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贻教授主编《战后美国史》和黄安年教授著《二十世纪美国史》①，是两部引人注目的美国现代史新著。单它们在1989年几乎同时问世这一事实本身，即足以表明新时期我国学者在现代美国史研究领域所获得的长足进步。对这两部鸿篇巨著进行全面评论，非本文所能胜任。笔者仅想在研习上述两书的基础上，就美国史研究的中国特色问题略陈己见。?

一

构筑中国美国史研究的科学体系，展现中国人缜密而独到的美国历史观。这应该是美国史研究的中国特色的最基本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的美国史研究，无疑是有质的飞跃的。这就是尝试着用崭新的唯物史观对美国发展历程加以初步论证，同时翻译和出版了一批美国老左派历史学家以及苏联学者的有关著作。这对于清算资产阶级史学的影响、正确认识和分析美国历史，不能不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受中美两国不正常关系的强烈影响，加之国内政治气候的严重干扰，不言而喻，对美国的严肃的学术研究开展得尚不能尽如人意。就笔者看来，“还难以说已形成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体系，还不能说在重大问题上都已表明了中国学者的美国史解释”。②当然，作出如此评估，并非要一笔勾销老一辈专家的筚路蓝缕之功。事实上，正是他们以其辛勤的劳动，为中国美国史研究拓殖了最初的学术天地。这是无庸置疑的。不过，除此而外，我们还应从本学科学术发展史的层面，对其成功与局限加以总结，并尽可能地作出符合事实真相的公正评价。唯有如此，方能扬长避短，从而更好地推进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健康发展。

我们欣喜的是，无论是《战后美国史》抑或《二十世纪美国史》，应该说都为构筑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体系作出了新贡献。前者纵论1945年至1986年间的当代美国发展历程，后者探讨自19世纪末迄今的美国成长史。自觉地从理论的高度出发、企图对现代美国历史加以认真总结，这是上述两部著作的共同特点。《战后美国史》重点研究战后美国罗斯福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如何不断巩固和发展、然后逐步走向衰落的变迁过程。它立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借助具体、丰富的资料，论证了如下一条明晰的历史轨迹：杜鲁门的公平施政“基本上是新政的继续”，(第78页)艾森豪威尔的现代共和党主义实则是“在社会经济政策上走折衷调和的中间道路”。(第112页)六十年代执政的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继承新政传统，“加强了美国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98页)尤其是约翰逊“伟大的社会”施政纲领“成为罗斯福新政以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改革的新的里程碑”。(第237页)连绵不断的大规模社会经济改革，把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进到顶点，同时也使美国面临更加难以解决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改革盛极而衰。尼克松开始进行反对新政传统的初步尝试，任期短暂的福特政府未济大事。卡特组成战后美国第一个倾向保守的民主党政府，但“未能为摆脱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找到新的出路，反而使经济形势更形恶化”。(第435页)“扶得东来西又倒”的新型经济危机——“滞胀”深化的结果，使保守的里根入主白宫，造就了“保守改革的高潮”。上述对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轮廓和规律的勾勒、寻绎，显然是《战后美国史》的主干部分，同时也是其最有魅力的部分。对自西奥多•罗斯福迄布什执政伊始的美国社会经济改革加以细致考察，同样是凝聚于《二十世纪美国史》一书的精华之所在。它认为，罗斯福新政以后，杜鲁门的公平施政、肯尼迪的新边疆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改革措施，“尽管有着自己的特点，不同于新政改革，但是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和罗斯福新政的改革主张一脉相承”。艾森豪威尔的现代共和党主义，无非是萧规曹随；尼克松和福特虽是共和党总统，但亦积重难返，在一些措施上步新政之后尘。(第162页)该书作者写道：战后四十年来，美国的社会经济改革时起时伏，国家干预和自由竞争交替混合和妥协，总的趋势是国家调节职能的强化。“一般说来，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的经济改革较全面地继承罗斯福新政传统，而艾森豪威尔、尼克松、里根的经济改革则注意贯彻胡佛总统的自愿联合主张”。就是说，《二十世纪美国史》除强调新政与民主党政府施政之间的联系外，对国内鲜有论及的胡佛自愿联合主张与共和党政府的施政关系也给予了应有的重视。这是值得称道的。?

两书的基本论断大都是根据新情况和新资料、经过独立的研究和探索而得出的。这里蕴含着一种十分难得的理论创新勇气，也洋溢着一种难能可贵的科学精神。舍此，学术进步由何谈起?“双百”方针如何贯彻?又怎能奢谈史学繁荣?笔者以为，上述两书基本上克服了“以阶级斗争为线索”的模式，试图有机地融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文化于一体，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对现代美国的全景描绘。这当然是一种进步。?

二

重视中国人的美国史著译成果，尽可能地介绍和吸收中国人自己的学术见解。这是美国史研究的中国特色应涵盖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人了解、研究美国史，源远流长，硕果累累。中国学者撰写美国史著作，理应首先关心、爱护和珍惜这些成果，似乎亦应尽量加以介绍、吸收。这不仅有助于加强学界同仁之间的信息传递与交流，而且有助于作出区别于外国学者的美国史新解释，自然更有助于扩散中国美国史研究成果的世界影响。如此看来，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呢??

有几种情况，似有必要稍加辨析。其一，不少人盲目地重外轻内，由此引出一种怪现象：有的论著宁愿引注外国人的一般著作乃至简易通俗读物，却不大情愿征引中国人的水平不在其下的成果。这种怕丢面子、唯洋而引的心态，大概是上述现象蔓延不止的主要因素之一。其二，一部分人忽视、无视中国学者的成果，唯以己为重，对他人论著则漠然处之。这恐怕也不能说是正常现象。至于有的人以“充分的自主权利”为由，以为闭门造车有理，否则，若提倡引用国人成果，便是“强加于人，似有在中国美国史学界内部制造人为的莫须有的矛盾之嫌”。恐怕更是等而下之的了。其三，有的人虽在论著中吸收了他人成果，却有意无意地不加注明，给外行人一种似乎是所有论点皆论者独创的假象。其实，撰文、著书，作注释，

本是一种正常的严格的学术范式，为的是说明某一论点或资料源自何处，这样既可方便读者查证，又是尊重引文原作者的劳动、同时也尊重自己的体现。甚至有的引文本系转引，却不作必要的说明，似乎是直接引用，以假乱真。如此流弊，泛滥学界，岂不哀哉??

话题扯远了，再转回来谈这两部著作。在介绍、吸收中国学者的美国史成果方面，应该说两书作出了很大的努力。相比较而言，两书对译著征引较多，亦较为广泛，但文章方面的引注仍嫌不足。据笔者统计，《战后美国史》脚注征引的中国学者的论文、资料为18篇，其中该书作者的占7篇，约为39%；《二十世纪美国史》脚注中引用的中国学者的论文、资料计42篇，其中该书作者本人的有17篇，约占40.5%。与有的书完全不引注中国人的成果相比，这无疑是一个相当大的起色和改进。不过，笔者以为，仍有进一步改善此状况的必要。据不完全统计，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学者研究美国现代史(不包括中美关系史)的论文有413篇、译文270篇、一般文章及资料451篇、硕士论文85篇、博士论文1篇。不是说这些成果已经尽善尽美，也不是说我们尽可藉此而感觉良好，但至少应重视和认真对待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当是没有疑问的罢。

在这里，笔者还想吁请学界前辈、师友尽可能地参考海峡彼岸的台湾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我们不可能完全同意其学术见解，然而，这并不排除有选择地利用其资料、借鉴其某些论点的合理处。事实上，台湾学者的有关成果是相当丰富的。如果我们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之，那么，对深化美国史研究，肯定是不无助益的。?

三

中美关系的过去与现在应得到充分的关心和足够的反映。美国史研究要体现中国特色，不能不把好这一关。

学术界中的有心人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中国人写美国史，中美关系史是一个重要课题”，这是邓蜀生先生1980年初评论黄绍湘教授著《美国通史简编》时所强调指出的。③《二十世纪美国史•导言》也说，“中国人研究美国史应该有自己的特点，应该注意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这些道理都是再明白不过的。?

近十年来，我国从事美国史、国际关系史、世界近现代史以及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各从其专业角度出发，对中美关系进行了较为广泛、较为深入的研究。除《中美关系研究丛书》(汪熙主编)、《中美关系史丛书》(丁名楠主编)外，还推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资中筠著)等高水平的专著。汪熙教授等主编的大型工具书《中美关系史百年书目(1890—1990)(含中、英、日等文字的论文及专著)，亦即将编定，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当然，更多的中美关系史成果仍然体现在一批批的研究论文、译文、资料及硕、博士论文。统计数字表明，1980—1989年，我国报刊发表的这一领域的研究论文有320篇、译文74篇、一般文章及资料203篇。此外，尚有硕士论文46篇、博士论文4篇。美国著名中美关系史专家孔华润(Warren I.Cohen)教授还在1986年4月即感叹道：“我们研究中美关系的西方学者感到，中国学者八十年代的贡献非常令人振奋”。(见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文版作者前言)无论如何，中国人撰写美国史，应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全面考察和总结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除两国间的政治外交关系外，对双方的经济关系、科技与文化交流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也应给予必要的重视和反映。此外，也不应忽略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史。

就《二十世纪美国史》和《战后美国史》来说，前者涉及中美关系的内容约占全书正文篇幅的5.7%，后者所及约占全书正文篇幅的4.05%。况且，即使这些文字，亦几乎完全是属于政治关系方面的。对中国革命贡献卓著的“三S”，亦未能在涉猎这一时期史实的《二十世纪美国史》中得到应有的反映。至于美籍华人、旅美华侨可歌可泣的经历及其在美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二十世纪美国史》只是在谈到中国移民对美国科技发展的贡献时稍有述及(第459页)，《战后美国史》只字未提。这多多少少为我们留下了一点遗憾。

注释：?

①刘绪贻主编：《战后美国史(1945—1986)》(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通史丛书》之一)，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黄安年著：《二十世纪美国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参见拙文：《从〈美国史纲〉谈我国的美国史研究》，《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89年第2—3期。?

③《读书》，1980年第1期。?

④对于笔者的浅见，可能有人甚不以为然。据证实，早在本文发表的当年即1991年底，即已有某著名权威学者撰写了针锋相对的驳议之作——《评〈美国史研究的中国特色刍议〉》(又名《揭批杨玉圣君〈美国史研究的中国特色刍议〉》)。惜乎不知何故，该文除在极小一部分人中传阅过外，迄今尚未在正式报刊上公开发表。补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