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试着接近我自认为了解的中华帝国的时候，我才发现，实际上我并不了解它，它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些知识，甚至只是一些知识的碎片，这些碎片无法还原帝国的完整图景。有学者将中华帝国的组成分为三个阶级：皇家、官僚、民众。皇家通过官僚阶级对帝国进行统治，而民众则成为帝国的赋税基础。而囿于帝国的控制能力，在民间则是由地方乡绅维持着帝国功能的运转。而乡绅则是官僚阶层的土壤，它培育官僚，退休的官僚也成为乡绅的一部分。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尤其把关于帝国的文字资料罗列开来，把儒家文化视作帝国文化的代表，而沿着帝国文化走向这个制度的深处时，就会发现，对于帝国了解的同时，也随之产生一种认知的障碍。我相信，这种障碍也一样困惑了许多帝国的知识分子。幸运的是，在帝国遭遇现代化后，我们终于获得了异于儒家文化的角度和立场，这让我们可以用另一种眼光审视中华帝国。我相信由于时代的急迫，我们未能很好的清点帝国的遗产，但是，对于帝国的价值判断已经完全足够。“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激烈反对，成为了现代化视野对帝国的最终判词。从此之后，再没有对帝国的集中反思。而在我看来，仅仅是价值判断还不够，帝国，在价值之外，还依然作用并影响着今天的我们。那些未能与帝制一起毁灭的事物，今天，以另一种方式存在，或者说，它们依然保持着古老的面貌，只是在不同的光照下，躲避在不同的阴影之中。
中华帝国中的皇家和官僚阶级可以视作帝国的权力者，而平民阶级则是无权者，我关心的是，两者是如何互动的？无权者从帝国创立之初，甚至帝国之前，就不具备政治权利，这一境遇伴随帝国始终。这一点令人惊讶，在漫长的时间中，无权者竟然从来没有过对政治权利的诉求？哪怕即使是对政治权利的想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人们对政治权利有所想象，那么，也就会在实际政治中有所行动。这样来看，解释倒是合理。可是，如果无权者在政治上无法与权力者互动，或者说，无权者仅仅作为毫无政治权利的一方被纳入帝国政体，那么，无权者的意义是什么呢？
经济。至少看上去合理。无权者是帝国的生产者，为帝国提供物质资源，而权力者依靠对暴力的垄断而成为敛赋集团。看来，无权者与权力者之间在经济上形成互动，这是帝国的经济基础。如果说，科举制为无权者向权力者转变提供了一条可行性途径，而这种途径也成为了帝国制度的一部分，那么，对于无权者来说，他们是如何看待帝国的？
如果说民间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乡绅手中，并成为民间社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那么，对于一般民众而言，他们对于宗族社会的感受也许比帝国本身更为强烈。也就是说，很可能一个人一生都生活在一种宗族的观念之中，而对于他来说，帝国是一个遥远的存在。换句话说，与他密切互动的是乡绅阶级，他所有的疑问与全部的能量，在地方上就已经被溶解了。
这样来看，庞大的帝国被分解为诸多的权力单元，而这些单元以县为单位，这些单位构成了帝国的基座。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单位有着自身的独立性，它们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并不紧密。当然，这与帝国的统治能力有关，而主要因素在于技术支持。我的疑问是，以县为单位，足够作为与中央在政治权利上商价的筹码。历史上也不乏割据的时代，足以说明，县单位的生存能力。但是，似乎帝国政体，才是权力者心之所向。战国、三国、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时代，最终归为一统，似乎，权力者并没有从中领悟到帝国之外的政治可能，即使，他们已经置身于那个环境当中。这背后的逻辑依然是，权力一统于暴力最强者，也就是说，历史上从没有得出一种经验，在一个以上的暴力集团之间形成一种常态政治。这是一种政治理念的缺失，也可以视作观念的缺失。所以说，国共的两次内战，也是观念缺失的必然结果。这样来看，帝国喜欢零和博弈，全赢或全输，它不允许任何力量与之分享权力。在这个向度上，帝国被设计成集权结构，在帝国的发展史上，这种集权化的现象也是越发明显。
虽然帝国有着集权化的必然要求，但是，建立于农耕经济上的帝国统治能力毕竟有限，而在帝国晚期，人口的增长和农耕经济之间的平衡已经到达饱和状态。应该说，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运动，对人口数量的沉重打击，清帝国的崩溃可能还要提前。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是，对于帝制的经济基础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北洋时代的军阀割据，也许是最好的回答。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仅仅是让帝国政体变成了“战时状态”，而这是每一次改朝换代时的老套路，只要帝国的经济基础没有改变，新的集权政体同样可以卷土重来，即使，不再戴着帝制的面具。
国民党政府控制全国后，也在做着土改的工作，当然，它失败了。农耕的经济基础并不比政治制度更容易改变。这就是中国问题的特色：幌子可以随便置换，但是，一旦触及实际利益，就会遭到利益集团不遗余力的反击。在某种意义上，说明国民党政府的统治能力依然有限。实际上，49年后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才成功进行了土改。而在大陆，中共的统治能力空前强大，它依靠政治手段完成了土改——且不说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暴力；而是苏联的经验挪移到中国，也同样挪移了苏联的失败。如果说，人民公社是毛的心血来潮，那么，人民公社的失败，依然只是回到了入社之前的农业政策。计划经济中，农业对工业的单方面哺乳，也拉开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经济距离。关键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背道而驰，使得我们与现代化进程渐行渐远。直到今天，都不能说，我们已经解决了农业问题——当然不是单纯指粮食生产问题；而只能说，农业作为曾经帝国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今天，粮食不是问题，土地才是问题。
我认为，作为帝国的构成单位，县的政治功能的失落取决于这么几点原因：
一、乡绅阶层的消失
很明显，这个阶层在中共的革命时间表上，属于革命的对象，在中共根据地的土改只是局部尝试，而49年后，伴随土改的完成，乡绅阶层，作为县政治功能的实际组织者不复存在。
二、国家能力的强化
毛制度照搬苏联的极权政体，而这种政体有着其现代化的硬件与技术支持，这个体制足够将统治力量推进到帝制不可能抵达的角落，且不说是县一级，甚至到村、户的精确程度。应该说，49年后的大陆政权要比之前的国民党政府拥有更强大的统治能力。帝国时代，县单位还有一定的“自治权”，而到了毛时代，这仅有的“自治权”也被中央收回了。
三、国有的土地政策
中共曾经向农民允诺土地，并依靠农民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胜利之后，它就收回了之前的许诺，将土地全部收归国有。而国有土地的政策只是为工业积累提供支援，这不是为了解决土地问题，而是对农村和农业人口的牺牲。
比较英国农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转型，工业化对于农业的影响更直接和剧烈，这个过程中也伴随着诸多社会问题，但是，这一转型少有政治力量的参与，它几乎局限在经济的层面完成了这一转型，并开启了资本主义时代。相对而言，我们一直想用政治的方式解决农业问题——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最终解决了问题；但是，一旦用政治的手段解决农业问题，那么，农业问题就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而中共的“土改”也只是解决了一个政治问题而已。农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不认为苏联模式中，依靠农业为工业输血，比“羊吃人”的原始资本积累更道德，更少血腥。但是，关键在于，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问题，都隶属于现代化问题之下，无论毛时代留下了什么样的工业或农业基础或其他，都只能在向着市场经济的方向上改革。从实际效果来看，使中国开启市场经济的缺口既不是农业，也不是工业，而是开放政策本身。
帝国，并非终结在公元1911年，而是在这之后逐渐瓦解的，甚至，我仍然可以辨识出它的一部分移魂在今天的制度中继续作祟。帝国的观念还保存在我们的传统、文化、意识中，换句话说，帝国，可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复活，因此，了解它，并认识到在哪些方面，它依然作用于生活和我们自己，也许，才是真正终结古老帝国的开始。
写于2013年4月22日 傍晚 多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