存本朝，谓温峤曰：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今晋阼虽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于河北，使卿延誉于江南。子其行乎？温曰：峤虽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岂敢辞命！（言语35)

挚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将军户曹参军，复出作内史，年始二十九。尝别王敦，敦谓瞻曰：卿年未三十，已为万石，亦太早。瞻曰：方于将军，少为太早；比之甘罗，已为太老。（言语42)

殷仲堪当之荆州，王东亭问曰：德以居全为称，仁以不害物为名。方今宰牧华夏，处杀戮之职，与本操将不乖乎？殷答曰：皋陶造刑辟之制，不为不贤；孔丘居司寇之任，未为不仁。（政事26)

苏峻时，孔群在横塘为匡术所逼。王丞相保存术，因众坐戏语，令术劝酒，以释横塘之憾，群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方正36)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言语70)

从三代贤圣到秦汉人物故事，都可以入对句用事。一般而言，用典隶事可以使言约意丰，意思婉转，有时也适当掩抑锋芒。刘琨以东汉班彪、马援明辨天命的事迹自励，引古自证，增强个人意志的合理性。摯瞻如此回复王敦，刘孝标引《挚氏世本》曰：“瞻高亮有气节，故以此答敦。”[26]甘罗为少年时，就在秦朝建功受封，载于《史记》，摯瞻用来抵驳刚愎自用的王敦，用古却不掩锋芒，尽显个性。魏晋名士喜以孔子的某些境遇自比，前举邓艾化解“艾艾几艾”的尴尬时，用到孔子生平中被质问“凤兮凤兮”的一幕；殷仲堪本具玄学素养（“本操”），但他在政事中未忘孔子为大司寇诛乱法大臣少正卯的故事；孔群在王导的酒席上，碰到从前使自己难堪的敌手匡术，恨心再燃，便说“德非孔子，厄同匡人”，用孔子在宋国厄于匡简子，来类比自己“厄”于匡术。两人恰好同姓，匡人之可鄙，尽在言中，而圣人有时也受制于小人，故其困厄遭遇也可聊慰常人。

所谓“反对为优”，往往更见缀言敷意的熔裁之功。刘勰为什么会提出“正对为劣，反对为优”的理论？或许应该与他担心“骈赘”之弊相关。相对来说，“正对”滥用就较易表现为“一意两出，义之骈枝也；同辞重出，文之肬赘也”[27]。而“反对”则通过对反概念或视野的矛盾统合，得到文义丰足无滥之境。这种对句的奇妙，有时巧夺天工，有如神来之语：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言语55)

羊秉为抚军参军，少亡，有令誉。夏候孝若为之叙，极相赞悼。羊权为黄门侍郎，侍简文坐。帝问曰：夏候湛作《羊秉叙》，绝可想。是卿何物？有后不？权潸然对曰：亡伯令问夙彰，而无有继嗣。虽名播天听，然胤绝圣世。帝嗟慨久之。（言语65)

桓温感动千古的名句“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句构中的实词主体“木”与“人”，一为无情物，一为有情者，再加上助词对应，对比写来，富有抒情的魔力。后一例的“名播天听，胤绝圣世”强化出一种对比，名望无非身外虚誉，胤嗣却属血脉实传，羊秉如此表述，“善敷者辞殊而意显”（借用《文心雕龙·镕裁》语），将幸与不幸各表到极至而相映，产生了令人“嗟慨久之”的情感效果。

不可否认，“反对为优”的眼光历练，存在于清谈风气曼衍之中。名士社会在对人物或学风文格加以品鉴之际，往往通过有差异度的两人或两事合论，字句形成“反对”，在意味揭示上“情周而不繁，辞运而不滥”（借用《文心雕龙·镕裁》语）[28]。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文学25)

孙兴公云：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文学84)

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文学89)

或问顾长康：君《筝赋》何如嵇康《琴赋》？顾曰：不赏者，作后出相遗；深识者，亦以高奇见贵。（文学98)

世称庾文康为丰年玉，穉恭为荒年谷。庾家论云是文康称“恭为康称恭为荒年谷，庾长仁为丰年玉”。（赏誉69)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容止4)

戴安道既厉操东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谢太傅曰：卿兄弟志业。何其太殊？曰：下官不堪其忧，家弟不改其乐。（栖逸12)

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贤媛30)

《世说新语》立有“品藻”篇，似专着意于作对比性的评鉴，如：

汝南陈仲举，颍川李元礼二人，共论其功德，不能定先后。蔡伯喈评之曰：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犯下难，摄下易。仲举遂在三君之下，元礼居八俊之上。（品藻1)

明帝问周伯仁：卿自谓何如庾元规？对曰：萧条方外，亮不如臣；从容廊庙，臣不如亮。（品藻22)

简文云：何平叔巧累于理，稽叔夜俊伤其道。（品藻31)

刘尹至王长史许清言，时苟子年十三，倚床边听。既去，问父曰：刘尹语何如尊？长吏曰：韶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品藻48)

简文问孙兴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负其才；知之者无取其体。（品藻65)

有人问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韩康伯？答曰：理义所得，优劣乃复未辨；然门庭萧寂，居然有名士风流，殷不及韩。故殷作诔云：荆门昼掩，闲庭晏然。（品藻81)

桓玄为太傅，太会，朝臣毕集。坐裁竟，问王桢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于时宾客为之咽气。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时之标，公是千载之英。（品藻86)

多例可见，人物品评之风炽盛，当时在名士间喜欢发出的问题是，某甲何如某乙？这样的两厢评鉴比照而出，怎样才能语简意丰？怎样才能警悟动人？在此调动“反对”的修辞力量，正是耐人寻味的。《世说新语·品藻》中还有一条：“王夷甫以王东海比乐令，故王中郎作碑云：‘当时标榜，为乐广之俪。’”两名士组成了俪偶之目，载入碑文，刻石长存。另外，《贤媛》篇载：“王浑妻钟氏生女令淑，武子为妹求简美对而未得。”佳耦美对存在于生活与人们的向往中，在清谈时代有其富有内涵的时代自觉。总之，《世说新语》中丰富的对句之美，有其哲学与时风底蕴，有其语言修辞上的天成与琢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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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王世贞《世说新语补小序》，《弇州四部稿》卷七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19页。

[2]袁褧《世说新语序刻》认为《世说》采缉旧文的特点是“采掇综叙”。王先谦校订本《世说新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卷首第4页。

[3]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931页。

[4]以下引《世说》原文皆出于此本：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不再注明。

[5]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825-826页。

[6]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页。

[7]参吉川幸次郎《世说新语の的文章》，载《吉川幸次郎全集》第7卷，东京筑摩书房，1968年，第467-470页。

[8]志村良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江蓝生、白维国译，中华书局，1995年，第7页。

[9]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571页。

[10]案：刘勰对复词及其延伸的四六句调的敏感与总结，也体现在《文心雕龙》的写作实践中。王元化先生论到《文心雕龙》体例的一个特点，即“创作论诸篇的篇名，往往把两个具有不同意蕴的字组合成为一个词。单独来看，每个字具有特定的含义。合起来看，则两个字组合成为一个完整的新概念”。他列举“体性”、“风骨”、“通变”、“情采”、“镕裁”、“章句”、“隐秀”诸篇之例，并言：“刘勰把两个具有不同（有时甚至相反）的词组合成为一个新的概念，说明他已经认识到其间的辩证关系。尽管这还仅仅是一种朴素的观点，在当时却是难能可贵的。我认为《比兴篇》篇名亦从此例。”（王元化《再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载《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62、163页）可参。

[11]吉川幸次郎《世说新语の文章》，载《吉川幸次郎全集》第7卷，东京筑摩书房，1968年，第471页。

[12]王锳《近代汉语词汇语法散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70-72页。

[13]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588页。

[14]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第262页。

[15]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第117页。

[16]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第71页。

[17]二人间的问答，余嘉锡据人物时代、风度德望而断其并非实事，案曰：“此必晋代文士所拟作，非实事也。”

[18]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609-617页。

[19]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第127-128页。

[20]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第14页。

[21]据《三国志•魏志•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何晏、王弼就“圣人有情”与否展开争论：“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

[22]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75页。

[23]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588页。

[24]祝尧《古赋辩体》，《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9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99页。

[25]孙梅著，李金松校点《四六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卷首第7页。

[26]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03页。

[27]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543页。

[28]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544页。

本文原刊《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1期，p8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