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上有一个重大问题引人关注，就是拜登政府究竟会推行什么样的对华政策、如何展开对华战略竞争，包括如何处理其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台湾问题？各方判断有大体一致之处，主要是不会改变对华战略竞争关系性质、更加突出意识形态差异、强势回归联盟战略传统、有选择利用涉华热点问题、持续开展经济科技角逐等；亦有相当多不同看法，主要集中在拜登政府对华竞争的战略策略运用方面，包括整体对华关系氛围塑造、斗与破的关系、近中远期和终极目标、各类竞争手段运用原则、博弈力度尺度把握、军事安全力量的角色，以及各类具体问题处置、双方可妥协空间等，也就是说，主要疑问在于：拜登政府会在多大程度上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离开距离？如果另起炉灶的话，拜登政府期望塑造什么样的美中关系？
一、大战略下美国对华政策考量
归纳起来，迄今各方对新形势下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具体判断大致有三类：一类是趋向缓和。持此种看法的目前似占多数。他们从中美在经济恢复、气候变化、疫情应对、国际热点问题管控以及美国“安内”任重、防止中美竞争失控等方面，认识美国有求于中国的现实需求，并结合中国的强大实力、发展潜力、复兴前景，认为美国终究需要面对现实，对特朗普政府肆意妄为、任性霸道的对华政策进行不同程度拨乱反正有其必然性。另一类是更为强硬。或先软后硬、近缓远紧。这种看法占相对少数，但声势亦很大。他们从其所认知的大历史、大纵深、大框架、大格局出发，认为现实需求所牵引的中美关系缓和局面有其暂时性，双方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导致掉进“修昔底德陷阱”或大国高强度、冷战式、类冷战式战略对抗格局，有其必然性。还有一类看法是“尚在摸索中”。持该观点的人士认为，面对被特朗普搞得一团乱麻但环境条件急遽变迁中的美中关系，拜登政府在摸索、观望、测试、探底，中国政府亦在观望、摸索、测试、探底，两强相互观望、相互探索，任何一方政策调整势必牵动另一方随动，故目前对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下结论为时尚早。
拜登政府上台不久，从其有限、模糊、检视式的涉华言行看，外界感觉迷雾重重并不奇怪。认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会很强硬的人士，可以从拜登执政团队近期对华言行中强硬的一面，包括在新疆、南海、香港等问题上表态及行动中，找到其依据；认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将明显缓和的人士，也可以从拜登执政团队在对华言行上小心翼翼地与特朗普时代相区隔的表现中，从近期中美双方系列高层互动中，从台湾蔡英文当局近期疑似在美国的压力下在政策宣示、人事调整、某些施政举措所摆出的“缓和”姿态中，读出其深层次的依据。特别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历任新政府对华由偏执强硬到缓和合作的历史规律，更给希望中美关系春暖花开的人士以期待。唯有特朗普政府是个例外，因为特朗普上台本身就是个意外，拜登是以纠偏者的身份取而代之的。同时，中美关系缓和也是中国周边、世界多数国家的期盼。他们不愿再回归美苏对抗、全球“站队”、和平发展成为奢望的冷战时代，也不愿再受特朗普式的骚扰，也就是说，世界普遍希望中美和解。
从现实角度看，拜登上台不满两个月，就认为其已经把如此复杂的美中关系想明白并成竹在胸，是勉为其难了。但另方面也要看到，美国毕竟是世界头号大国，其政策理念有其延续性的一面。在美国，不同政党、利益集团、背景智库对美中关系有一定定见，其主张见之于言论、行动、研究报告、媒体采访中；历史有其基本规律，如果不是“修昔底德陷阱”，也是其他的规律。当前人类社会固然发生天翻地覆变化，但任何变化都是建立在以往历史积淀基础之上的。换言之，拜登政府不是一张白纸。拜登政府及其执政团队在上台前后，无论出于争取选民、国会提名，还是对华出手、国际塑造，在对华政策方面已经表露一种相对明显的大战略思维下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交织的政策策略倾向：稳步促变，运用大战略理念、间接路线战略思维、联盟战略传统，动员全政府力量，注重软实力、软手段、政治战运用，影响、围堵、压制、分化、“改造”中国，巩固美国头号霸主地位。在拜登政府对华政策里面，我们不难看到利德尔·哈特、约翰·科林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理查德·尼克松……的影子。
美国大战略理论大师约翰·科林斯认为，大战略是“在各种情况下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以便通过威胁、武力、间接压力、外交、诡计以及其他可以想到的手段，对敌方实施所需要的各种程度和各种样式的控制，以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约翰·科林斯《大战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 内部参考1978年1月第1版P21）利德尔·哈特主张，“避免向坚固的阵地作正面突击，尽量从翼侧采取迂回行动以猛击要害的地点”（利德尔·哈特《战略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P7）约翰·科林斯还引用利德尔·哈特的话讲，“真正的目的与其说是寻求战斗，不如说是谋求一种有利的战略态势。”尼克松在《不战而胜》中则直言不讳：“如果我们不去领导自由世界，便不会再有自由世界可供领导。”“我们的回答不能仅仅是不战而和。我们也必须争取不战而胜。”（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朱佳穗等译 长征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P12）
美国对自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有自恋，对作为上帝“应许之地”有“拯救世界”的“使命感”，对军事力量有自信，对经济科技有底气，对联盟战略有期待。而且，这也是其所认为的中国的“薄弱环节”，并据此作为对华战略遏制与竞争的抓手和着力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月1日接受CNN专访时称，美国的优势地位来自以下几个方面：强大的同盟关系，这是中国所没有的；美国在全球以及国际机构中的积极参与；在中国挑战美国的价值观时捍卫这些价值观；并确保美国的军队能够威慑中国的侵略以及投资于美国人民，使他们能够充分竞争，好消息是……，上述每一个确保美国处在优势地位的因素完全在美国的掌控之中。布林肯进一步指出，“从许多方面来看，中国构成的挑战既与中国新兴的实力有关，也与我们自造的弱点有关。但我们可以解决这些弱点。在建立更强大的联盟、与世界进行接触、捍卫我们的价值观、投资我们的人民、确保我们的军事态势等方面，我们也可以在这些领域更好地重建”。
二、竞合交替、斗而不破
就是有别于特朗普直接对撞式的战略竞争模式，剿抚并举，明修改善关系栈道，暗度遏制打压陈仓。通过推进对华对话合作稳局，缓和关系、降温局势、降低对抗、建立合作；高举意识形态旗号，从联盟战略入手，动员“全政府”力量，以经济科技金融和地缘战略领域为主战场，软硬两手并用、间接直接手段结合，推进制度模式竞争、西化分化改造、经济遏制塑造、外交孤立围堵、军事包抄封堵；注重把握尺度和分寸，保持必要柔性和灵活性，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竞合交替、斗而不破，“无论我们在处理这个关系的任何一方面，我们都必须能够处在优势地位而不是弱势地位来与中国打交道。”（布林肯语）
在特朗普遗留的严重恶化的中美关系氛围中，布林肯在2月1日CNN专访中称，“毫无疑问，中国对我们构成了最大的挑战，但这是一个复杂的挑战。美中关系中有对立的方面，当然也有竞争的方面，而且也有一些合作的方面。” 2月4日，拜登总统在视察美国务院并发表20分钟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表示，“我们还将直接应对我们最强势的竞争者——中国对我们的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构成的挑战。我们将对抗中国的经济行为，反制其激进的、胁迫的行为，回击中国对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进攻。”同时强调“我们也做好与北京合作的准备，当这么做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拜登这段话把中美矛盾摆在前面，把中美合作摆在条件之前，一方面反映了其政策倾向，另方面亦折射出时下美国社会、精英阶层的涉华政治舆论氛围。换言之，拜登此番言论所表达的，既有其想做的，也有给政敌看的成分。另据外媒评论，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事务的两位新一代“中国通”格维兹（Julian Gewirtz）和杜松如（Rush Doshi），一方面都认为美国应向中国展示强硬态度，另方面也都“对中国着迷”，并依然预见有一天中美关系可重新得到发展。
中国不存在争霸世界的世界战略，中国对外政策一向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针，一以贯之、坚定不移。特朗普4年倒行逆施业已证明，美国采取爆冲对撞式的敌华政策会涣散盟友伙伴、激发国际反感、重创自身形象与利益，弊大于利。这种建立在你死我活式争霸基础上的僵硬政策，不适合新的时代、新的对手、新的联盟、新的伙伴、新的世界，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三、对华意识形态战是手段不是目的
美国对外政策亦讲求“师出有名”，无论和平外交还是战争行动，总是千方百计选择一个自以为是的道义旗号，以凝聚国内、号令天下。拜登政府明确把中国定位为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上的对手，用“民主自由人权”整合凝聚国内不同阵营群体和党派，动员组织国际意识形态同盟。在2月4日演讲中，拜登宣称，要以“民主价值”对抗更多的“威权主义”，“美国要以榜样的力量，而不是力量的榜样来领导”。
特朗普执政时期的2018年中，美国学术界突然兴起对华政治热战，建议特朗普政府效法当年对付苏联的政治战套路来对付中国，以期望取得同样战略效果。预计拜登政府亦会重拾政治战理念，结合环境条件变化，对付崛起中的中国。给中国政府贴上“威权主义”标签，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治国理政理念，在国际上勾画思想理念阵营鸿沟；抹黑中国对外输出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塑造“中国模式威胁论”，激发国际反感和反对；歪曲中国对外政策，散布“中国威胁论”，恐吓各国；推进泛意识形态化政策，不但组织“民主国家联盟”，而且在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等非政治领域组织或支持意识形态一致国家联盟，制定完善内涵意识形态色彩的规则条款，排除、排挤、限制中国；挑拨利用中国内部社会问题和群体认知差异，扰乱中国。在民主党执政时代，美国对意识形态武器的运用无疑会更加泛化。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战是手段不是目的，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促使中国改旗易帜不是美国对华政策和国家战略的终极目标，遏制中国崛起才是。这是一个自信矛盾的逻辑，但美国对外政策的本质如此。理想主义逻辑要求美国向“威权主义国家”推销“民主人权”，但现实主义逻辑又惧怕“民主人权”给对手带来强大。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中坦言：“如果他（指戈尔巴乔夫）在国内的巨大改革获得成功，那么我们在21世纪将会面临一个更为繁荣和富饶的苏联。那时，它将成为比今天更难对付的敌手。”（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 朱佳穗等译 长征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P14）极为危险的是，美国如果把对华意识形态战作为解决国内问题的重要抓手，将对中美关系造成长远伤害。
与一般人的想当然认知相反，乔治·凯南并不主张美国输出意识形态，他对美国灌输甚至强迫他国接受其价值观的做法表示过强烈质疑。活了101岁的乔治·凯南至死都在追问“美国外交政策中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想当然的观念。美国能否维持一种不受国内狭隘利益集团钳制的明智的外交政策？美国真的能为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国家树立典范吗？在什么情况下海外军事干涉值得美国付出鲜血和金钱？……如果华盛顿追求更为孤立或者至少更为谨慎的策略，美国和这个世界不会变得更好吗？”（乔治·凯南着 弗兰克·科斯蒂廖拉编 曹明玉译 《凯南日记》中文版 中信出版社2017年6月版P64）遗憾的是，美国当政者没有一位能听取其忠告并做到这一点。唯独特朗普声称不输出意识形态，但实践中他打“意识形态牌”的力度不比其前辈差。
四、对华政策的阳谋：联盟战略动员
这一点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阳谋”、最赤裸裸的部分。就是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应对中国，战略上塑造大小“八国联军”围攻中国态势，制约中国。联盟战略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中与国内治理并重的行动两大起点之一。拜登上台后的首轮密集外交活动重点，就包括集中说服一些国家共同应对中国。而不是像特朗普那样，一方面敲诈各国，另方面又要求各国追随美国联合对华极限施压。在拜登团队看来，这种直接路线手段既不专业、极为幼稚，又乏谋略、极为短视。拜登2月4日的演讲中说：“美国回来了。美国的同盟是我们最伟大的资产。”
乔治·凯南当年在著名的长电文中指出，苏联人能否扭转劣势，取决于西方世界所展示的团结、坚定和魄力的程度。拜登在2月4日演讲中称，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合作，更新美国在国际机制的作用，重新获得已失去的信用和道德权威，美国将从更强劲的地位来竞争。拜登上台伊始，迅即展开以西方世界为核心的多边外交行动，在中国问题上协调立场和行动。这段时间以来，南海和钓鱼岛等问题不同程度波动、中英关系变化、中乌（克兰）关系波折等“反常现象”，与拜登政府相关举措不无关系。今后或许会出现一种常态现象，即美方每逢出台对华大举措，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多会先与西方国家、涉华利益相关国协调立场，争取一体出手。在“国际统战”中，美方将以中国的所谓“意识形态输出”相牵引、“地缘战略扩张”相刺激、“战狼外交模式”相挑拨、“军事安全威胁”相恫吓、“经济侵略扩张”相凝聚，在国际上合纵连横。巩固西方传统盟友，把中国复兴所牵动的世界地缘板块相关国家联合起来，把与中国有领土主权权益争端的国家挑动起来，营造联合应对中国之势；以应对中国为由，承续特朗普对华“优质遗产”，组织有针对性的政治军事新联盟，延续冷战遗留旧联盟。预计，印太战略体系、四方安全对话（Quad）、澳新美同盟、美菲同盟、美泰同盟、美日韩机制及“五眼联盟”、北约等，将会随之发生不同程度变化。2月1日，法国地缘政治专家雷诺·吉哈尔（Renaud Girard）针对中国军机在台海方向巡航行动称，支持台湾是美国印太地区的优先战略，若中国再挑衅，美国甚至会成立军事同盟。他还讲，美国会出手打造该地区“民主同盟”，不仅有四方安全对话（Quad），可能还会加上新西兰、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台湾。“如果中国继续展现攻击性，美国还会更进一步：他们会成立如北约一样的军事同盟”。2月17日，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北约理事会国防部长级会议首日表示，北约应成为所有“志同道合者”对抗中俄的政治对话平台。
尽管拜登政府在联盟战略动员上取得一定进展，而距离其理想境界还远得很，也难企及。2月19日，拜登在“七国集团（G7）”会议和慕尼黑安全会议平台的相关操作，便效果不佳。会上推销的重振美国的同盟、“民主国家联盟”等主张，反响寥寥。东道主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会后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为重建世界经济体系，七国集团希望加强与二十国集团，尤其是与中国的合作。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项目主任埃里特·布拉特贝里评价：“华盛顿对欧洲的犹豫不决感到沮丧。”事实是，美国人把维护霸主地位凌驾于现实利益之上，追求虚幻目标并绑架他国跟进，无视现实；其他国家则是现实利益导向，其他利益让位于现实利益，能够面对现实，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反差将导致美国的此类战略算盘注定落空。国际政治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讲过：在国际政治中，各国均以自己的利益为目标展开政治活动。
五、模糊处理中美经济问题
中国崛起的重要标志是经济上超越美国，不但在数量规模上，亦在质量层次上实现超越。目前看，中国GDP超美不可阻挡、指日可待，但在质上与美并驾齐驱或实现超越尚需努力。故对美而言，对华经济战略的目标和重点可能在质量层次守成上，期望守住世界龙头位置，使中国经济“增肥不增肌”，把中国经济体系约束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内，极端情况下甚至排除在外。从政治经济学理念看，这样的目标也有利于美国巩固世界霸权地位。
拜登上台以来对中美经贸问题采取相对模糊处理方式，不直接否定特朗普对华经济科技战的必要性，但亦表示对其范围、方式、节奏进行慎重评估，不会萧规曹随。拜登团队把中国经济发展、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作为对美国的“重大威胁”，可能在遏制中国经济竞争力、减缓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对冲中国经济世界影响力等方面狠下功夫。2月4日演讲中，拜登称将“对抗中国的经济行为”。目前看，中美经贸战、科技战、知识产权战、多边经济合作体系战，直至金融货币领域的斗争较量仍将持续。但由于美国的底气不足，形势会变得更加复杂，双方中低端产业领域角逐可能明显缓和，高端产业领域中的协商、合作、妥协成分客观会增加，有选择地“脱钩”亦有一定现实性。2月24日，拜登签署行政命令，审查美国的药物、稀土、半导体、大容量电池等关键商品的供应链状况，并将展开为期一年的更深入评估，重点关注国防、卫生、信息、能源、交通、粮食等六大领域，要求提出改善供应链复原性和安全性的建议。该行政命令没有提及 中国，但观察家普遍认为，拜登此举意在美中竞争大背景下寻求减少关键产品对华依赖性，是其推动部分敏感领域对华“脱钩”的实际举措。
经济战一向是“双刃剑”，拜登政府处理对华经贸问题会接受特朗普政府教训，会更讲求策略、面对现实，不再像特朗普那样四面出击、四面勒索经济实惠。奥巴马执政时期，对华经济竞争遏制的主要手段是联盟围堵和规则疏堵，通过创建推动诸如TPP那样的，明确设置针对中国经济政治制度准入门槛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机制及规则，挤压、排斥、“改造”中国，试图把中国经济牢牢收在西方编织的笼子里。拜登上台后，一个重要政策动向就是重新调整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关系，联合意识形态相同相似国家地区推进经济一体化，明显向奥巴马时代回归。拜登可能延续奥巴马间接路线的制衡、消化、改造策略，推进建立、完善、改造排他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制定不利于中国的国际规则、推进尖端科技适度“脱钩”、实体经济回流美国等，与中国展开经济竞争。一方面设置排华机制，用内涵政治制度门槛的条款阻挡中国，把不符合其期望的中国排除在外，以压促变；另方面围三阙一，给“改造到位”的中国留下“活动空间”。换言之，在世界经济组织机制内塞进政治性涉华条款，可能成为拜登政府的常态化手段。而一旦中美关系恶化，极端情况下，亦不排除拜登转而剑走偏锋，推动建立中国经济体系的国际替代系统。2月17日，美国商会发表研究报告称，尽管中美经济“脱钩”代价巨大，但“并非不可接受”。
不过，美国亦有舆论认为，违背经济规律、违背市场原则、违背美国利益集团利润最大化目标、违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利益，推进对华经济竞争，注定是两败俱伤之举。“一个国家如果真的把自己的力量消耗乾净，那么他本身的政治也会随之破产。”（利德尔·哈特《战略论》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P479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
六、美对华军事战略重在遏制
军事、科技、金融和人才是美国最具优势的王牌。美对华军事战略的核心是建构遏华军事同盟、发展对华高端作战能力、维持对华“代差级”军事优势，为用军事手段配合美国对华政策服务，同时为中美关系破局生乱生战做准备。拜登政府将持续推进深化印太战略体系，巩固美日及韩同盟，发展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改造澳新美同盟、美菲同盟、美泰等同盟，拓展“五眼联盟”、北约职能，拉拢东南亚、中亚地区相关国家及蒙古等潜在盟友，扩大军事同盟伙伴圈，建构对华全方位军事封锁圈；在中国“走出去”的潜在“军事突破口”发展关系、建立联盟、强化军事干预能力，形成封堵之势；发展新的军事手段，提高对华军事遏制及实战能力，慑止中国军事手段运用。如果说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变数最小的领域在哪里的话，军事领域首当其冲。美国对华军事战略竞争的战车早已驶上高速路，难以逆转。美军最现实对手可能是俄罗斯等国，但终极对手无疑标定中国，对华高端战争是美军作战能力建设的顶级目标。该进程在奥巴马时代已经开启，特朗普加速推进，拜登时代继承延续。拜登2月4日演讲中称，已指示国防部长奥斯汀对美军在全球的态势进行评估。国务卿布林肯2月1日接受CNN专访时宣称，将确保美国的军队能够威慑中国的“侵略”。
应当看到，美对华军事战略重在遏制，阻止中国通过军事力量改变“现状”，未必是实战。因为“战争有自己的力量，它会让您偏离所有深思熟虑的打算”。（乔治·凯南着 弗兰克·科斯蒂廖拉编 曹明玉译 《凯南日记》中文版 中信出版社2017年6月版P57）中美作为两个世界大国、核拥有国，一旦兵戎相向，将打破世界和平发展的基本秩序，将是中美两国、世界各国的巨大灾难，不会有单方面胜利者。美国有识之士指出，拜登政府在重建国内和重塑国际的任务远没有完成的情况下，贸然进行外部干预特别是军事干预是危险的，对美国不利。2月4日，拜登政府上台后首次实施台湾海峡和南海舰艇巡航行动，“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当天通过台湾海峡、2月5日闯入中国西沙领海。就在美舰闯台海同日，中国国防部宣布，中国在境内进行了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试验达到了预期目的。从技术层面看，此类中段反导主要针对的目标是战略导弹，不是战役战术导弹。公开信息表明，早在2013年1月27日，中国就进行过此类实验，此后不时进行。个人认为，2月4日实验的时间点选择颇令人玩味，可以解读为中国针锋相对的反威慑、反挑衅行动。肇自美国的中美此种互动，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再有，这段时间以来，美国智库、媒体正在炒作中美台海生战论，认为中国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提前军事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可能军事干预，引起各方警觉和恐慌。美国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兰登·巴莱里亚诺（Brandon Valeriano）不无忧心地警告，“美国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在国外进行更多的军事干预或扩大防御承诺。将领导能力与使用武力解决混为一谈，是华盛顿一种危险的病态，新政府很难避免，但也必须避免。”
美国“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对苏遏制战略的底色之一，就是在尽量避免战争的基础上对付对手。其著名的长电文和X先生文章都指出，“尽管美国与克里姆林宫不太可能合作，但也没有必要诉诸战争，采取遏制苏联扩张的政策是可行的。”（乔治·凯南着 弗兰克·科斯蒂廖拉编 曹明玉译 《凯南日记》中文版 中信出版社2017年6月版P55）乔治·凯南后来甚至对其所主张的政治战一些激烈手段的运用，也颇有懊悔。如他曾鼓动中央情报局发动秘密政治战，但由于这种手段极大增加美苏敌意、升级对抗态势、激发战争风险，凯南后来表达了对当年这一行为的懊悔：“或许我在从政期间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给中央情报局提供了这样的指导。” （乔治·凯南着 弗兰克·科斯蒂廖拉编 曹明玉译 《凯南日记》中文版 中信出版社2017年6月版P55）若把乔治·凯南的秘密政治战，放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上应当也成立。今天中美之间的猜忌、矛盾、冲突，主要是美国对华防范、打压、遏制所致，既包括军事围堵、战争恫吓，也包括秘密战、网络战、舆论战、心理战、经济战、科技战等等。时下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全球媒体署，国际开发署，国务院公共事务局、国际信息项目局、全球接触中心、政策资源和规划处，美军军事信息支援、网军、公共事务、情报系统等，依然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重复着前辈的不光彩手段。假如美国希望这个世界是和平合作的，就应该放弃冷战思维，让中美两个国家、两种制度和平共处，为人类提供不同的“榜样的力量”，而非“力量的榜样”。在冷战和热战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门槛！美国作为自许的负责任的大国、正反两面教训累积雄厚的“人权卫士”，理应更懂这个道理。
七、涉华热点敏感问题不再肆意妄为
无论中美关系如何变化，美国政府从来没有放弃打涉华热点牌、敏感点牌。特朗普更多地把这些牌作为对华经贸战的筹码运用，拜登政府则可能有更长远战略考虑，就是把涉华热点敏感问题作为孤立、遏制、围堵、塑造中国的抓手，打“台湾牌”“香港牌”“新疆牌”“西藏牌”“南海牌”“钓鱼岛牌”“中印边界牌”以及“经济殖民牌”“债务黑洞牌”“传播腐败牌”等，操纵意识形态、地缘战略、领土主权、经济社会及网络空间等议题，对付中国。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所谓新疆“种族灭绝论”、表态向香港人提供“避难所”、“对台湾的承诺坚定不移”、继续开展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等，即是实际举措。
但与特朗普不同的是，拜登政府在热点敏感牌上会注重把握节奏、争取国际支持、关照中美关系大局，不再肆意妄为、“末日疯狂”式盲动冒进。2月初，美国兰德公司发表研究报告分析“弃台论”，指出美国为了自保振兴，未来可能被迫减少干预全球事务，包括慎重对待台湾问题，缓和台海紧张局势。有分析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弃台论”。而种种现实情况表明，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至少短期内是趋向求稳的，即两岸双方不搞事、美国适度自我约束。
涉华热点敏感问题往往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牵动14亿中国人民族感情，“是碰不得的”（杨洁篪语）。在这些问题上挑战中国，不利于双方友好合作，徒增双方相互猜忌、防范和敌意。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坦承，如果美国负面处理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应该听听美前驻华大使芮效俭的警告：美国决策者在处理台湾问题时，必须考虑美中之间因为台湾问题爆发军事冲突升级为核战的风险因素。陆克文这番警告折射出了一个真理，为了维护核心利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绝不妥协、不惜一切、不留情面。
八、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在于修炼内功
众所周知，拜登政府很注重也不得不注重练好内功，也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国内和解、稳定、防疫、发展的举措。但从美国对外政策本质看，其练内功的目的，更在于把内功作为“外功”的条件、对付对手的资本，以维护其霸权地位；而非中国式的内外功关系，“外功”为内功营造条件，根本目的是把国家建设好、使普罗大众享受更美好生活。当然，美国也有“攘外必先安内”派，对办好自己的事有理性认识。美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兰登·巴莱里亚诺认为，拜登总统上任头100天的首要任务应是防止进一步的国内政治暴力，纠正过去政府的错误；如果拜登政府想要成功开始国内重建的艰难任务，那么他就应该在上任的头100天里在国外实行克制。乔治·凯南则早就提出，美国所追求的所谓“世界革命”，都应以国家自身制度的完善为前提。“解决自身社会问题的每一项勇敢而坚定的举措……都是对莫斯科的一个外交胜利。”（乔治·凯南着，弗兰克·科斯蒂廖拉编，曹明玉译《凯南日记》中文版，中信出版社2017年6月版P52、55）
由于时代背景、国际形势、中美关系的急遽变迁，拜登政府注定会在跌跌撞撞的调整中寻找对华政策方向。而任何正确的政策都是主观愿望与现实条件之间的妥协的结果，期望和现实往往不能划等号。顺利把各色盟友伙伴纠合起来制服中国，保住世界霸主地位；让中国永远处在跟班位置，最好“江山变色、四分五裂”，这样的前景对美国来说固然“理想”，但未必现实。当今世界斗转星移，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民心所向，各国都不希望冷战；当今中国天翻地覆，不再秉持僵硬的教条建设国家、与世界交往。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和平共处、“共商、共建、共享、共赢”，推进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国式的伟大复兴；“和而不同”“命运与共”“五彩缤纷”究竟会成为世界主流价值，“唯我独尊”、“历史终结”、“天下划一”式的新罗马帝国不是人类的进步方向。特朗普极端反华、遏华政策之所以四处碰壁、狼狈败阵，根本原因在于其对时代和潮流的无知和反动、对中国复兴的偏见和歇斯底里。在新的时代，人类社会未必会有冷战2.0版的生存空间。谁想塑造这样的空间，谁就会作茧自缚。
九、结语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指出，中美之间相互对抗、愤懑、失望、内外政治、求胜、错配（mismatch）等群体和决策心态恶性循环，将导致改善关系是暂时的，走向“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大概近乎时所必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嘉树则提出中美棋战论，认为新时代的中美关系应该既非冷战，也非回到过去，而是棋战，是可以双赢的。
2月11日，中国农历除夕，拜登在与习近平通话中表示，美中两国应该避免冲突，可以在气候变化等广泛领域开展合作。双方通话中共同认为，今天的通话将向世界释放积极信号，双方同意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持密切联系。中美领导人的这通电话也谈到了分歧，但是，其给世界释放的信号的底色是积极、务实、理性的。
未来的中美关系需要观察、思考、塑造、导正。这不但是中美两国的责任，也是一个世界性课题。
郑剑，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常务理事、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