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要谈论认同与互信问题，就是因为目前两岸的认同与互信仍远远不够，不但不能保证和平统一的愿景最终得以实现，甚至还不能保证和平发展的势头不可逆转。特别是在岛内，超过60%的民众不认可自己是中国人，约20%支持“台独”，支持统一的始终仅5-10%之间，过半人还认为大陆对台“不友善”，其中年轻人的国家民族认同问题更为严重。进一步看，两岸虽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达成一定互信，但在一些重大敏感问题上，分歧仍然很大。即便是对“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本身，台湾方面在其内涵上还是打了不少折扣。
所以每遇重大关头，如触及两岸关系敏感问题、发生两岸关系突发事件、出现外力深度介入干扰两岸关系、产生两岸共同御外现实需求等，两岸之间往往横生磕绊与矛盾，认同与互信不足的问题暴露无遗，从而冲击两岸关系大好局面。据岛内媒体报道，在今年5月底例行“玉山”政经兵棋推演中，马英九率当局23部门竟然在这次以钓鱼岛冲突为背景的博弈中，作出了站在美国和日本一边，与中国大陆和俄国对抗的抉择！其中的意涵值得深思。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是处理两岸关系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处理不好，局面大不一样。换言之，目前两岸关系免疫力和正能量明显不足。
阻碍两岸认同与互信的原因所在
面对两岸经贸关系迅速发展、文化交流持续热络、人员交往日益密切，与认同和互信却没有同步实现应有增长，甚至一些方面出现反向蜕变的矛盾现象，两岸有必要认真分析其原因何在，据此找出治本之道，共同采取有力措施，建立应有认同与互信基础。
一是从纵向看，造成现今两岸认同与互信问题的根子在历史，是历史遗留的创伤。众所周知，从甲午战争“乙未割台”到日本50年殖民统治、“2.28事件”、38年“戒严”体制，岛内相当一部分民众在心理上与中国、中华民族渐渐疏离，恐惧、敌意、叛逆相伴而生。如今，历史的遭遇虽已时过境迁，但心理的创伤依然隐隐作痛。不懂得这一点，就不懂得台湾岛、台湾人、台湾史。
二是从横向看，造成两岸认同与互信问题的最大障碍在政治，主要是岛内民众对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赞成、不信任、不接受。很多人认为，统一就是大陆吞并台湾，台湾人民直接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因而尽管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大陆对台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政策，都体现了最为宽松的统一条件。但绝大多数岛内民众不接受，他们不接受的其实并不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本身所提供的优渥条件，而是统一后的中国主体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说过去阻碍两岸统一的障碍多多，包括经济差距、文化高低、社会差异、军事“威胁”、涉外矛盾等，那么随着大陆各项建设持续高速发展，今后可能剩下的最大障碍，就是两岸政治制度差异了。
由于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力推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岛内历届当局持续开展反共全民教育，使得岛内民众对大陆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缺乏客观、正确认知，对港澳“一国两制”实践不能全面、公正看待，充满质疑、困惑和偏见，因而产生强烈抗拒心理。
同时，这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伤害两岸认同与互信的第三个重要因素：台湾当局对民众长期教育误导。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为抗拒大陆的统一攻势，长期进行反共、仇共教育，反共意识催生了“拒统”甚至“台独”意识。反国民党的民进党上台后，继承了国民党前朝政策的“合理内核”，为抵御大陆欣欣向荣的建设成就给岛内带来的冲击，把反共与“反华”混为一体，继续变本加厉煽动反共、仇共情绪，激发民众“台独”意识。陈水扁2004年竞选连任大位时曾说过：中共反对、拒绝阿扁，就是反对、拒绝台湾，反对台湾“民主”。因此，选举就是台湾人民拼中国共产党的“圣战”！
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一些当权者抓着意识形态议题不放，搞“民主”、“人权”对抗，导致现今岛内民众的反共意识仍然普遍存在，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不信任、对大陆社会制度不认同、对国家统一不接受。由此可见，岛内当局长期的反共教育使得民众的中华国家民族认同让位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认同，各级党政军官员特别是站在高端的部分，扮演了始作俑者的角色。
第四是台湾岛内两大阵营对立、族群关系撕裂、政党恶性竞争、社会日趋功利的政治生态和氛围，对两岸认同与互信同样起着巨大的破坏作用。台湾实行所谓“民主制度”，但由于与西方文化有巨大差异、社会条件极为特殊，导致这个制度的根基不牢、水土不服。在这样的社会里，一方面我们在马路上看到，以礼相待、谦谦君子风度渗入每个人的骨髓，以致任何初涉此地的游人都会由衷地感叹其文明、进步。而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场合、重大议题上，我们看到的是另一幅面孔：信口雌黄、口无遮拦、不择手段、不讲信用，理性替代以感性、远见替代以短视、战略替代以策略、良知替代以野心、道德替代以利益。在两岸问题上，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中华民族；认为“台湾地位未定”、否定“九二共识”、坚信中国必然“崩溃”、把大陆对台善意统统归结为“统战”、断定“三通”将引发解放军对台“木马屠城”、称自己及亲属到大陆访问和经商是“深入敌后”等等，这种时空颠覆、神经错乱的景象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在这样的社会里，坚持理性很难、建立共识更难，对两岸认同与互信的影响更为复杂。
第五是外力挑拨离间。从台湾问题的产生、发展、演变历史看，每当岛内局势与两岸关系出现大的变动时，都或多或少有外力的影子，而不愿看到两岸关系走得“过快”、“过近”，则是当下一些对台湾有重大影响的国家的基本政策考量。6月2日，美国外交学会国际问题研究员万斯.瑟丘克在《华盛顿邮报》网站公开撰文声称，两岸统一对美日不利，因为两岸统一将导致中国放手对付其他周边国家，影响到受保护的亚洲国家对美国信任。而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目前问题的关键倒不是外部势力的觊觎，而是岛内亲外势力在制定有关政策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涉外关系置于两岸关系之上，为维持涉外关系不惜牺牲两岸关系，既暴露了其认同倾向，更伤害着两岸互信。近年来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利用领土主权问题挑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钓鱼岛、南海主权权益争端再起。两岸双方如何看待美国的新战略、互相以何种关系面对美国的新挑战、决定以何种战略策略应对美国的新进攻，对今后两岸认同与互信关系的发展，干系极大。种种迹象表明，两岸关系已经走到了进一步演变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固然大势底定，但能否顺利前行，全在领导人和决策层一念之间。
破解两岸认同与互信难题的思考
上述分析表明，两岸认同与互信的强化与弱化，既受到各类客观因素的影响，更有主观因素在起作用。解决认同与互信问题，需要两岸双方共同努力，而非单方面让步与释出善意。在这里，广大民众固然是最终的裁判，但民众的思想不同时期往往受到不同主张领导者的巨大影响，民众时刻被引导，民众也需要思想引导，破解两岸认同与互信难题，当权派，无论是执政者还是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士及各类势力，肩负着首要的责任。
一是领导人要有民族情怀。领导人，包括决策层，要超越“治权”范围，站在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立场上，处理涉及两岸的各类问题。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为尺度，权衡利弊，作出决策。在这里，最容易陷入误区、最可能伤及两岸认同与互信的举动，就是敌我不分，把对岸当敌人；挟洋自重，利用外国对付对岸或利用外国与对岸的矛盾渔一时、一地、一党、一己之利。与日本签所谓“渔业协议”，还要驱逐大陆渔船；明明两岸同属一个国家，还竟然想着援日本先例与菲律宾签“渔业协议”，画地为牢，这是开倒车的行为。这样的举措目光短浅、急功近利、贻害民族、得不酬失。台湾固然小，但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台湾；大陆固然大，但在涉及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问题上，是坚持原则、不会丝毫退让的。当前复杂的内外形势下，两岸任何一方都不应有控制彼此关系节奏、距离、深度、广度的思考，这是目光狭窄、战略短视、思想媚外、行动瞻前顾后的表现，最终必然经不起人民的扫视和历史老人的公正评判。
二是各政党要有宏观视野。政党是为谋求特定政治利益，通常是政权，而建立的政治组织。有前途、负责任的政党有特定的政治目标和意识形态，这些政治目的和意识形态有广泛群众基础、符合当时社会现状、顺应未来历史发展。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托.里德讲过：一个好的政党比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物更有用。所谓最好的政党应当就是有前途、负责任的政党。在两岸关系上，两岸的政党都要秉持民族的立场、历史的使命、大开大合的战略气魄，推动和平发展，戮力民族复兴，促进两岸人民共圆“中国梦”。仅仅局限于一党利益、被过时的意识形态所束缚，必然做出有悖于民族、失信于对方的判断和决策。短期行为将造成长期伤害，鼠目寸光不会给党带来长期利益。不要忘记19世纪英国保守党领袖迪斯累利的话：保守党是一伙有组织的伪君子。建立两岸认同与互信，两岸的政党同样责任重大。建立党际互信，让对方接受其存在和发展，必须建立共同的政治基础。而建立这个政治基础，需要智慧、眼光和决断。
三是教育界要有历史纵深。其中的核心是在历史和社会问题上向下一代教什么。对两岸关系而言，老一代靠厚实的经历积淀认识对方，新一代则首先靠教科书定位对方，而双方相互间的认知与判断，往往直接影响着其处理与对方的关系、与对方打交道的方式，最终决定未来解决两岸问题的方式。如果两岸年轻一代历史观和社会观南辕北辙、在国家民族重大问题上互为异己，未来两岸关系的前景将不容乐观。两岸教育界要共同努力，消除“台独”意识形态影响，重建共同的历史观。两岸要重建对中华5000年历史文化的共同认知和自豪感，不能以400年历史割裂5000年历史；重建共同的社会观，把两岸关系拉回一个中国框架之内，使得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国家、中国领土主权不可分割的理念深入人心；重建共同的命运观，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中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夯实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形成“台湾同大陆一道发展，两岸同胞共圆‘中国梦’”的一致认知。这样的认同与互信，可长可久。
四是媒体要有社会责任。任何社会意识的形成，都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政府、学校、媒体的影响更大。媒体是影响公众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的社会机构。在信息社会，媒体在形成社会舆论上承担着更大的责任。媒体应该运用自身的影响力，促进社会进步，推动历史向前发展。而在多党竞争的商品社会里，在所谓“新闻自由”的幌子下，媒体的公正性、客观性往往让位于党派观点特别是经济利益，为了利润，媒体经常扮演社会混乱的推波助澜甚至始作俑者而非建设者角色。在海峡两岸，一些媒体蓄意制造话题、刻意放大问题、炒作不利消息，伤害了两岸认同与互信，成为两岸关系一大乱源和公害。保持理智、秉持善意、恪尽历史和社会责任，应当是两岸媒体对待两岸议题的基本态度。唯有客观公正地报道对方情况、理性全面地反映两岸关系、平和冷静地评论突发事件，媒体才能扮演两岸认同与互信增进者的角色。
五是民众要有包容之心。大陆民众要瞭解台湾近代历史，体认岛内民众特殊的苦难遭遇，弄清其各种念头、想法之所以产生的思想源头；台湾民众也要瞭解整个中国的近代历史，体认大陆民众同样长期处于被侵略、被压迫的悲惨境地，弄清其致力推进统一、振兴中华的思想动力所在。两岸民众都要有包容之心，在相互瞭解、相互理解、相互合作中增进认同、增进互信，共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进而共同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六是要进一步打破禁区，推进两岸全方位交流合作。交流增进瞭解、理解和谅解，合作激发情感、连接利益、促进融合。两岸一家人，交流合作应少设禁区，禁区造成疏离、误会和误判。要进一步深化两岸既有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卫生、旅游及地区、行业、部门等方面交流合作，从互相设防、讨价还价、壁垒分明，进化到互谅互让、合作共赢、不分你我。努力拓展两岸交流合作领域，逐步打开军事、涉外部门大门，实现学术研讨、参观访问、议题协商、项目合作等目标，真正做到一家人不分彼此的境界。积极探索共同对外的合作路径，从提高两岸经济体整体竞争能力入手，逐步向安全、维权领域拓展，不让外国置喙，实现中华民族利益最大化。适时开启两岸最高层交流，以适当名义实现两岸领导人互访，把两岸关系推向新的高度。
七是要敢于直面现实，灵活处理两岸关系敏感问题。随着两岸关系进入深水区，摆在两岸面前的重大敏感问题逐步变得难以回避，这些问题不但影响着两岸关系的前进步伐，也影响着两岸认同与互信的发展程度。当前主要是四大问题，包括“关系定位”、“国际空间”、“制度差异”、“军事安全”。处理好这些问题，必将极大增进两岸认同与互信；回避这些问题，始终卡在那里，不是建设性的态度。问题需要疏导，累积滋生负能量，最终将引起两岸关系更大动荡。
要尽快开启两岸政治协商谈判，首先把问题摆上台面，认真进行分类研究，就解决问题的路线图达成共识。可以区分轻重缓急、难易程度等不同情况，对相关问题进行分类处理，一部分尽快处理，尽快解决；一部分局部处理，局部解决；难度过大的部分暂时搁置，条件成熟时解决。只要两岸双方本着相互理解、互谅互让的态度，差异与分歧反而会转化为增进认同与互信的积极因素。
郑剑，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秘书长
来源：《中国评论》月刊7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