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剑作为战场利器，是各符号圈中广泛存在的通用符号，其形制与相关的符号行为又呈现出本土特性。然而，在跨文化传播中，中华剑常被异域剑符号挟持，符号内涵被误读，文化厚重被无视，蕴含的民族精神欠尊重，故有必要对比中外剑符号，以文化心理学视角，揭示符号-文化-心理三元关系。研究发现，西剑与日剑有嗜杀传统，显露他们好斗的民族气质。中华剑较早符号化，体现的是我们非危不战的暴力观，自强内敛的气质追求与自由洒脱的人生向往。故外宣过程中，传播者应将中华剑符號的特异性视为引介重点，以期打动异域受众，这也是中华文化走出去并走进去的正确路径。

关键词：实用意义;符号意义;文化内涵;民族心理;海外传播

冷兵器时代，剑作为杀人利器，虽然外观、材质、发展路径等方面在东西方存在差异，但基本形态与用途相似，并都拥有了其他兵器无法比拟的“江湖地位”。在中国，它有“百刃之君”的美誉;在中世纪欧洲，它是荣耀与真理的化身;在日本，它被视为神器，位列三大国宝之首。故剑不单是战场武器，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值得深究。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从体育文化〔1～2〕、文学意象〔3～5〕、史料考据〔6～7〕视角展开;国际学界可见剑的变迁史〔8～9〕研究，日剑与西剑的对比研究〔10～11〕等，鲜有专门的文化内涵探讨;国内关注中外剑术对比 〔12～13〕，就已有研究看，尚未发现以文化心理学视角观照中、日、欧三地剑的文化内涵及其背后的民族心理，若将三地的剑视为不同文化孕育的实物符号，其形制与相关的符号行为展现了相异的符号化进程，以实物符号观文化，继而探究背后的群体心理差异，通过符号—文化—心理三者关系的探讨，有助于中华文化走出去，并走进异域受众的内心。

一、实物形制

世界各地的剑都是衍生于战场的冷兵利器，基本形制大同小异，《韦氏大词典》中，sword被定义为“a weapon with a long blade for cutting or thrusting”，即长刃，突出了它的实战功能——刺与劈砍，没有明确单刃或双刃，西人记载单刃且一定弯曲的刀是剑的前身，“西洋剑大体由米诺斯时期的克里特岛与凯尔特时期的不列颠岛的刀发展而来”〔9〕。长期以来，剑在西方可做冷兵器的总称，或特指笔直、双刃、用于刺击与劈砍的武器。在漫长的形制变迁中，刺或劈砍随实战需要有不同侧重。铜器时代早期，重刺击，直刃且细长锋利的剑尖更常见，主要由于早期的冶炼技术限制了宽而锋利的剑身与劈砍所需强有力剑柄的锻造，铜器时代中期后乃至铁器时代，随着制剑技术的发展，兵种、铠甲等护身器具的演变，为满足战斗（战场或决斗）需要，西剑的形制变化主要在刃宽与剑身长短，宽刃适合劈砍，细而尖的剑身适合刺击。虽然也曾出现过单刃、有曲度的刀（古希腊时的kopis，后来的 sax或falchion），但大体而言，在青铜与铁器时代，双直刃形制更普遍，也大体稳定。在整个西方冷兵器时代，剑与匕首，一长一短的兵器组合是后来骑士阶层的必备武器类型。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3卷第3期贾艳贤文化心理学视阈下的中华剑符号及其海外传播《新世纪日汉双解大辞典》中，剑被定义为“刀身の両側に刃のついた刀。諸刃の刀。また、片刃の太刀をも含めて、刀剣の総称として用いる。けん”，即双刃为剑或做刀剑的总称。据记载，日本兵器的冶炼技术起源于中国，经由朝鲜半岛流传至日本，日剑大致可分为古剑（公元900年之前）、旧剑（公元901至1530年前后）、新剑（1531至1867年前后）与现代剑（1867年后）四个时期，早期剑的形制以直刃为主，实用为本，最大限度地追求它的锋利、韧性与攻击力，后来因实战的需要，演化为适合马上作战极具砍杀能力的武士刀，约公元800年前后，直刃变为曲刃，故日剑实指长短不一的刀。“在平安时代后期…武士门第势力的发展带动了日本刀剑的发展”〔14〕，为追求实战中的锋利，在古代日本有拿死尸、死囚、战俘甚至无辜平民试斩的野蛮习惯，并在刀身刻上一胴、二胴或三胴截断等字样记录它的锋利程度，西方与日本，直到热兵器时代的到来，剑才退出实战序列。

《在线辞海》中剑被定义为“一种随身佩带的兵器。长刃两面，中间有脊，前端尖，短柄”。根据形态描述，中国人在剑、刀、匕首等利兵器的认知上有严格的区分。形制上经由周剑、汉剑到唐剑的三个时期。不同于西方与日本，自从汉代环首刀的大量出现，剑在中国即已退出实战序列，实用性的降低，身份标识等象征功能从实用意义中分离出来，“汉剑亦自有其相当之声价，未容忽视焉。列朝载籍之称述汉剑者，并不亚于汉刀之记载”〔15〕，并形成了“自天子至百官无不佩剑”的习惯。中华剑的形制在唐代最终定型，以后历代铁剑，均遵循唐剑形质，树后世剑形之鼻祖。道教兴盛后，神仙妖邪鬼怪流行，剑被赋予了镇邪怯凶、斩妖除魔的功能，进一步发展成为了传奇志怪等文学创作的惯用意象与各类艺术表演的道具。实战杀敌要求降低，审美旨趣提高，剑身材质优劣不再重要，增加了对剑鞘镶嵌、剑柄纹饰、剑首材质、剑穗等外观的艺术气质追求。

二、剑符号的文化内涵

“在人类社会中，每一实用物，或有实用目的的行为，都有可能带上符号意义;反过来，每一种供使用的物，也可以变成符号载体”〔16〕。这种物符号，实用意义先于符号意义，两种意义可并存，也存在此消彼长倾向。当实用意义大于象征意义，称为“物化”，相反，象征意义增长而实用意义下降，称为“符号化”。实用价值使得实用物在符号化进程之初具有较大的共性，剑是各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典型通用符号（Universal Sign），当用于战场搏杀，展现的是它的实用意义，当作为持有人身份与地位标识，它又具有了符号意义，这些都是剑的相通之处。但随着符号化进程的演进，文化加持愈演愈烈，越来越呈现出本土化的特征。究其缘由，实用物件由本民族生产、使用并形成相应的行为习性，故符号化使它们成为文化制品，承载了区域特色，其形制、审美旨趣、习性必定烙上本民族本文化的特征，呈现出有别于它域文化的内涵。

（一）日剑与西剑的文化内涵

在冷兵器时代，杀伐能力是一切兵器好坏的衡量标准。从上文中对日本与西方剑的形制分析可知，实用性是两地剑铸造的终极追求，实用价值是其符号意义的前提所在，符号意义是实用意义的有效延伸，符号价值源自它在战场或决斗中的表现，此二义在两地的剑文化中实为联系紧密的统一体。

1.君权神授的圣物

在日本，早期神话中必有神剑，《日本書紀》与《古事纪》中的剑被赋予了神力，来自神的恩赐，如十拳剑、草薙剑总能助人化险为夷，为斩妖除怪利器。剑位列日本皇家三大神器（草薙剣、八咫鏡与八尺琼勾玉）之首，是历代天皇登基必须拥有的宝物，也是法统象征。在古代日本，它是天照大神传物，被认作天皇神系的印证，维系神人亲缘的纽带，并成为一种信仰，虽然草薙剑真假与尊容不得而知。在民间的许多家庭和神社中，也珍藏着作为礼拜对象的刀剑，体现了日本人的征服情结。在西方中世纪，但凡有圣王与英雄的史诗传说，必有神剑相助。亚瑟王的石中剑为王选之剑，只有王者才能拔出，Excalibur为王者之剑，出自精灵之手;古英语史诗《贝奥武夫》中专门对助英雄屠龙弑怪的古神剑Hrunting（现代英语中相当于thrusting“刺”的意思）与Ngling特写：Hrunting被描述为“这是一把祖传剑，沙场磨砺可信赖，钢锋利刃纹路身，饮血无数未曾欺”（笔者译），Ngling在长诗中多次被刻画为一把锋刃无比、威力巨大且屡立战功的上古神剑。德国史诗《尼贝龙根之歌》中的屠龙圣剑Balmung具有类似描述，只有天选之人才能在树中将之拔出，具有浓重的神选思想。剑既是王权的象征，也是武士或骑士家族的传家宝，在重视血缘关系的西方与日本，剑成为英雄血脉延续的信物，故宝剑常以来自国王与主上的馈赠或先祖的传承为贵，如《罗兰之歌》中查理曼大帝赠与的神剑“杜伦达”，被英雄罗兰视为比自己生命更宝贵的圣物。

2.忠诚与正义的护卫

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剑都代表着代表忠诚与正义，忠诚表现在两个方面：对上帝或天照大神的崇拜与对国王或封建领主的忠心。神道教义中对领主的绝对忠诚，对祖先的尊敬与对父母的孝行成为武士道精神的核心，“若以一言来概括武士道的要谛，那就是不惜身家性命，把自己献给主君”〔17〕，武士需要付诸一切保卫领主，《叶隐闻书》同样记录，唯有一心一意效忠主君，才能称得上武士，故忠诚是武士精神的第一要义。“到了15岁的时候，小武士拥有武士刀就象征着内心需要恪守的忠义与名誉”〔14〕，而且贯穿于这个阶层的生活每一细节，要求也极为严苛，“当面或私下与否，武士对宗主的忠诚与孝义不可有一丝懈怠，即使躺倒在床，武士的双脚和他的武器片刻不可正对宗主所在方位”〔18〕。主人受辱，武士需切腹以谢罪。在西方，基督教崛起后，西洋剑作为符号又增添了宗教的色彩，“大约在1150年前后，剑的符号性趋于完满：在古代传统的基础上，最终增添了基督教义的厚重”〔9〕，十字桥（crossbar）的设计为信仰加持，双刃则被解读为对封建领主的忠诚与对基督教义的坚守;剑映射教义可寻得证据，《圣经》有言，“神的道（the word of God）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此后常将sword比为the word God，对于基督徒来说，上帝的话等同真理，故在许多的中世纪耶稣或天使长米迦勒（Archangel Michael）的绘画与雕塑中，常见利剑在旁。

3.力量与勇气的表征

冷兵器时代的日本，刀剑为武士阶层的专利，普通百姓无权佩带。在武士眼中，腰间的一长一短的两把刀（长刀为太刀或打刀，短的为肋差）映射内心的忠义与荣耀，是他们力量与勇气的象征。从佩戴它的那一刻就被灌输这种思想，它被誉为武士之魂，因此，“佩刀是武士的荣耀，随意碰撞武士的刀鞘是不礼貌的表现”〔14〕。手中的武器是他们获取荣耀的工具，武士对尊严与勇气充满无限向往。对此无节制的追求养成了武士弑杀与残暴的致命弱点，上文提及在日本新刀铸成有血腥的“试斩”，并以此作为评判刀剑好坏的重要标准，武士道甚至主张武士家庭要从小培养男孩杀人：“过去，无论身份高低，都要做这种练习，近来，孩子们从未有过杀人经验，这才是武士道的最大隐忧”〔19〕。中世纪欧洲同样如此，对于领主来说，剑是权利的象征，对下属它是忠诚的召唤，正如《罗兰之歌》所述：“一个人要为领主辛苦备尝，炎暑和严寒要都能抵抗，丢些血肉也是理所应当。我用我的杜伦达，你用你的枪，送给我这把剑的就是大王，我即使战死，也要得到赞扬，这把剑是一位忠诚的兵仗”〔20〕。

欧日持剑者为特权阶层——日本武士与欧洲骑士，忠君、护教为他们一生使命，成为封建秩序的卫士。“西方骑士是封建制度的支柱，只和社会地位相同的人礼尚往来，有强烈的同阶级的休戚相关感”〔21〕。当然两种剑文化也存差异，受到中国儒家思想中孝道的影响，日本剑文化中包含对祖先、父母孝行。西洋剑所映射的骑士精神中最难能可贵的是对女性的尊重与唯美爱情的向往，相比东亚而言，这无疑抬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总之，以符号学视角观之，代表武士之魂的日剑与骑士精神的西剑的符号意义从未从实用价值中分离出来，实用主义精神一直流淌在他们的血液中，而对忠诚、勇气、荣耀等品格的追求铸就了他们自尊、进取、好斗的民族性格。

（二）中华剑的文化内涵

《管子》云：“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从实用角度记录剑的诞生，历时视角观之，远古的铜剑与战国的铁剑，主要用于卫身与战场拼杀，此间，符号意义渐渐萌芽，贵重的剑有了身份标识的符号意义。《礼记》有“观君子之衣服，服剑，乘马，弗贾”的记载;庄子《说剑篇》中剑的实用与符号意义并存：他以“臣之剑，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的实用描述开端，一步步上升到“天子之剑”“诸侯之剑”的抽象概念。但此时文字记载中出现的多是实体的剑，以实用意义为主，如《楚辞》中的剑意象：“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它是战场厮杀的利器;“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它是护卫万民的武器;“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它成为华丽唯美的君子装束;“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描述的是肃穆庄严的祭祀场景，剑成为一种礼器。“兵”“刃”“剑”常常传递的是一个意象，代指一切兵器。陈平原总结“在中国，唐代以前的文人谈论剑的时候，可能真的是挥剑杀人”〔3〕。汉后，剑不再为战场使用，与西方或日本相比，实用意义与符号意义最早分离，符号化最先完成，具体展现了实用之外的如下符号意义。

1.才华象征

唐代形制定型至清后期，剑虽在战斗中被其他兵器取代，在民间却广受欢迎，成为舞蹈表演、修仙迷信的道具或镇宅符号，同时，也在传奇、诗、词中反复出现，并成为武侠小说中最常见的兵器。诗歌中，常见磨剑、拔剑、看剑等意象，与两汉前不同的是，少了些血腥厮杀，成为才华与抱负的象征。以剑比才原因有二：其一，才华分为武略与文韬，剑术是衡量武功的重要指标;其二，千秋文人侠客梦，实为建功立业的入世之梦，鞘中剑与腹中才形成类比，十年窗下无人问，一朝得中恰似利剑出鞘锋芒毕露。文人儒士急切施展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磨炼的非实体的剑，而是济世为民的雄心壮志，兴利除弊的政治抱负跃然纸上;“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表达的是君子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再如“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同样的是感遇时艰，表达建功立业的迫切愿望。

2.人格自喻

剑是君子自喻对象，君子对剑的偏爱，与剑的外形有关，利刃藏于鞘中，符合中国人内敛的民族性格，个性张扬外显被君子视为咄咄逼人，非圣人之道，《论语》云：“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道教法剑流行后，剑又叠加了修行层次与神界等级喻指的内涵，剑成为了修身养心的符号;其次，寒光闪闪、直刃的剑成为君子品格的像似符号，隐射光明、刚直、磊落的人格追求，故古人常把剑称为“直士”。白居易称赞“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明代毕坤云赞叹到“夫剑乃儒雅之利器，有正直之风”。

3.侠义情怀

在中国文化中，剑与侠长期以来相互指涉，“中国人（尤其是男生）心中多有游侠情结”〔22〕，实为被游侠身上豪爽、重义轻生、独立、正义、诚信、勇敢、重名轻财的品格折服。历代学者皆有对侠客多有赞誉：司马迁言“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曹植曰“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不得中顾私”;李白将其忠义与潇洒的气质描绘的跃然纸上，“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近代章太炎称他们“当乱世则辅民，当平世则辅法”;刘若愚曾言：“与中世纪的欧洲骑士相比，中国游侠要更加独立，而很少被某种行为准则受捆绑”〔23〕。因此，剑的意象也表征了一种豪放、浪漫、洒脱的性格与超脱现实规范的情怀，同时身上时刻肩负着惩恶扬善与除暴安良的社会责任感。

三、中华剑背后的民族心理与跨文化传播

剑属于典型文化制品，符号化程度越高，所蕴含的文化越厚重，越能体现背后符号主体的集体心理。“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不仅要关注个体心理，同时也要关心集体表征（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24〕，物符号可视为人心理的直观外化，而这种受文化影响的集体心理决定了它的外部表征形式。

（一）中华民族心理体现

不同符号圈中剑的形态、意象及相关的符号行为的研究表征相应的集体心理倾向，具体说来，与西剑与日剑相比，中华剑至少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暴力观、个性偏好与心理诉求。

1.止戈为武的和平思想

武士刀与西洋剑追求的是杀伐能力，具有极强的攻击性，虽然冷兵器时代的中国战场取人性命的武器品类繁多，中国人对剑情有独钟，原因之一为剑的实用价值可能仅限防身，而非攻击。东汉的《释名·释兵》言：“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25〕，《孔子家语》记载“古之君子以剑自互” 〔26〕，《汉书·隽不疑传》言：“剑者君子武备，所以卫身，不可解”〔27〕，可见中华传统里流淌更多的是自保而非征服的和平血液，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28〕。中国人对暴力一直持谨慎态度，但也并非一味地软弱退让，手中所持的宝剑说明武备的首要目的在于自保。《道德经》言：“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29〕，主张以道佐人主，反对以兵强天下;孔子崇尚齐桓公那种“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在子路戎服见孔子，拔尖而舞时，他并不以为然，“古之君子，忠以为质，仁以为卫，不出环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则以忠化之，侵暴则以仁固之，何持剑乎”〔26〕。《周易·系辞上》有言：“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 〔30〕，墨家所持的观点更为直接，天下最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就是战争，因此积极提倡“兼爱”与“非攻”，战争为天下“巨害”，理想是“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则天下治”〔31〕。这些都说明了中国人骨子里蕴含“止戈为武”与“神武不杀”和平思想。即便是推崇诡道与诈术的《孙子兵法》，开篇即言“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32〕，阐明暴力战争危害，并认为“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32〕，故“上兵伐谋”，而进攻之害甚巨，“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32〕。孙子反对无止境的杀戮，认为“穷寇勿迫，围师必阙”〔32〕，战争或暴力方式绝非“毁人之国” 〔32〕。司马迁对暴力持类似看法：“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33〕，只有诚信正直、廉正宽厚、仁爱有加与勇敢果断的人才能驾驭这些暴力技巧，故论剑需与比德修身并举。

2.谦虚内敛的气质追求

如果以取人性命作为衡量兵器的好坏的标准，中华剑并非为最佳，论实战效果，剑远不及刀、战斧、铜锤、杀手锏，但与这些锋芒毕露或杀气腾腾兵器相比，中国人更喜爱锋刃中藏的宝剑，深究起来，尚剑文化背后是中华民族谦虚内敛的民族性格，藏锋露拙，少些其它兵器咄咄逼人的戾气，这与礼让、低调、含蓄、克制的君子之风相得益彰。《周易》云：“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即只有在时刻保持谦虚且自我约束的人，才能算是君子，掩饰锋芒且谦逊低调是个人修养的体现，谦虚也被视为一种优良品质。咄咄逼人则是一种无礼的行为，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骄傲向来招人愤恨，“满招损，谦受益”，汪凤炎在分析我们的民族心理时说，“太多的自我表现，锋芒毕露会给人一种骄傲、虚荣、肤浅、没有涵养的感觉”〔22〕，在中国社会这种的行为不易为众人所接受，故谦以待人实为关系型社会自我内化的社会规范。以和为贵，塑造良好的人际关系与“修己”功夫息息相关，是影响个人的自我发展水平重要力量。

3.自由洒脱的人生向往

西洋剑与武士刀崇拜中的重要一环为忠诚，西方骑士以剑护教忠君，日本武士手中的刀也是服务宗主的利器，这种愚忠与盲目崇拜让他们失掉了自我价值。恰恰相反，中华剑代表了一种独立人格的向往，剑客追求一种豪放浪漫、无拘无束、洒脱、向往自由与超越现世规范的生活方式。仗剑天涯的游侠生活与高居庙堂的官宦生涯形成对照，特别是仕途受阻，成为独善其身的另一种形式人生追求，孟子云“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34〕。精神独立，并不为名利所累，处江湖之远，居无定所，四处游荡，往往意味着苦行生活，正如孔子赞叹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35〕，摆脱伦理纲常制约，剑客要的是那份遗世独立。

（二） 中华剑符号的海外传播

赵毅衡认为，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符号学也是意义之学，主要关注意义的生成、传送、交换与变异。“符号的基本功能就是传播意义，不同的符号系统其实就是不同的传播系统”〔36〕，从传播符号学的视角，传播是有机体通过各种符号信息共通，实现相互间的理解。符号是传播的前提，也是传播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传播符号学自诞生以来，聚焦于意义的生成与流变”〔37〕，当符号主体立于不同的符号系统，即使面对同一符号，也会产生彼此相异的解释项（interpretant）。传播者和接受者对符号内部的编码与解码方式的认知差（cognitive gap），也势必导致信息收发的不对称。

中华文化符号在海外有诸多误解，其形成首先在于翻译欠妥。文化符号在外译的过程中，需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应该注重中华符号的独特性内涵，笔者认为，首先需在中国文化符号的译名上下功夫。力求以中华文化之实，出中华符号外译之名，而非嫁接于接受国的某相似符号，这种取巧行为会导致中华文化符号被劫持，失掉了我们的文化内涵。长期以来中华剑与sword或“剣”对等，从上文分析可知，三地的剑的形制、实用意义、符号化进程皆有较大差异，形态上，中华剑为双直刃，虽然sword在冷兵时代形态较为稳定，严格来说并未对单刃或双刃做出明确界定，故英语中有doubleedged sword一说，中世纪，西剑多有真刃与假刃之分，真刃用于劈砍，面朝攻击对象，为防伤其自身，未开刃的假刃向里。日本“剣”为刀剑的总称，多指武士佩戴的长短不一的刀，在汉语中，刀一般不会被称为剑。其次，上文已述，在古代欧洲与日本，sword与剣都是实战中的攻击型兵器，取人性命为主要目标，相反，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中华剑主要用于防卫自身，故中华剑的海外传播，切勿将西剑、日剑与中华剑混为一谈，在术语的翻译中，可解决途径为英文直译为Jian， 或“Chinese sword”，日文译为“中華剣”。

尤里·洛特曼基于人类存在于文化空间的事实创造了符号圈（semiosphere又译符号域）的概念，解释文化与以语言为中心的符号系统的运行机制，正如生物圈是生命存续的前提，符号圈既是文化的结果，也是文化发展的前提，“符号圈有“中心”与“边缘”之分，最强势的符号系统与文化占据中心位置，创造了适合自己的描述世界图景（worldpicture）的元语言，建立起以自我为中心的阐释规则，将有别于己的符号系统与文化置于“他者”“敌对”“危险”与“混乱”之境”〔38〕。长期以来西方谋求世界的主导地位，中华文化圈的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常被西方符号劫持，内涵出现流变，失掉了应有的特质，此类案例比比皆是，最著名的莫过于东方的“龙”被西语的“dragon”劫持而产生的误会。

故在外宣的过程中，文化传播者除在文化术语译名方面慎之又慎外，还需做到融通中外。在中华剑文化的传播中，我们需看到中外剑符号的共情点：它是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武器类型，都可作为持有者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是勇气与荣耀的传承物。更为重要的是，看到彼此的差异，传播中华剑的特定内涵，将其体现的中华文化与中国精神展现以期打动异域受众。首先，同样是对剑的喜好，我们应向外传递中华剑体现的是中华民族“非危不战”的暴力底线，“不战而屈人之兵”境界追求，慎战不畏战的暴力观以及“尚和”的群体心理。日本与西方对刀剑的崇拜体现的是他们传统血液中倾心征服，歌颂武功、将战争荣耀化的征服情结;其次，剑与侠的互涉，与以忠诚为第一要义的日本武士、欧洲骑士完全不同，我们应传递剑侠身上極强的社会正义感、独立人格与自由洒脱气质;第三，在冷兵击杀成为历史的今天，应重点传播体现中华精神的剑术、剑舞、与剑相关的诸如戏剧、音乐、影视等文化产品，让有利身心的中华剑运动走出国门，将极具技艺性与观赏性的剑舞呈现给异域受众，让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美与中华艺术的高。

四、结语跨文化传播中，需在通用符号中找共鸣，更要展现中国文化的优秀品质与中华精神的独特魅力，将符号背后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引介给异域受众，这要求文化符号的传播者有面向世界的开阔视野，学贯中西的知识储备。中华剑是中华文化的一枚重要符号，以剑护身、借剑咏志、仗剑天涯体现的是中华民族自强、与人为善、内敛、进取与独立的内在涵养，要戒除将中华剑与好斗嗜杀具在的异域剑对等的取巧行为，这有违中华民族精神实质，应将该符号所体现的和平思想，美轮美奂的中华剑术展现给异域受众。中国文化符号的有效传播，需打破文化壁垒，走进异域受众的内心，这也是实现中国文化海外自塑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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