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满足政府决策等需要，出版部门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内部发行制度。20世纪60年代初，内部发行重心转向出版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反面教材以配合中苏意识形态斗争。70年代初，因“文化大革命”中断的内部发行工作恢复并重点转向西方的文化出版物。这两次转变使诸多有异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海外思想文化著述被引入国内，进而成为引导和推动思想启蒙的重要文化介质，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走向改革开放奠定社会思想基础。内部发行制度的演变与影响反映外在冷战国际因素对中国内部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作用，彰显了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

【关键词】内部发行；反面教材；文化；冷战；启蒙

“内部发行”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可控制地出版和流通内容具有潜在危害性但具有参考研究价值的出版物。新中国成立以来内部发行的出版物约有1.8万余种，主要包括具有潜在保密价值的科学技术资料以及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相左的国内外人文著作，其中第二类内部出版物至少有9766种，涵盖来自国内外的文学、艺术、历史、政治、经济、哲学等领域的经典人文社科著述。这类出版物集中体现了与当时国内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所谓“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它们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颇具戏剧性的效果。这批与当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相悖的“精神毒素”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悄然推动了一场社会思想解放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奠定了此后改革开放和新文化复苏的社会思想和知识基础，所影响的一代人至今仍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发挥着支配作用。因此，有关内部发行制度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深入解读当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演变和特征。目前学界的研究多以民间思潮为背景考察内部图书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启动的中国大陆社会思想多元化进程的作用。如有学者认为，内部图书在“文革”时期的民间读书运动中起到了催化精神核裂变的作用，翻译自西方和苏联的内部书加速了80年代中国新文化的复苏。近年来，内部发行也开始被视为一种冷战文化现象初步加以研究，如以中苏关系为基点探讨内部发行在70年代的两国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此外，部分研究著述对六七十年代内部发行的黄皮书和灰皮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个案解读。总体而言，现有关于内部发行制度演变和影响的研究在整体性、视角和材料方面均存在不足。本文依托相关档案材料及现有研究成果，以社会政治制度演变为线索，以国内和国际互动为视角，重点探讨内部发行制度的两次演变及其对当代中国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加深对当代中国社会演变及其特征的理解，并为观察当今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历史参照。

一、内部发行制度的建立

1953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国图书公司并入新华书店，新华书店垄断国内图书发行。次年3月，新华书店北京分店在新成立的计划发行科下设立内部发行组，任务是通过招募业余发行员和组建销售处等措施，在机关团体中组织内部发行网，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内部发行工作。内部发行由此作为一项发行业务初步形成机制。中央出版总署创立这一业务的最初目的是补充和完善出版发行部门的职能：在国家建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同时，提供不能公开发行的国内外特殊出版物，以配合意识形态宣传并供给政府和研究机构作为参考。从1953年到1956年，新华书店北京分店及其所辖的外文书店内部发行组共发行了570种内部出版物，主要包括党内学习参考资料、被认为“反动”但有参考价值的国内外人文著述以及内容不成熟的教科书等。由于机构和制度规章不完善，基层书店的内部发行业务混乱，制度缺失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

为防止这些含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精神毒素”流入社会并产生思想混乱，1957年1月，文化部在参考苏联经验后决定将内部发行工作转交给中央和省级出版大社。但由于当时出版、印刷、发行三大系统分立，出版社缺乏独立发行网，给内部发行工作带来了普遍困难，这促使文化部转而将其交回新华书店办理。几经调整，最后形成新华书店、基层党委宣传部门、出版社共同负责内部发行的局面，文化部则设立专门目录统一管理这项工作。但随后的整风反右和“大跃进”使得内部发行业务大增，新问题不断暴露。1959年，一些出版社总结过去几年间内部发行工作存在“机构不健全、人员不专职、缺乏系统的业务研究和科学的管理”等问题，出版社、书店和基层党委之间相互推诿、龃龉不断，内部发行工作中的一些疏漏甚至导致部分中央部门不满。文化部遂着手在新华书店系统内建立完整的全国内部发行工作网络。

1959年3月31日，文化部要求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文化出版机构选定有条件的书店办理内部发行业务，并严格制度。各地内部发行制度的建立和改进工作随之展开，作为文化出版中心的北京和上海最先着手。北京新华书店设立了两处制度健全并且不挂牌的门店：位于朝阳门83号的内部服务处和处于东单二条的内部发行组，前者主要服务官员，后者则针对机关单位和研究机构。上海新华书店几经调整，在市店设内部发行科，专门订立请示、报告、保密和日常工作制度。1963年前后，全国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基层内部发行业务，基层新华书店内部发行店实行“专件发货、专人拆包、专仓存放”的管理制度，各类内部图书根据规定的阅读对象，严格凭介绍信和特制购书证购买，所有的书目和销售记录入档备案。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新华书店将内部书购书证发到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地师级及以上干部手里，全国性内部发行网络进一步完善。

二、参与反修：内部发行制度的第一次演变

全国性的内部发行网络在经历了十年夹缝寄生的状态后于1963年前后建成并非偶然。1957年反右运动后国内意识形态斗争日益严峻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但主因则是中苏两国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内部发行在60年代初开始由一项辅助性的出版制度，逐渐转变为服务于以反修为核心的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制度工具，其中黄皮书和灰皮书的出版是最重要的内容。

内部发行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出版以黄皮书和灰皮书为代表的反修材料的过程，始于1959年末中宣部在北京新侨饭店秘密召开的全国文化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表面上主要探讨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问题，实则将矛头对准苏联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因为中方认为苏联出现的修正主义的根源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新侨会议折射出中共对50年代中期就已显露的中苏意识形态分歧的态度出现了重大转变。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国内意识形态控制开始松动，以解冻为主流的文艺新思潮开始蔓延，赫鲁晓夫虽于波匈事件后对其进行打压，但并未完全扼杀。中方视文艺思想为意识形态的先锋，因而始终高度警惕苏联文艺领域及其出版状况的新变化。波匈事件后，中方已对赫鲁晓夫不彻底批判解冻思潮的做法十分不满，并开始对一些在苏联国内公开发行的解冻文学的中译本采取内部发行措施，如当时影响巨大的解冻思潮代表作《不只是为了面包》。1959年10月，即新桥会议筹备前夕，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中南海激烈争吵。随后，中方明确提出要批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则首当其冲。

然而当时中方对国外文艺状况并不了解，正如周扬指出的那样，国内对欧美文学的了解基本是一片漆黑，对苏联东欧也是一知半解。为防止盲目批判以致授人以柄，周扬认为必须先内部研究批判对象，新桥会议因此确定了一项翻译和内部出版苏联修正主义文艺代表作的计划。随着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反修范围很快超越文艺领域。1960年5月20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周扬在中央文教书记会议上提出要通过内部材料全面研究帝国主义国家和苏联。他认为研究内容除了文艺外，还应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领域。鉴于出版此类书籍的重要性，康生亲自主持这项工作，中宣部设立外国学术政治著作办公室专职指导该项工作，人民出版社成立国际政治编辑组负责具体翻译出版事宜。

上述两类书籍的翻译工作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后全面铺开。这项被当成重大政治任务的工作得到了外交部、中宣部、中联部和公安部等机构的协助，翻译出版皮书的任务集中在内部发行制度最为完善的上海和北京两地。为解决翻译人才短缺问题，上海和北京两地将一批右派知识分子以“废物利用”的名义高薪召回参与翻译工作。

1961年前后，第一批黄皮书和灰皮书开始出版。1962年4月，文化部强调了内部出版黄皮书的重要性和计划性，各出版社开始按照计划加速出版皮书。作为最主要的一家出版黄皮书的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63年翻译出版了近40种，此后两年分别为18种和19种。灰皮书的出版在1963年后进入高峰期，1963年有32种，次年增加到91种，第三年为83种，其中属于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和托洛茨基等“修正主义者”的著作有70余种。尽管最终没有全部完成预定的出版计划，但康生还是对全国内部发行工作的成绩表示满意。

被视为“修正主义毒草”的黄皮书和灰皮书的发行程序十分严格。1963年7月，中共中央在原则上明确而严格地规定了这些材料的发行范围和办法。一般性黄皮书的印数严格控制在500册至2000册，内容敏感的黄皮书印数极少，其发行对象由中宣部直接审批和管理。灰皮书最初分甲、乙、丙三类限定发行范围，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因为“反动性”最大而被列为甲等，只供应省军级以上的干部；后两类灰皮书发行对象为党内地委级以上、政府处级以上干部、校官以上的军官以及高校研究机构人员。

在此前后，对进口苏联图书实行管制和国内文化机构、图书馆的查书运动也使得大量被认为含有所谓“修正主义”内容的图书转入内部发行，这使60年代初的内部发行在内容和目的上均发生变化。周扬曾在党内外反复强调这些带有批判导言的内部书是作为反面教材用于教育党内干部，以便“知其所亡，不亡矣”。将内部书视为反面教材的做法并非周扬的发明，它源自毛泽东的反面教员理论。1938年，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将蒋介石视为反面教员，后来，反面教员概指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等犯过错的中共前领导人以及美、英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代表。延安整风运动后，利用反面教员进行教育的方法兼具意识形态批判和思想统合功能，逐步成为团结干部、维护党内思想统一和纯洁的教育与宣传工具，成为中共政治文化的特色内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将其应用到治国方略中去，开始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国内、国际斗争中使用反面教员策略。50年代末，这项斗争策略被运用到中苏意识形态大论战，反映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文化的内部书被毛泽东视为反面教材翻译出版，目的在反修斗争中发挥反面教员作用。

从1963年开始，以内部书为反面教材开展的反修学习运动在党内开展起来。12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发表批判修正主义文章的范围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扩展到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的刊物，要求各地组织人员撰写反修文章，并对文章的写作提出了要求：“需要大量占有材料……批判的锋芒应当指向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指向修正主义最有影响和最恶劣的作品。”以黄皮书和灰皮书为代表的反面教材成为党内干部反修所必须阅读的材料，毛泽东本人也要求阅读。1964年4月，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内部未定文稿》开始出版，作为反面教材的内部书起到了更大的“掌握敌情、确定批判对象”作用。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内部发行工作受到冲击。虽然部分地区试图以“服务文化革命批判”的名义维持这项工作，例如上海新华书店曾于1967年决定以“内柜供应”的方式为各级革命委员会和革命群众组织大批判提供反面教材，但形势变化很快让这项工作难以为继。1967年后，全国内部发行网络陷入瘫痪，相关人员均相继因“搞修正主义”获罪。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和各级革命委员会多有自己的“内部发行”工作。然而，这类“内部发行”其实只是各种派系进行政治攻击的工具，缺乏统一制度和标准，以致形成“无书不内部”的局面。

三、20世纪70年代内部发行制度的恢复与演变

1971年周恩来重新主持国内工作，着手整顿陷入混乱的国民经济。3月15日到7月初，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召开，确定恢复出版工作的主要目标是“配合反帝、反修和革命大批判”，在会议制定的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图书出版工作方案中，反映国内外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代表性人文著作被列入当年的出版计划。此时毛泽东已开始酝酿“三个世界”理论，他亲自在《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中作批示，要求相关部门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努力研究世界各国。内部发行工作的恢复有了必要性，中共中央特别提醒要把这项工作与搞修正主义区分开。9月8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指示下发到全国出版部门，翻译工作被当成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分配到全国12个省市的高校、研究机构。中央由张春桥统筹，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负责具体操作，中断5年之久的皮书翻译工作得以继续。

“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开始成为70年代翻译出版内部书的重心。1971年秋，上海人民出版社大社成立，草婴、丰一吟、李俍民等一批正在干校接受改造的翻译家、作家被召集到一起翻译内部书，他们很快完成了第一本黄皮书《人世间》的翻译和校对工作。197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翻译了一批外国历史、地理、政治和名人传记方面的著作，其中有“文化大革命”前没有完成的诸如《多雪的冬天》《人世间》《你到底要什么》《角落》等黄皮书。到1972年底，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内部发行图书17种，其中外国图书16种，国内研究著作1种。

由于全国新华书店的内部发行机构尚处于瘫痪中，内部书的翻译出版工作虽重新启动，发行却大有问题。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内部发行范围分省军级、地师级、县团级、中学教师、《参考消息》阅读范围、国内发行等若干等级，但等级如此严密的参考标准没有明确具体发行对象，由此导致的发行混乱使得“真正需要的买不到，能买到的不需要”的情况十分普遍。在北京，内部图书无法满足中央领导人的需要，即便是已经恢复内部发行的上海也存在着发行面大、印数少的供求矛盾。

国务院出版口曾于1970年末以“分为重要图书和一般图书两类为宜”要求各地简化供应标准，但如此含糊的指示收效甚微，直至内部发行存在的问题惊动周恩来。1973年4月，周恩来在与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成员王芸生、荣毅仁交谈时，无意间得知他们无法阅读内部发行的中译本《田中角荣传》。周恩来随即指示国务院出版口领导小组筹划全面恢复全国内部发行工作。

不久，国务院出版口领导小组就内部发行工作的方针、原则、尺度等重要问题向已部分恢复内部发行工作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征询意见并讨教经验。上海人民出版社于4月底逐一予以答复。5月14日，经内部讨论后，出版口领导小组组长徐光霄向国务院提交报告，建议重建北京地区和各省市的内部发行工作，同时还要规范内部发行手续，恢复凭证购书制度。5月19日，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将其转呈中央领导人。第二天，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张春桥批阅出版口领导小组的建议，指示针对研究机构的内部发行要扩大到研究人员个人，不应限级别，并要求出版口考虑将部分内部书改为公开发行。之后李先念等人也对此进行了圈阅，赞同张春桥的意见。5月24日，周恩来最后批示同意恢复全国的内部发行工作，特别强调要增加印数，并扩大发行范围。6月5日，国务院出版口领导小组向中央提交关于成立北京市内部图书发行部的报告，得到周恩来批准。

1973年11月27日，在中断近8年之后，北京的内部图书发行机构重新运作。当日上午9时，位于北京东城区朝内大街83号的新华书店内部图书服务部在部队的警卫下，向省军级以上领导干部开放。12月，中央关于调整内部发行的批示意见发到上海，上海方面根据指示对内部发行状况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和进一步的调整，意在明确发行对象、简化发行方式和供应级别，以尽量满足内部读者的需求。

1974年，全国各地的内部发行工作陆续开始恢复，并逐步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出版格局。内部图书的翻译和出版大部分在上海完成，然后根据计划发往北京及全国其他地区。当时的内部发行内容主要包括“文化大革命”前没有完成翻译出版或是重版的黄皮书和灰皮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几年内国外出版的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著述、批判苏联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制度的书籍，以及一些诸如《摘译》之类的内部发行丛刊。

恢复后的内部发行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变化明显。除了继续发行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内部书刊外，内部发行工作逐步将翻译出版重点转向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在强调批判现代资产阶级的同时，实质上更多地从侧面引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1975年4月，国家出版局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在规划未来十年出版计划时，提出内部发行的内容和目标是“有控制地出版古典和现代资产阶级各流派的代表作和新老修正主义者主要著作，供批判参考研究，特别要出好批判、评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潮和流派的著作，”要“配合国内外斗争需要，加强对世界各国特别是苏美两霸、西欧、日本及第三世界国家外文版图书的翻译出版工作，以供研究”。其中上海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的分类别或综合反映外国文艺、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和自然科学内容的定期内刊《摘译》最能反映这一趋向。以1975年出版的《摘译》为例，此时摘编的内容已经将重心转向介绍和批判欧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当年《摘译》所选录的文章中，来自西方国家的文章比例过半，西方国籍的作者所占比例近七成，并且对苏修的批判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即大量地翻译和引用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批判。全国性的内部图书发行量的变化也反映了这一趋势，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黄皮书印数在1.5万册，灰皮书的印量为3万册左右，反映西方政治经济内容的内部书的印数则多达5万册。

这样的转变有着独特的国际背景和中国自身考量。70年代冷战格局转型，中国在同苏联剑拔弩张的同时开始与西方缓和。然而，在面对西方世界时，中国也面临着两难处境：一方面，出于国家安全需要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交往，有限度地打开大门；另一方面，毛泽东需要维护“文化大革命”。因此，中国对当时的中西方交流实行了半遮半掩的态度，面对来自西方的文化思想，力图将其社会影响限定在一定范围，对引进的西方著作以“批判材料”名义内部出版自然成为合理的选择。

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开启，文化市场逐步解冻，内部发行开始进一步走向开放，最为明显的一点是内部发行图书总量开始减少。根据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的统计，从1975年到1977年，内部发行图书1434种，占全部出版图书总量的15％，比之前两年显著减少。1979年初，国家出版局要求各地压缩内部发行图书，同时废除按级别售书的办法。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种全会期间，在党内理论研究者和出版部门的要求之下，中共中央决定翻译出版一批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流派的著作以及资产阶级的学术著作以供内部研究之用。胡耀邦于1980年7月21日批准出版，25个出版社在接下来的3年内翻译出版了3批共153种学术著述，大部分公开发行，其中30余种因被认为内容“反动”而在1982年由中宣部根据胡耀邦指示被挑选出来转入内部发行，这实际上是最后一批正式出版的后来被称为“黑皮书”的内部书。

四、内部书的社会思想文化效应

内部发行两次转型的一个主要结果是大批来自苏联和西方的经典思想文化著述被作为“反面教材”引入国内，在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这段中国社会极度封闭的时期，内部书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了解外界、获取新知进而启蒙思想的重要文化介质，这一过程开始于内部书的民间流散。

60年代初期，一批高干子弟凭借父母的特权购得内部书，并将其私下借与好友阅读。“文化大革命”初期社会管理混乱，针对一些高级干部的抄家风使其家里所藏的内部书开始流落民间。同时，图书馆和一些研究机构的书库里的书因为学生偷盗而大批流散，这些书中不乏一些内部发行的来自西方和苏联的经典人文著述。另外，新华书店内部发行网存在的漏洞也成为内部书流散的途径。1963年初，文化部整顿新华书店时就发现不少基层书店擅自公开出售内部书。仅江苏一省，被查出的基层书店公开出售的内部书总计就达数十种。尽管中宣部随后限制县级书店的内部发行业务，但流落到社会的内部书已不可计数，而这些书又通过一些被称为“意识形态漏洞”的旧书市场在社会上流转。

更大规模的内部图书的民间流散出现于1973年后。恢复内部发行工作后，内部书的销售量随着发行量增加而增加。仅北京新华书店内部图书服务部在重新开放的4个月内，就发出购书证1166个，接待1695人次，共销13546册。这批书很大一部分已经流入民间，根据书店的记录，领导干部的家属及其朋友借证购书的情况一开始就较为普遍，到1974年情况变得更加严重。70年代后期，高干子弟及其亲友违规购买和阅读内部书的现象屡禁不止，以致1984年胡耀邦在党内会议上特别嘱咐中宣部要采取措施防止他们欣赏这些“毒草”。在当时内部图书的发行中心上海，由于发行量增加，获取内部书对一般读者而言已非登天难事，即便是“篡改”旧介绍信也能买到需要的内部书。内部书交易在当时的上海已经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黑市”，诸如《摘译》等内部书刊成为抢手货。尽管今天已经无法准确统计当时全国内部书的流散数量，但一些事实还是可以从侧面折射出内部书在当时流传之广。1974年前后，在偏远的云南，流传于下乡知青之间的内部书甚至通过转借进入了当地部队。这种密级逐渐模糊、内容有异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禁书”成为当时大规模民间阅读所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60年代初，中国社会中便出现了脱离主流社会思潮的地下读书组织。当时由一批质疑现状、寻求独立思考的知识青年组成诸如“X诗社”、“太阳纵队”之类的文学沙龙。他们不满教条式的意识形态灌输，试图通过阅读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相符的内部书籍获得独立思考。根据一些历史当事人的回忆，《斯大林时代》《新阶级》等内部书都惊世骇俗般地打开了他们迷蒙的眼界。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无政府状况导致地下读书运动扩散。从1967年到1968年初，国内出现了大约20多个独立的学习小组。当时，这些读书活动主要限于干部子弟的范围，大部分成员都来自中层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能接触到包括黄皮书和灰皮书在内的内部图书。而1968年开始的上山下乡运动将这种读书活动带向边远的农村山区，学生们将大批内部书带到乡下，使读书运动渐成燎原之势，一大批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民间思想村落”在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地方出现。进入到70年代，地下读书运动更进一步发展。在中国农村地区，知识青年集聚地出现了更多的讨论会和读书会。

当时读书沙龙的主要阅读书籍包括各种异端理论的印刷品、马克思主义原著、各类内部发行的人文著作，内部书占了很大比重，一些个人的阅读书单更将其列为重点阅读对象。曾于80年代积极推动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张木生，当时就为自己开列了《新阶级》《大策略家：赫鲁晓夫发迹史》《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等一批内部发行书目。1967年底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组成共产主义青年学社，将《被背叛了的革命》《新阶级》、《人·岁月·生活》列入阅读书单。另据一位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她得到的第一批禁书是被列为黄皮书的《怎么办》《红与黑》《战争与和平》。此外，农村中诸多形式的知青读书会中也不乏内部书的身影。

内部书的扩散以及读书运动的开展，为另一种在目的、内容和结果上均完全不同于官方批判的阅读和思考创造了条件。本质上，阅读可以被视为一种多样性趋向的个体化主观认知过程，认知主体通过解读符号获取信息并根据既有动机对其进行独具个性化的加工，在这一过程中，认知主体完成信息的内化和接受，形成认知与思考，主体知识结构、动机的异质使阅读因此成为一种多样化的主观活动。实际上，由于外在社会条件往往主导个体的阅读动机，构成个体的阅读语境，因此特定历史环境中的阅读并非纯粹理想条件下的个体主观认知，它其实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和结果。这样就会出现一种可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于群体性的相似遭遇，无数独立个体的阅读会超越空间的限制形成共鸣，进而汇聚成一股同质化的集体式思想潮流。

以大规模群众运动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塑造了一个庞大、年轻并且境遇相似的社会群体。最初的红卫兵运动和革命造反让大部分参与者进入了塑造革命理想的憧憬和狂热之中，而接下来的上山下乡运动以及后来发生的九一三事件使得他们不得不面对残酷现实，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残酷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使革命参与者产生了普遍的疑惑、彷徨。尤其对不少参与上山下乡运动的学生红卫兵而言，一方面是政治地位的急剧下降所带来的心理落差，另一方面是农村边远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贫困的社会现状带来的强烈心理冲击。这种由于革命理想和现实差异造成的疑虑和失意情绪不断促使年轻人质疑这场运动。当这批徘徊于革命理想和现实困惑之间的读者接触到内容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内部书时，他们具备了一种完全不同于60年代早期官方阅读者的阅读动机和语境，即以一种怀疑者的身份来审视内部书中所反映出的实质内涵，思考有关“继续革命”道路的合理性和替代性选择，内部书也从一种反面教材转变为人们独立思考的精神食粮。

这些内部书促使阅读者在特定语境之下形成了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思想认知。由于内部书所起发挥的介质作用，一些西方价值观和政治理念在经历了独立的个体性阅读后被引入读书会的讨论。由于相似社会经历所形成的相同阅读语境的作用，人们开始以集体方式理性地反思当时的中国社会政治，反思“文化大革命”及其所代表的革命意识形态的正当性。

对一般读者而言，看内部书可以增长知识开眼界，满足对新知识的要求。对于那些迷茫于革命和现实之间的阅读者而言，内部书不仅让他们思想上获得清算，也前所未有地增加了他们的思考空间。正如诗人北岛所描述的那样，当初阅读内部书帮助自己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在这一过程中，内部书更多地起到了批判作用，即对苏联社会制度阴暗面的揭示和批判产生了镜像效应。一位青年知识分子的阅读感受十分形象地描述了这种镜像效应，她在通过阅读皮书了解苏联制度的阴暗面后，深感斯大林时代和“文化大革命”“简直像孪生兄弟一样”，从而引导她更为独立和深入地思考中国社会的问题。事实上，由于中苏两国在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上的相似性，《新阶级》《赫鲁晓夫主义》这类早年被用来批判苏联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内部书，使人们领会到中苏两党党内政治以及两国社会制度存在着某些相似的弊端，引导那些脱离严格思想意识控制的人们去思考自己所处的社会问题，引发了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国社会制度的深刻反思。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那一代阅读者社会角色的转变，那些曾经被视为“毒草”的内部图书所启迪的思潮，开始成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思想基础，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80年代中国社会的新抉择。

五、结语：冷战与中国社会变革

1975年，赫德里克·史密斯在其影响巨大的关于苏联社会制度的新作《俄国人》一书中，将与内部发行制度相似的俄国特种书籍出版制度视为共产主义国家的一种文化制度加以批判。然而，新中国内部发行制度所扮演的角色和历史内涵并非局限于此。

作为一种原则上体现意识形态和文化控制的出版制度，内部发行在客观上却推动了思想解放。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意识的诞生离不开内部书的贡献，内部书为中国社会走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思想桎梏和知识困境积聚了能量，使中国人至少提前10年就有机会开始思考和寻求国家未来的道路，为大陆社会从封闭、单一和落后走向开放、多元和现代奠定了思想认知基础。如果没有内部发行制度，80年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将会遭遇更多阻碍与困惑。从这个角度而言，它实际上起到了将革命时代和后革命时代这两个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差异巨大的历史时期相衔接起来的作用。

内部发行制度并非纯粹的中国社会内部的文化现象，它之所以能发挥思想启蒙的作用，除了以“文化大革命”实践失败为主的国内因素外，中苏分裂、中美缓和等外在冷战国际因素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内部发行的两次转型均与国际环境的变化密切关联，尤其是60年代中苏关系的分裂使内部发行制度真正转变为配合反修的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工具，内部书在扮演反面教材角色的同时，也起到了引入和保存异域思想文化的作用，并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随着内部书的流散而开始发挥作用。这反映了冷战时期的中国在内政和外交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冷战国际格局变动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政治、外交方面，它同时通过思想文化这一纬度在长时段内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变革。

内部发行制度的演变和影响从思想文化层面反映了中国社会演变的某种“冷战特性”。以皮书为代表的内部发行图书将异质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引入了人们的阅读和思考，形成了两种制度和价值观的对比。在此过程中，内部书发挥了“证伪”的作用，即对同质意识形态的批判实际上随着“文化大革命”实践的破产而起到了引发自我反思的镜像效应，它让封闭社会中的中国人得以思考国家的未来，加速“文化大革命”的破产和中国社会改革思想意识的形成与凝聚。

尽管内部发行制度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现象，但其产生的思想文化影响是塑造改革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历史因素之一。因此，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最近30年中国社会的演进及其特征，需要我们更多地从此前30年历史进程中发掘诸如“内部发行”这样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形成重要影响的思想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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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1949-1986）》，中华书局，1988年，第1－3页。

[2]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1997年，第32－33、61－64页；魏承思：《中国知识份子的浮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8－246页；熊景明、关信基编：《中外名学者论21世纪初的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23－628页；宋永毅：《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读书运动》，台湾《中国大陆研究教学通讯》1997年第12期。

[3]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4—130页。

[4]余伟民：《内部发行:1960—1970年代中苏关系的一种文化现象》,“冷战转型：1960—1980年代的中国与变化中的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华东师范大学主办，2006年。

[5]沈展云：《灰皮书，黄皮书》，花城出版社，2007年。

[6]《北京分店试点通报》（1953年3月20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1-8-153。

[7]《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9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第19—21页。

[8]《甘肃人民出版社关于内部发行工作的情况报告》（1959年7月19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51-3-40；《中国出版界赴苏联参观访问团访问记录》（1956年12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G16.1-6。

[9] 《上海市出版局党组关于改进上海地区内部读物发行工作的报告》（1959年12月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167-1-356。

[10]《文化部编印1956年全国总书目计划》（1957年2月2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7-1-211。

[11]《甘肃人民出版社关于内部发行工作的情况报告》（1959年7月19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51-3-40。

[12]《群众出版社大量出版<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1958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宣教动态》总第451期。

[13]《文化部关于内部发行书籍的通知》（1959年3月31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51-3-40。

[14]苏永通：《“内部”的书，“内部”的店》，《南方周末》2008年11月20日。

[15]《孙立功给上海市出版局党组的报告》（1959年12月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7-1-356。

[16]《新华书店县店工作条例》（1963年9月），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69-15-26。

[17]黄皮书和灰皮书分别概指“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文艺书籍”和“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皮书”这一称呼出现于1965年后。

[18]《开展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和资产阶级文艺作品的批判工作的意见草案》（1959年12月31日），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05-011-071。

[19]《苏联出版界新情况》（1956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宣教动态》总第180期。

[20]《新侨会议文件：关于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工作问题》（1959年12月），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05-011-072。

[21]《周扬在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60年1月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3-2-1417。

[22]《周扬在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60年1月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3-2-1417；《关于组织专业翻译工作者筹建“上海编译所”的报告》（1960年12月2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2-1-517。

[23]《文化部党组、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1962年4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SZ7-1-204。

[24]《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出版工作简报（第31期）》（1964年1月5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C1.8-2；《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出版工作简报（第50期）》（1965年3月3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C1.8-3。

[25]《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出版工作简报（第30期）》（1963年12月16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C1.8-3；《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出版工作简报（第49期）》（1965年1月30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C1.8-3。

[26]笔者在上海采访郑异凡的记录（2010年10月22日）。

[27]《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情况和改进出版工作问题的报告》（1963年7月31日），湖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SZ7-2-96。

[28]沈展云：《黄皮书、灰皮书：一代人的精神食粮》，《新世纪周刊》2008年7月15日。

[29]《天津市新华书店内部发行组购书证》（1962年6月），天津市档案馆藏，档案号X95-Y-713。

[30]《对外文委致函中央外事小组、中联部、中宣部和外交部关于中苏文化关系的情况和意见》（1963年1月9日），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196-01；《文化部关于对历年出版的图书进行重点清理的通知》（1961年4月13日），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69-13-19。

[31]《林默涵在出版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3年4月25日），湖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SZ7-1-227-1。

[32]毛泽东：《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1956年9月25日）。

[33]郑异凡：《中苏论战中的“反面材料”：“灰皮书”之来龙去脉》，《百年潮》2006年第7期。

[34]《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发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和试办内部刊物的通知》（1963年12月18日），湖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SZ7-2-96。

[3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59页。

[36]《中南局理论小组关于中央创办内部刊物的情况和撰写反修文章的经验》（1964年4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SZ7-1-297。

[37]《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图书出版工作设想》（1971年7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855-10-81。

[38]《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对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报告的批示》（1971年8月13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855-10-12；《天津翻译出版外国历史书籍工作情况汇报》（1971年），天津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99-2-1620。

[39]《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送审稿）》（1971年），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855-10-81。

[40]邹振环：《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25—327页。

[41]《上海人民出版社致国务院出版口：关于出版、发行内部发行图书的情况》（1973年4月2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7-3-222；《国务院出版口领导小组关于改进内部发行图书供应办法的请示报告》（1973年5月1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7-3-222。

[42]《关于对上海书店内部图书供应试行办法的批复》（1970年12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7-3-134。

[43]《出版口陈翰伯同志谈内部发行问题》（1973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7-3-222。

[44]《市革会一办文教组电话通知》（1973年4月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7-3-222。

[45]《上海人民出版社致国务院出版口：关于出版、发行内部发行图书的情况》（1973年4月2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7-3-222。

[46]《国务院出版口领导小组关于改进内部发行图书供应办法的请示报告》（1973年5月1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7-3-222；方厚枢：《内部发行图书出版的历史记忆》，《党史博览》2010年第12期。

[47]《中央领导关于内部发行的批示》（1971年5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7-3-222。

[48]《北京市出版办公室关于新华书店内部服务部开放服务问题的请示报告》（1973年11月22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201-3-38。

[49]《市出版局关于改进内部图书发行办法的请示报告》（1973年12月1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7-3-222。

[50]《出版简报（第18期）》（1975年3月2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7-2-139。

[51]《国家出版局、人民出版社关于十年（1976-1985年）出版事业规划的初步设想》（1975年4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7-3-285。

[52]《市出版局关于改进内部图书发行办法的请示报告》（1973年12月1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7-3-222。

[53]《关于压缩内部发行翻译图书的通知》（1979年），《中国出版》1979年第4期。

[54]《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翻译出版外国学术著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1984年11月26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855-37-3。

[55]《文化部转发中宣部批转的关于整顿新华书店基层单位的请示报告》（1963年3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016-469，长期。

[56]《江苏省新华书店整顿情况》（1963年11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016-469，长期。

[57]《北京市新华书店关于内部图书服务部开门以来情况的汇报》（1974年4月5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201-3-51。

[58]《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关于使用内部图书购书证的补充通知》（1974年10月26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201-2-105。

[59]《转发中央宣传部关于翻译出版外国学术著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的通知》（1984年11月26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855-37-3。

[60]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580－582页。

[61]昆明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编：《保卫工作学习材料（内部材料）》（1974年第12期），第10—15页。

[62]魏承思：《中国知识份子的浮沉》，第243－245页。

[63]熊景明、关信基编：《中外名学者论21世纪初的中国》，第625页。

[64]徐友渔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第325页。

[65]余夫、汪卫华：《悲怆青春：中国知青泪》，团结出版社，1993年，第13－14页。

[66]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第32页。

[67]熊景明、关信基编：《中外名学者论21世纪初的中国》，第627页。

[68]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69]Hedrick Smith, The Russian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6, pp477-479.

（本文作者蒋华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刘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