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看到：媒体所聚焦的浮躁现象只是整个社会文化潮流中突出表现出来的几个点而已，它的背后，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文化阵营。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文化列车在整体上向低俗方面走得相当远了。完全可以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到一种躁动而疯狂的文化状态中。一时间，有奶便是娘，笑贫不笑娼，只求感官刺激，完全不论是非曲直和理性判断的文化价值取向甚嚣尘上，好像它就代表了人类文化的正确走向和终极价值。虽然对其津津乐道者不乏其人，但很多人还是对其不以为然，痛心疾首。它之所以短时间内受到如此激烈的抨击，已经证明它问世和存在的合理性已经出现了问题。但这股潮流的毛病出在哪里？应该从什么角度来认识其问题所在，并如何对症下药，调节和纠正这些问题，却是应该廓清明了的事情。
传统文化中“道”“器”观念调节的结果
文化动态走向的杠杆轴心是什么？尽管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现象都是动态可变的，但其动态走势并非漫无边际，毫无章法。其中不大为人注意的一个关节点就是，操纵文化的动态走势杠杆不是别的，正是各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和主体审美趣味。
中国古代有一种观念，或者说普遍共识，叫做“道优于器”。“道”，说得简单点，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精神层面的东西，形而上的东西，抽象的东西。那么“器”，在古代一般是指工具性、具体性的东西、形而下的东西。所谓“道优于器”，指的就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要高于物质层面的东西，形而上的东西高于形而下的东西。中国古代人们更看重的是精神性、理念性等形而上的东西，而忽略操作性、具象性等形而下的东西，所以孔子说“君子不器”，君子注重的是“道”这个层面的东西，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而不是过多地注重“器”，物质层面的东西。
孟子也说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意思就是靠大脑吃饭的人是要统治别人的，而靠体力吃饭的人是要受别人统治的。汉代有个叫陈蕃的人，少年读书的时候屋子里边脏乱不堪，别人批评他为什么不打扫屋子，他回答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这里反映出，古代中国人的确比较看重形而上层面、抽象层面的东西，比较忽视形而下层面、具象层面的东西。因此有关道优于器的看法在后代（包括我们今天）具有相当深远和重要的影响作用。
受这个观念作用，注重抽象、形而上，能够使人从全局出发，高屋建瓴，把握事物的本质，从高层面来俯瞰各种具体现象，能够很快认识和辨析出具体现象的性质归属和来龙去脉，不但帮助人们从全面系统观察和解决问题，而且道优于器的理念对于中国哲学思维、艺术思维也产生了直接和重大的影响。于是，与西方艺术刻意讲求形似不同，中国艺术追求的是神韵。从庄子的“得意忘言”，到后代艺术家的“得意忘形”观念，都是这个思想的正面体现。东晋时期有个叫顾恺之的著名画家，他画人物的时候总是不肯点上瞳孔。别人问他，他说，对于人物画来说，四肢画得再好也不起太大作用，真正能够传达人物神态的就是眼睛（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神韵得到了，形体也就不重要了（“得意忘形”的本意）。
明白和了解了“道优于器”的传统理念，也就很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和解决所谓的低俗问题的症结所在了。低俗文化之所以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背离了中国传统文化意念中的“道优于器”的观念，不清楚自己的作品作为一件“器”，应该去追求一种怎样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境界，完全把自己迷失在树木当中，而全然不知森林之所在了。以至于，青歌赛上很多选手笑话百出，惹得余大师怒不可遏。有的竟然把齐白石的代表作品说成是《清明上河图》。如果把人们反感的这些低俗现象和“道”“器”观念联系起来，就会很清楚地判断出来，各种低俗现象一言以蔽之，都可以归结为对“道”的背离和对“器”的热衷。也可以说，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摈弃精神层面、理性层面，追求物质层面、非理性现象。这个价值取向和传统的“道优于器”的观念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中国文化历来有一种自我调节的机制，任何超出其自身和谐平衡状态的冒进或旁支都要自然而然地受到修理和制约。这也就是低俗文化何以在走红之后必然要遇到钳制的内在文化动因。
传统“动”“静”文化观念调节的结果
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以静制动。尽管儒家道家政治理念不同，但在人格修养和艺术理念的崇静黜动这一点上，却是惊人的一致。从老子开始，就一直主张一种淡定低调的人生和处世态度，他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 意思是说虽知阳刚的显要，但仍能坚守阴雌的柔静心态，就像是能包容天下的溪谷一般。能够如同溪谷一般，就能保持好的德行，像婴孩一般纯真自然。虽知好的名声能让自己显得尊贵荣耀，但仍能坚守平常无奇的位置，这是天下人的榜样。老子还从“大象无形”、“大音稀声”的角度，从逆向思维的角度从反面告诉人们，嗓门高、叫得响，表面上花里胡哨的东西不是好乐曲、好画面。孔子儒家思想也特别注意个人的修养含蓄和内敛。孔子非常反感那种“巧言令色”的表面功夫，毫不掩饰地表示：“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也反对那种急功近利的躁竞行为：“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他还批评那种言过其实的行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这种文化氛围，形成了中华民族善于韬光养晦、以静待动的文化性格。杜甫那样的温柔敦厚，太极拳那样的以柔克刚等等，都是诸多这种文化性格的表现。
在这样的文化根基面前，那种张扬狂躁、快餐速成、急功近利的文化态势显得那么浅薄和无聊。林黛玉的大腿和床上戏不但无助于对《红楼梦》这种中国民族文化经典的解读，对中国文化作出创新性的贡献，相反只能让世界人民惊讶，你们曾经典雅含蓄、充满诗意的经典怎么变成如此粗俗不堪的下三滥货？灿烂而深厚的东方文化何以一夜之间变得如此弱智和低能？而那些赤裸裸地张扬金钱享乐的征婚节目中，也把中华民族那些中庸、含蓄品格践踏得面目全非。
是的，浮躁不仅涂改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底色，同时也颠覆了人们心目中的中国文化样貌。从文化的进化来看，这不是进步，而是倒退。它受到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精神的抵制和调节，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病根找到了，那么对症下药，来理解和把握浮躁社会的症结所在和纠偏方向，不无益处。（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人民论坛》2010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