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刘道玉先生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事。那时，我毕业后想在广州媒体从业，便持国务院古籍规划出版小组首席顾问顾学颉先生的手书拜谒母校校长。当时，先生将我推荐到广州的《华商时报》供职。后来我又转辗到广东省作协的《新闻人物报》作编辑，便时常寄刊物与他，先生亦时有信函与我，这样我和先生也就算熟悉了。以后不断在报章读到先生的大作，并有多次登门求教的机会，逐渐了解了先生的人，使我对他由衷地产生了一种崇敬之情，直到今天。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多讲究立德、立功和立言的“三并不朽”，但真正能够将这种挥之不去的情节演绎成现实的也就不多了---而刘道玉先生正是将“三立”精神演绎成现实的杰出代表。

先生深受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浸淫，对国家、民族饱经沧桑有着深切的感悟。阅读先生过去的著作及言论，真是令人感佩不已，这是一个优秀的爱国主义者的胸襟和情怀。先生青年时期沉迷于学，颠沛流离，负笈海外；进入盛年时期，却横遭“文革”摧残，情何以堪！然而立志拔于流俗的先生并未随波逐流，“经万难困嶂而乐毅容达，历百千艰阻而断发韧恒”是那个时期的先生写照。何也？爱我国家、爱我民族和忧患意识使然。这是不少优秀的传统人文知识分子都具有的品格，也是我国优良文化传统的品格。“我愿意把自己再次摆到时代的风口浪尖上让人们去议论，去琢磨，为了教育改革实业，即使把我碾得粉碎，我也在所不辞。我对改革的崇尚，对创新的追求永远不会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每次读到这段澄明智性且充满良知与血性的文字，总会在感同身受中悄然动容。 忧患意识与前瞻的视野，使人自觉地要有大器量、大格局，要有卓立的品质，并且自觉地服务于社会和人群。所以，先生秉性耿直，坦荡磊落。他总是强调做人要真诚、真挚、真切；做事要志立、志高、志远。“言载道，事具是”是先生的本色。他把古代文化中的精华与时下为人和处事的需求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

先生知识渊博，积学深厚，视野开阔。他贴近现实，跟踪中国教育改革的发展，主张实事求是，按国情和教育自身的规律办事。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他就洞悉了“唯上主义”的危害。1977年6月，他在教育部党组成员会上，作了一个大胆的书面发言。他说百废待兴尤以教育建设为重，然而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只有真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国家才能得以大复兴、大发展。最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教育上的“两个基本估计”不推翻，中国教育工作就不可能取得应有的成效……在今天看来，否定“两个基本估计”不过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奏，但历史却在这个“定论”上加足了政治的筹码，它足以把来自各个方面的正确言论当然地定性为谬论，因为“两个基本估计”是毛泽东亲自披阅的，以中央红头文件的形式下达的。

先生的真知灼见和批评充满了何等的良知和无畏精神。 刘道玉先生是我国教育改革的杰出代表，他对我国教育创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1977年，正值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他受命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在邓小平主持召开的全国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他作为会议秘书组负责人、出席会议的一位教育代表，提出了恢复高考制度的主张，得到邓小平的高度认可。为了适应恢复高考后高校教学工作的需要，他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了全国综合大学教学工作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为我国高等学校教学走上正规化奠定了基础。在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他首创并推行的一系列高教改革为全国瞩目。如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转学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等，至今仍为富有创新思想的大学所传承。

先生精于教育创新，早在8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高等教育改革的问题，并确立了高教改革在当代中国教育中的地位。他说：中国的教育应吸收发达国家教育的先进理念，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在当时，这是极具见地的观点。后来，先生提出了“教育的创新理论体系”和它在中国当代教育事业中的地位与作用，更是抓住了我国当代教育发展中的根本问题，极有启发性，而且从这一问题的探讨，到具体在现实中的运用，且使这个问题成为我国教育改革中的一个热点，先生功不可没。 教育创新意义何在，是先生始终关注的一个大问题。他反对把创新意识与传统对立起来，可谓切中肯綮。他认为提倡创新意识是要把传统中合理的部分继承下来并加以发展。创新，并不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是一个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充实的过程，他的有关教育创新思维的文章，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教育创新的意义和价值。 先生就是这样为人和立业的。七十年过去了，岁月如歌，山高水长，精神可敬。先生的形象，可以说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立德立功和立言的完美结合。

转载自2005年9月10日《新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