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24日，是著名教育家刘道玉先生80寿辰。为此，武汉大学的校友们纷纷赶回母校为他祝寿。在此之前，刘先生还被《南方周末》和东方卫视评为今年的七位“中国梦践行者”之一，其颁奖词如下：“他是当代中国最值得记取的大学校长之一，也是虽没有权力却有非凡影响力的教育家。”对于这样的评价，刘道玉当之无愧。

刘道玉出生在湖北枣阳的一个农民家庭。1953年，他怀抱“成为中国诺贝尔”的梦想，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在校期间，他经历了肃反运动和反右运动，并成为学生中的积极分子。1962年，刘道玉被选送到苏联科学院进修，并担任学生会主席兼党支部书记。第二年7月，随着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中国留学生应召回国，他成为著名的“反修战士”并受到周恩来两次接见。“文革”开始后，他受到“中央文革小组”重用，但很快又以“保皇派”、“走资派”、“苏修特务”等罪名受到批斗。“文革”结束以后，刘道玉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恢复高考制度起了重要作用。随后，他以身体不适为由离开北京返回武汉，担任武汉大学副校长兼党委书记。1981年他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为此《人民日报》专门报道此事，说他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走马上任以后，刘道玉除了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之外，还率先推出学分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等多项改革措施，致使这座百年老校被誉为“大学改革的旗帜”、“教育战线的深圳”。一时间，武汉大学成为无数青年才俊向往的地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和知名作家野夫都是当年的插班生，而经济学家杨小凯(已去世)和文史专家易中天，则是他用特殊方法招致麾下的。由此可见，说“他是当代中国最值得记取的大学校长之一”，可谓恰如其分。

1988年，刘道玉不再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后，他投身于教育实验，结果是屡战屡败。除此之外，他还对教育理论和高校改革进行深入研究，发表了数百篇文章，出版了十余部专著。他认为教育应该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质疑能力、批判能力和反思能力，而理想大学的基石应该是教育独立、思想自由、以人为本、学术至上、民主办学、创造不止。这些思想和言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所以说他是一个“虽没有权力却有非凡影响力的教育家”，并不过分。

刘道玉的坎坷经历让我想起了国立武汉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王世杰。之所以产生如此联想，是因为在他们之间具有很多可比性。

他们虽然同是湖北人，但所处的时代不同。王世杰是1891年生人，他自幼聪明过人，又赶上张之洞在湖北提倡新学，所以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刘道玉是1933年生人，四年后抗日战争爆发，这对他的学业和成长极为不利。刘道玉在青年时代的表现，就是明证。

辛亥革命以后，王世杰出国留学7年，先后在伦敦大学和巴黎大学深造。相比之下，刘道玉在莫斯科只有一年左右。王学的是社会科学，刘学的是自然科学，再加上东西方社会制度和教育理念截然不同，使二人在思想认识和行为模式上产生很大差异。比如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王世杰曾组织留欧学生和旅欧华工包围了中国政府首席代表陆徵祥的寓所，致使陆氏无法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留学归来后，王世杰应蔡元培邀请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法学系主任。随后，他以渊博的法学知识和鲜明的教学风格，深受学生喜爱。他所撰写的《比较宪法》讲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为全国高校广泛采用，并成为我国法学界的奠基之作。但是刘道玉留学归来后，并没有进入自己热爱的化学领域，因此他想当“中国诺贝尔”的愿望，也就成了永远的梦。

1928年王世杰担任武汉大学校长以后，在重新选址，重新设计、重新建设方面需要大量经费。这一点，从他当年写给胡适的书信中可以看出。至于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推出学分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等问题，则是早已解决了的事。然而刘道玉担任校长后，却不得不把大量精力花在这些问题上。

来源: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