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个体，是如何进入政治的？我的意思是，一个人，从他出生，到他理解（或者以他自己的方式理解）政治，并在一种政治中容身，这个过程是如何完成的？

作家蒋蓝在《掌声的精神分析》中述及了一段亲身经历：这是我幼年多次参与表演的一个节目，叫"葵花拍手向太阳"。……大约我是葵花阵中最大的一朵，在邻居家里也得意地舞蹈，小手拍得叭叭响，直到手掌发麻。这让右派邻居很高兴，他"请"出一张领袖像给我瞻仰。啊，啊啊，我在拍手歌唱的过程中抚摸领袖那韭菜叶一般宽的双眼皮。小手脏兮兮的，留下了二根手指印。当晚，穿白制服的公安人员推开了家门："请跟我们走一趟"！父母轮流背着我，在昏暗的路灯下跟着民警急走。我记得那些路灯，就像朝阳花的花蕊，把夜色剜出了一个窟窿。那一年，我大约5岁。……我知道的是，我的抚摸落在权威人物脸上的黑手印，为我的后来带来了一连串的麻烦，差一点被小学拒之门外。……

我有理由认为，对于作者而言，就是以这种方式认知政治，并进入政治的。虽然，作者当时的年龄还远远没有达到宪法规定可以投票的标准，但是，在那个非常态的政治环境中，政治的早熟也是权力的目的之一。这种为了让人们越早越深入地进入政治的揠苗助长，在今天，造成了一种更普遍的心理与认知障碍，可以视作对曾经政治投资的意外回报吧。

毛时代也许是除战争外，非常态政治的最高形式。历史上虽然一些疯狂领袖也出现在非常态政治的风口浪尖上，但是，其酷烈的程度与其影响力波及的时空范围呈反比。而毛却把非常态政治推到了崭新的高度，这是否可以算作他对中国政治史的贡献呢？之所以非常态政治无法持久，就在于非常态政治破坏的是作为共同体的生活，而政治--无论它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是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生活不存，政治焉在？但是，非常态政治依然是一种政治，它与常态政治一样，有着最基本的特征。它必须使人民进入政治，对于战争时期的非常态政治而言，政治就是将人民变成"战时制度"的一部分；而对于毛制度这样的非战争时期的非常态政治而言，意识形态功能就成为了政治的明显特征。

有必要耙梳一下意识形态的来历--我想提醒自己（也许也包括可能的读者），一旦审视意识形态的历史，就必然会与一些人物与理论相遇，而真正复杂的是，囿于这些理论家所处的环境，以及人类自身的有限性，他们对于意识形态的认知与定义，在今天需要重新审视，而复杂就在于，对于重估哪一部分，则成为了一个多元主义的问题，而我即将展示的思考，只是其中的一个面相，或者说，这也许是它惟一的合理之处。

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个词是西语思想晚近的产物，最早现身于1796，几乎是18世纪末的语词遗产。从这个词就可以看出，它本身与观念有着最直接的联系。而它诞生之初的意义就是"观念的科学"。在被拿破仑这位欧洲大陆的征服者、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引用之后，"意识形态"这个词流行起来，并带上一层贬义的色泽。而真正为"意识形态"灌顶开光的则是马克思。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定义，几乎成为了汉语对这个词的终极理解。

仔细想想，意识形态与欧洲的观念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传统上，观念一直在领跑欧洲文明的发展；时间上，18世纪也正是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时期。对于欧洲的政治历史而言，民族国家，的确是观念的发明，而且它大大改变了一千多年来，人们对于权力的认知。欧洲的封建时代，国王的权力依然是一种私人权力，这种建立在封建制度上的权力，只是在量的层面上大于国王之下的封臣，国王不是王国，而国王的权力也不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或公权力。在世俗权力之上是上帝，而世俗权力也从来没有上升到"国家"（Nation）的高度。【这也可以解释"大宪章"的观念前提，某种意义上，贵族们限制国王的权力，而这种权力也只是"量"上与贵族们不同罢了。很难想象，假如"大宪章"限制的是一种"国家权力"，一种在"质"的层面上，迥异于贵族们拥有的权力时，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民族国家的诞生，就必须塑造一个更强大的权力，一种在"质"的层面上，前所未有的权力。当时的欧洲，观念的任务，就是要创造一种国家权力。这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工作，国家权力必须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整合，将新的制度嵌入进社会中去。而这不仅仅是狭义政治上的嵌入，也包括宗教、经济、文化等等上层建筑。这就要求，一个观念的系列，共同来完成对民族国家的创造。于是，欧洲就来到了一个观念大爆发的时代。而这种"民族国家"系列观念的爆发，直到二战结束，才真正宣告终结。【在某种意义上，极权主义，依然隶属于这一系列观念的谱系。观念无法自行停止，它必须在权力（制度）的层面失败，才会对其进行否定。】

即使在今天，仍旧不能说，"民族国家"在那种程度上才宣告完成，而事实是，人们与观念发明了"国家权力"，而这一权力就会本能的扩张。而从观念到权力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就成为了建筑权力的蓝图。我在《观念与权力》一文中提出"观念先于权力"的概念，但是，我没有解释将观念落实为权力（制度）这一过程。我想在这篇文字中进行补充。我认为，在观念变成现实的权力（制度）的过程中，是意识形态在发挥作用。在一系列围绕"观念"的文字中，我也涉及了对于意识形态的思考，虽然，我更强调意识形态作为谎言对于专制政体的维护功能。而在这里，我想从中性的角度审视意识形态。

在"观念先于权力"的概念中，我认为观念对权力是一次性授权，而这一授权就包含了"前合法性"的给予，权力通过"前合法性"在制度层面自证合法性。换句话说，观念产生权力，但是，观念却不具体参与对权力的塑造，而绘制一个制度的蓝图，这个功能则是意识形态的职责。实际上，观念与意识形态有着很大交集，我在这里作的人为区分，着眼点在于把两者放置在权力诞生的前后。在权力之前的是观念，而在权力之后的是意识形态。从现实的角度看，把一种观念变成权力（制度）需要时间，而在完成权力建设的过程中，是意识形态在指导权力的建设。就像"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一样，它将近用了两个多世纪的时间。而这个过程中，各种意识形态都在客观上参与了对"国家权力"的建构。这其中包括左中右的各种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之间也在互相博弈。

马克思看到了意识形态对权力建设的指导作用，但是，我认为他把意识形态视作是静止的，也就是说，他眼中的资本主义制度是静止的，是一种完成形态的制度。也正因为如此，他强调意识形态对权力的维护作用--即意识形态的谎言功能；我该如何评价这一点呢？我认为，对于马克思或任何一个人而言，"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超过了一个人的生命，而这个过程中，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都在变化。而选取其中的一个时段，比如马克思的时代，马克思完全可以认定两者都是静态的、完成状态的。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厌恶和贬义，与他的时间局限有关。这不是马克思，甚至任何一个凡人的过错。但是，马克思一定没有想到的是，他本人的理论，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即使他是激进的左派立场；而他发明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在客观上建构了"国家权力"。而这也许才是马克思应该负责的错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极权主义之间有着无法回避的联系。

如果，像我所定义的那样：意识形态是权力建设的蓝图。那么，意识形态就有终结的时候，意识形态的终结，就是权力完成之时。在这个意义上，权力（制度）越早建成，意识形态就越快终结。而也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意识形态才是中性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今天那些反对民主的人们，也很少将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反对（他们更愿意结合"国情"来拒绝民主）。至少，在民主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上，正反双方达成了共识。我说民主不是意识形态，原因就在于，从民主的观念到民主的制度过程中，一种民主的意识形态作为宪政的蓝图，那么，一旦人们去投票选举政府的时候，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就完成了。因为，民主的观念就是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制度，而民主选举就是民主制度实现的标志。权力既然已经建立，意识形态也就完成了它的工作。人民只要对制度进行不断完善就可以了，在这个意义上，的确不需要意识形态出场。在这里，我想补充的是，民主制度正是因为目标容易达成（相较于上帝之城、太平盛世、共产主义、优秀种族等等观念），才使得意识形态很快地完工。

我在用苏联的例子观察一遍意识形态的功能。

对于一个旨在建立共产主义（目前还没有一个活人见过）的观念，而当这一观念转变为权力（制度）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就开始发挥蓝图的指导功能。它必须说清权力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以及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具体到苏联，它的意识形态必须时刻提醒人民，权力与共产主义这一目标的一致性，以及权力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恰恰这一目标过于艰难（即使不用将其与民主宪政比较，人们也会直观地发现这一点），因此，意识形态就必须反复地出场，不停地重申这一遥不可及的目标，并且把权力所做的事情与这一目标联系起来。于是，我的问题在于：作为建设权力蓝图的意识形态，是否是一种谎言？从结果来看，共产主义没有实现，但是，若给予它时间，没有人能保证（当然有人持坚定地否认态度，比如哈耶克）共产主义就一定不能实现（虽然，这是逻辑上的，我本人并不这么认为），因此，从这一假设出发不能说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谎言。但是，从现实的时间来看，很难说这种意识形态是一种纯粹的、为了实现一个很难成功的目的，而在发挥着指导权力（制度）建设的作用。也许，只能从一种主观的角度来评判，也就是说，人们有相信它的权利，同时，也有认定其为谎言的天然权利。人们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只不过，远远比这一判断重要的是：苏联的极权制度所造成的人权灾难，让这种自由判断显得如此虚无。

那么，可以客观地说，在苏联这样的极权制度中，意识形态对权力建设的蓝图功能，变成了一种解释学功能。意识形态必须不停地向人民解释权力的目的，以及权力的行为与这一目的之间的联系。简单地说，意识形态必须让人们觉得，权力是合理的（并非合法），所谓合理，就是合于在权力之前的观念，授权权力要达到的目的。

因此，意识形态除了完成其工作（就像在建设民主制度中的那样）之外，还有另一种命运，就是随权力一并沦陷。就像苏联那样，共产主义的观念既然无法实现，权力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就随着权力的倒塌一并粉碎了。

二

看过西方的再看看中国的。

帝制专制并非观念的产物，我在之前的文字中已经多次表达过这个观点。同时，我也指出儒家理论作为意识形态的谎言功能。不过，在这篇文字中，我要重新定义帝制时代的意识形态。如果，帝制并非由于观念而建立，那么，按照上文的逻辑，就不会存在意识形态。如果，意识形态脱胎于观念，而帝制制度本身就没有观念。帝制由暴力建立，而暴力在制度建立之后，变为一种合法的暴力，以统治的面貌出现。假如，帝制由某一种观念建立，那么，就一定会有指向这一观念的否定的观念，可是，在帝制的历史上，我没看到这种现象。实际上，正反两方面的观念我都没有看见。

假设，儒家理论是建立帝制的观念，那么，反对这一观念的理论正是与它同时的春秋时代（比如道家、法家）；而进入帝制时代，儒家被权力独尊（表面上），再没有反对的声音。那么，权力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难倒不是比意识形态（假设有）更有效果的统治手段（暴力的变型）吗？那么，一种无法脱离暴力发挥作用的意识形态，是否还具备意识形态对权力（制度）的蓝图功能？我认为，即使是作为一种幌子的儒家理论（秦晖先生指出传统文化中"法道互补"的实质，我非常认同），也依然没有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

如果说观念与意识形态分别发挥功能在权力建设之前与过程之中，那么，对于帝制而言，它即没有建立之前的观念，也没有权力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对比西方对于权力的观念（专制的与民主的）：权力要说明自己的来源；运作方式；自身的去向。以神权政治时代为例，教会作为实际上的权力机构，它对于以上三点的解释就是：教会的权力来自上帝；通过教会来进行统治；在人间实现上帝之城。当然，除了权力的运作方式这一点外，对于权力的来源和去向，不一定人人都接受。因此，神权政治也需要意识形态，以神学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就在指导着神权政治制度的建设。当然，就像苏联的极权制度一样，上帝之城恐怕不比共产主义更容易实现，最后，神学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与神权政治一起沉没。而中国的帝制，它对于权力的来源、运作、目的，与其说是语焉不详，不如说根本就是空缺。

【对于皇帝权力的来源，儒家曾经做出过解释，把皇权与天授联系在一起。而这种"天"既非宗教的（像基督教中的上帝），也非自然法的（汉语中也不见自然法的意识与传统）。关键是，即使是"君权天授"这样的理论，我也没看到有什么反对意见。看起来，无论是权力，还是被统治者，都不认为需要有对权力来源的解释，哪怕，只是以谎言的方式。这可以看作是观念，在汉语语境中的传统缺失。就权力的来源而言，暴力，是帝制专制的惟一来源。刘邦言"马上得天下"，也就完成了帝制权力的来源论证，毛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只不过是现代汉语的表达罢了。不仅权力者这样认为，对于被统治者而言，似乎也就这样认可了。因此，帝制制度不必寻求权力的来源论证。同样，它也无需承诺权力的目的。权力的来源与目的，就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一样，权力的来源就是它的权利，而它的目的就是它的义务，权利与义务在观念上对应。帝制不需要自证合理，也不需要向被统治者承诺它要来做什么。于是，就剩下中间的权力如何运作。形象地说，帝制就像一个没有前生和来世的人，它拥有的只有现世。这就是帝制权力的精神面貌。这样看来，观念，真的不是汉语的传统。】

行文至此，我可以比较一下民主与专制，以及各自在观念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区别。

民主制度的观念，就是人们对这一权力（制度）的认可（前合法性来源），并在共识的基础上，组建政府、运行权力。因此，民主制度在建设的过程中，意识形态不必为权力的来源进行解释。所谓"民有、民享、民治"中的"民有"最精炼地表达了权力的来源。换句话说，在民主制度中，人民以一种选择的方式（具体地说，是在对宪法--而宪法是对于人民权利的承诺--认同的基础上，对执政党的选择）进入政治。

而对于专制政体而言，大约可以分为类。一类是有观念参与的专制政体（多见于西方，而这与西方文明中，观念有着历史的传统有关），比如神权专制、极权专制。对于这类专制政体而言，意识形态必须对权力的来源进行解释，也就是说，它需要论证权力的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我认为是一种传统与经验意义上的合理，它至少让绝大多数被统治者在主观上能够接受权力的合理性。

另一类则是并无观念参与的专制，中国的帝制最具代表性。它不依靠观念建立，因此，也不需要意识形态指导其建设。与其说，帝制不需要给出权力的来源的依据，不如说，帝制根本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儒家理论（进入帝制后的儒家理论），不是帝制时代的意识形态，它既不是帝制建设的蓝图，同样，也没有对帝制进行解释的责任。今天，我倾向于认为，儒家理论是帝制制度的一种统治手段，它是制度的一部分，而不是观念的，也不是意识形态的。而像秦晖先生指出的"法道互补"的现象，我认为，这种"法道互补"的精神实质，已经内化为文化的组成，或者说，就是中国专制文化的精神核心。但是，这种"法道互补"却不是意识形态。对比举例而言，假如"新教精神"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精神核心，能说"新教精神"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吗？我认为对于儒家理论，还是"法道互补"现象，可以在文化层面寻找根源和流变。但是，在制度层面，尤其是观念与意识形态的角度上，无论是儒家，还是法、道合流，都不能算是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当辛亥革命结束帝制的时候，没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为帝制陪葬。

从1911到1949，是一段非常态政治时期。而真正值得思考的是毛时代的意识形态。

毛坦言"以俄为师"，并非虚言。毛制度仿照苏联极权制度建立，具备一个极权国家的多数特征。而如果将极权制度视作西方政治制度的异端，那么，依然可以说，即使是极权制度，也具备现代国家的一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极权制度也是有观念参与的，它也有意识形态--甚至其重要性要超过观念（而这一点恰恰与民主制度相反）；极权制度也要给出权力的来源、运作和去向。在现代国家的意义上，毛制度也终于拥有了帝制时代长久缺失的观念与意识形态。

但是，问题也接踵而至，毛制度必须回答权力的来源与去向（既权利）。而实际上，这个对于权力的来源问题，是一个现代语境中的中国问题，也就带有必然的尴尬与矛盾。1949中共的胜利，依然是暴力的胜利，这也是中共权力的来源；但是，毛制度却不能（怎么能呢？！）把暴力作为权力的来源书于宪法（帝制时代就没有这种尴尬）。它必须说权力来自人民。而权力的去向，当然是共产主义啦。至于权力是如何运作，在汉语语境中就是"权力如何统治"的问题，权力则是驾轻就熟了。必须说，在"权力如何统治"的问题上，从古至今都不是问题。问题就出在权力的来源与去向上。

上文说过，对于民主制度而言，人民以选择的方式进入政治。而对于专制制度而言，人民几乎就是被无情地抛入这个制度的。在帝制时代，皇权没想过解释权力的来源，人民也没要求权力解释。而在毛制度下，对于一个声称权力来自于人民，而在其中生活的人们丝毫感觉不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对于一个许诺人民美好未来，而人民却必须忍受当下的、看似在今生不会有任何好转的苦难的制度而言，就到了意识形态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上文提出，意识形态是权力建设的蓝图，它指导制度的建设，并在制度建成之后功成身退；假如权力无法实现其目的，那么，意识形态就要一直维持运转，直到目的实现或制度倒塌。

作为移植苏联制度的毛制度，有着和苏联一样的意识形态诉求，而具体到中国的情境，我认为意识形态在强调权力合理性问题上，并不需要花太多的功夫。而这一点是由中国的历史传统决定的，参考帝制王朝的更替，就会发现，权力者与人民都不关心权力合理性的问题，这一点上文也进行了分析，我想指出的是，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专制制度所孕育的专制意识的表现，即使在帝制专制结束后，专制意识依然作用于每个人的思维和情感。于是，毛制度下的意识形态工作，主要集中在：把权力的一系列统治（在"权力如何运行"这一点上，我认为毛制度只是之前帝制时代的升级版本。毛制度没有对"统治"进行观念上的更新，而只是用现代化的技术在程度上推进了之前帝制时代的统治力度），与权力允诺实现的目的--共产主义--联系起来。

有必要提一下毛制度下，人民对政治的认知状态，我认为，对于毛制度的意识形态功能而言，作为意识形态针对的人民，其对权力与制度的看法，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互动。

1949年后，人民从战争状态进入常态政治时期，在战争时期，人民没有选择政治的余地；而在进入常态政治之后，实际上，在一个非常短暂的时刻，至少在理论上存在这样一种选择：人民可以选择一种制度。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自己拥有这种选择。也正因为如此，这种选择几乎不存在。我相信今天有人可能还会这样认为：谁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谁就拥有了统治的权力。不得不说，只有在汉语传统中，暴力与权力、统治才是三位一体的。因此，毛制度中的人民，并没有对权力的来源与合理性有更多的疑问。但是，毛制度必须面对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也就是中国人的问题。这是一个被两千多年专制制度、文化浸淫的民族。对于现代化而言，人民与统治者一样，并不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观念的倾向与认同（这一点与今天大不相同）。客观上看，毛制要改变这个前现代国家，那么，它就不得不将人民整合进这个新的制度中。很显然，传统的人民，对于毛制度并不是毫无抵触的。相较于战争胜利之后人民的夹道欢迎，而三大改造完成之后，我相信49年的热情在大多数人的心中迅速消褪。根据我浅薄的中国经验，只要涉及私人利益，每个人都会变得理性，甚至智慧超常。而毛制度选择的重工业化优先路线，就意味着，在最大程度上汲取每个人的价值创造（在某种意义上，人人就业，但是消费水平很低的现象，正是制度需要最大限度的人力，为工业发展创造原始积累的表现），而这必然是对每个个体经济收益的损害。换句话说，毛制度要塑造的国家权力，对于个体的伤害能力，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对于这个制度所承诺的美好未来，以及现实中实际利益的流失，就成为对这个制度稳固的风险因素。虽然是局部，但是，已经出现的暴力行为，让制度必须作出反应。就这一点而言，毛制度真正的困境在于，如果没有引入现代的政治制度（虽然是极权制度），任何针对权力的暴力都是非法的，因此，对于反抗的镇压并不需要支付暴力外的成本；但是，毛制度不是帝制，既然声称权力来源于人民，那么如何处理人民对制度的不满（无论暴力还是非暴力的）？就成为了一个理论上的棘手问题。因此，毛制度一方面需要将人民整合进制度，另一方面还要克服"权力目的"与"权力运行"两者之间造成的矛盾。而后者实际上是前者在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毛制度既然模仿苏联，那么，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毛制度也学习了苏联的方法，就是用意识形态来弥合"权力目的"与"权力运行"之间的差距。

于是，在制度和人民之间，意识形态成为了连接两者的纽带。值得讽刺的是，在观念长久缺失的语境中，这个国家的人民对于观念的集体补课，竟然是从意识形态开始的。这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人们，进入政治的必修课。面对如此广大的人群，以及这个人类历史，以及中国历史中的崭新制度，我就看到了一种作为解释学的意识形态。它必须有能力解释一切政治现象，解释这些现象与这个制度宣称要去的方向是一致的。它要解释制度、经济、文化、军事等等一切上层建筑；它要解释社会主义改造的必需、"右派分子"的危害、人民公社的美好、"大跃进"的失败、"文革"的急迫与迅猛；它不仅要解释所有的宏大叙事，还要解释微观领域的，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个体生命所经历的任何一个阶段，它都要给予解释；甚至于，意识形态还要解释人民的情感、心理、精神甚至灵魂--如果还要灵魂可言；大约，除了梦境以外，没有意识形态解释不了的事物，不过，谁又能说我们不是活在一个意识形态编织的梦中呢？

直到此刻，我仍旧在中性的立场看待意识形态，将其视作制度建设的过程与手段。假如我将那些赤裸的谎言，比如"亩产万斤"之类的，排除在我定义的意识形态之外，并认为依然有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从事着意识形态的工作，并为其贡献着自己的智慧与心血，那么，这种作为解释学的意识形态，是如何没落的呢？

按照我的观点，毛制度的结束，使得意识形态也随之没落。这是客观上的表现。我想从观念的层面上分析得详细一些。很显然，毛作为毛制度的创建人，他应该对意识形态负有直接责任，但是，我以为毛希望人民相信一个他自己不相信的观念（虽然我没有证据支撑这一看法），换句话说，当意识形态的创造者，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的时候，尤其他本人就是这个权力（制度）的中心时，意识形态对于权力（制度）建设的蓝图功能，就发生了严重扭曲，甚至是质变。

我在上文中提到，对于意识形态是否是谎言这判断，是一种主观判断，这也使得那些明显地与事实不符的宣传（我将其视作"统治手段"，即，"权力如何运行"，而这篇文字不涉及"权力如何运行"这一领域），与意识形态划清界限（至少，我对意识形态的底线标准是"不许说谎"）。也就是说，谎言不是意识形态失效的原因（而谎言让人民对权力的不信任度上升却是一定的，这也危及权力，甚至危害超过意识形态的失效）。帝制制度建立在暴力基础上，人民面对暴力的选择有二：顺从与反抗。而毛制度由于较之帝制多了观念以及意识形态的一维，那么，当人民面对一种观念或意识形态的时候，就有了三种选择：赞成、反对和无动于衷。具体到毛制度中，实际上，毛制度是不允许人们对意识形态无动于衷的，因为，无动于衷就意味着人们拒绝被权力整合进制度。所以，毛在和平环境中依然坚守"革命的敌人与朋友"的判断，其意义就在于两者之外的任何身份，都无法纳入这个制度来进行整合的。重要的不是敌人还是人民，而是一个人必须是其中的一种（在某一时期中），这个人才算是进入制度。那么，一个人就只能在对意识形态的赞成与反对之间选择，而这种选择--无论是否自愿--最后都归结为一种共识。在毛制度中，大多数人都应该对意识形态拥有共识，而只要维持这一共识的条件有所改变（实际上，对于毛制度的意识形态要解释万事万物，就会在万事万物上留下人们从中逃遁而出的观念选择），意识形态就会失效。换句话说，只要每个人必须对意识形态表示赞成或反对（实际上大多数人即使不是真诚地赞成，也绝对是真诚地不敢反对）的情况稍稍好转，实际上，就恢复了人们对意识形态"无动于衷"的选择，而正是当越来越多的人在"无动于衷"上达成共识后，毛制度的意识形态终于失效。

如果能从中得出什么结论，我得说，即使是在专制制度的层面上，有观念比无观念要好，至少，观念比暴力还多出一个选择，而这一个选择，就蕴涵着通向自由的可能。

三

最后，我想说说后毛制度中的意识形态流变。

毛制度造成了史无前例的人权灾难无需赘言，但是，客观上说，毛制度对于意识形态（这自然也包括观念）的普及，是帝制时代所没有的。我也许可以这样认为，在一个观念历史性匮乏的环境中，对于观念的补课是有必要的。这并非毛制度的本意，但是，在客观上，它推进了国人的观念意识。要否定毛制度，但是，观念对于建设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性不应被否定。甚至应该强调观念对于制度建设与国人思维意识的重要性。

而观察这三十年来的制度与意识形态，我发现，从邓开始就做着淡化意识形态的努力，到今天意识形态几乎已经不再发挥作用了。

回到毛制度刚刚结束的时候，邓的做法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对于毛制度的抛弃也就包含着对其意识形态的抛弃。而对毛制度意识形态的否定，在权力者与无权者之间达成了共识。但是，在作为权力建设蓝图功能上的意识形态，被毛制度污染摧毁，只剩下与谎言（即使是高贵的）同位语的意识形态。在这一点上，邓对意识形态的疏离与毛形成对比。邓倾向于"只做不说"、"猫论"等等，可以看到这种"实用主义"背后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回避。

需要提出的是，无论邓是否意识到，实际上，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即观念在权力中的缺失；以及中共权力的来源--暴力的垄断（枪杆子里出政权）而言。以苏联为榜样，引入意识形态这样的观念（上文说过，这是为了解决在技术层面遇到的困难），在实际效果上，几乎是一种授人以柄的危险动作。对于毛制度这样一个旨在解释一切现象的意识形态而言，这几乎意味着，权力无时无刻披着皇帝的新衣，在人民的注目中闲庭信步。即使是将人民的认知降到足够低（就像毛制度所做的那样），而指出权力在裸奔的人，哪怕只是一两个人，也就足以动摇整个意识形态的巴别塔。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一个专制的制度来说，意识形态的解释学功能几乎成为了它惟一的功能，而将这种解释学认定为谎言，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是一念之间，且不可逆转。因此，长远来看，意识形态的解释学功能，非但无法增益权力的统治，甚至大大削弱了权力本就虚拟的合法性。换句话说，一个依靠意识形态的制度（比如毛制度），比传统上的帝制制度（本就没有意识形态的位置），反而面临更多意识形态上的问题。说得简单一点儿：意识形态给权力带来的麻烦多于好处。因此，无论邓是否明确意识到这一点，现实来看，从邓开始这三十年来的制度，在越发淡化意识形态。

如果说这样做有什么好处，那么好处自然是更有利于权力的统治。而从观念的角度来看，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后毛时代对于意识形态的淡化，在观念先于权力的向度上，比毛制度还要倒退。毛制度至少还引入了意识形态甚至观念（即使二者是从苏联制度照搬过来，观念并没有达成多数人的共识，而意识形态也只能是发挥解释学的功能），而在后毛时代（我在《专制与极权》一文中，命名为"后党专制制度"或"新党专制制度"），权力要把毛制度中名不符实的观念与意识形态虚化。在我看来，后毛时代的权力，倒是回归了中国的传统--向帝制制度看齐，把本就虚拟的观念（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与意识形态（解释学的意识形态）做空（这就有点大乘空宗的意味了），彻底摆脱观念和意识形态对权力可能的掣肘，使权力的统治更加的顺畅和无所顾忌。如果将毛制度与后毛制度，和帝制进行比较，那么，毛制度对于帝制还是有观念上的进步，只是毛本人更像皇帝；而后毛制度中，没有领导人像皇帝，但是在观念缺失的角度上，后毛制度更接近帝制，也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升级版的帝制，只不过是由皇权专制变成了党专制。

我在上文中提出了，意识形态对于权力建设的蓝图功能，实际上，如果套用这一观点来观察这三十年的权力建设，结论更令人悲观。如果说，这三十年来意识形态逐渐淡出政治，只能说明意识形态已经完成了它指导权力建设的工作。因此，意识形态才功成身退，不必再发挥解释学的作用。而这就说明，今天的这个制度--无论我们如何称呼它--已经建设完成！我只想从观念的角度来指出后毛制度的特征，那就是：观念对于权力的再次缺失；权力无需证明其合法性的来源、也无需向人民说明它的去向。当下的制度，对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做了理论与实践上的认祖归宗。而这并非令我失望的所在（专制权力总是会不断扩展自己的边界），我失望的是：权力与人民从来都是互动的，在中国走上现代化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一个没有观念授权的权力，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建成，而没有遇到有效果的、来自观念的质疑与阻击。与其说这是一个没有观念的权力，不如说，这是一群没有观念的人民。

四

当我观察意识形态在汉语中的诞生、兴盛、衰落到消亡的过程，却同时看到了权力在意识形态的嬗变中不断壮大的事实。从邓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到江的"八荣八耻"，再到胡的"三个代表"，甚至今天的"中国梦"，如果说在这种落差之中，仍旧有些许意识形态的痕迹存焉，那么，与其说作为解释学的意识形态已经变得可笑，不如说这种意识形态的愿望已经是多此一举。在21世纪的今天，没有观念的权力，却成功统治着这个古老的国家，和一群庞大的人民，这，也许算得上是"中国奇迹"了吧？

是该结束这篇文字的时候了，夜已深，许多人都已经睡着了，不知道他们做着什么样的梦？而在无眠的夜里，我推窗望去，却只看到一个没有观念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