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古典史著传统中，希罗多德（约前484—前425）与修昔底徳（约前460—前400）构成其中当之无愧的“双子星座”。两人年龄相差二十岁左右，属两代人，但彼此交集甚多，他们都生逢盛世雅典，目睹黄金时代的雅典在伯里克利领导下，帝国权势蒸蒸日上，他们都亲历伯里克利去世后雅典民主政坛日趋昏聩，帝国事业江河日下，直至最终一败涂地。
罗马政治家兼哲学家西塞罗将希罗多德尊为“历史之父”（patrem historiae），意在凸显希罗多德所开创的新的文学精神，即实证主义的科学精神、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由于所涉事件年代久远，希罗多德不得不在不同的传说或口述版本之间相互对勘，某些希罗多德本人无法确认的事实，便索性将其并置，交给读者去鉴别真伪，在吸引听众注意力、激发其智识的同时，营造故事的现场感。
对于希罗多德的上述努力，修昔底德却颇有微词，他这样写道：“关于战争当中发生的事件，我不是偶然听到什么就认为值得记下来，也不以我个人的看法为准……我的记述没有故事传奇，对听众而言，很可能难以引人入胜”。修昔底德坚信，无论从战争规模还是后果来说，波斯战争都无法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匹敌：“过去最大的事件就是波斯战争了，不过，仅两场海战和两场陆战便决出胜负。但是，这场（伯罗奔尼撒）战争旷日持久，它带来的灾难，在希腊，在同样长的时段，还未曾有过”。
受修昔底德上述论断直接或间接影响，在后世史家眼里，修昔底德的著史方法据说更为客观，主题更加重要，修昔底德，而不是希罗多德，被他们奉为“历史之父”。与此同时，吊诡的是，更有评论家将希罗多德视为“谎言之父”。然而，若揆诸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文本本身，这显然是现代研究者出于一厢情愿的误会所致。事实却是，无论是修昔底德还是希罗多德，他们在考订事实原委的同时，都有着极强的创作欲。平心而论，创作，是包括史诗、戏剧、哲学、历史在内的一切著述形式的应有之义。任何文本，只要形诸文字，都涉及材料的选取、编排的次第、高妙的修辞等著述家所谓的“主观因素”。因此，在著述方面，修昔底德并不比希罗多德更“客观”。即便伯罗奔尼撒战争在规模和持续时间上远在希波战争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因为有了修昔底德，希罗多德便不再重要，何况，所谓的规模和持续时间，只不过是表象，希波战争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有着性质上的根本差异，希罗多德的地位并未因修昔底德的出现而削弱分毫。
在希罗多德心目中，曾经的波斯帝国正是目下雅典帝国的对应物，而在修昔底德心目中，目下的雅典帝国将是一切未来帝国的对应物。修昔底德宣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必将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同久，同样，希罗多德坚信，《历史》将穿越时光隧道，存亡继绝。希罗多德透过历史审视当下，修昔底德透过当下展望未来。希罗多德透过波斯的入侵，揭示希腊世界的分崩离析，各图侥幸，斯巴达借波斯之手打压雅典的精心算计，雅典政治家巧于弥缝的足智多谋，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暗斗”跃然纸上。而修昔底德则将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明争”发挥得淋漓尽致，洞悉潜藏于希腊世界这一公开争斗背后的心理和精神玄机。在希腊世界从自发性的联盟秩序向强制性的帝国秩序过渡的关键时刻，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都是有着强烈泛希腊主义情怀的政治理论家。
从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历史、当下、未来交相辉映，浑然一体。他们透过手中的如椽之笔，记录帝国兴衰，洞悉导致帝国陆沉的深层机理。无论是希罗多德，还是修昔底德，他们都是有着强烈现实关怀和济世使命的政治理论家。
帝国的政治理论不是“货与帝王家”的资政报告，他们并不以“苟有用我者”自居或者自期，他们将深沉委婉的教诲嵌入直白的历史叙事当中，将深邃犀利的洞见潜藏于精致的故事结构之中。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那里，可以说互为表里，他们在描述世界的同时，也在解释世界，而解释世界的过程本身，也是理论家努力改造世界的过程。帝国的政治理论是深沉委婉的悲剧史诗，是垂裕后昆的精神镜鉴，是灵魂净化的实验地，是政治教育的思想现场。而政治教育，正是政治理论家们借以重塑人心、改造世界的津梁。
一、帝国足迹：吕底亚、波斯、雅典……
伯罗奔尼撒战争与希波战争前后相继，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相映成趣。正是透过伟大著述家的过人识见、如椽之笔，波澜壮阔的时代才得以如希罗多德希冀的那样，避免岁月的锈蚀，历经时间湍流的冲刷，依然保持其持久耀眼的光芒，成为照亮并警示后世永久的精神灯塔。在《历史》开篇，希罗多德即开宗明义，自己的著述旨趣在于：“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蛮族人的那些令人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光彩，尤其是把他们走向战争的根由公之于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序言中，修昔底德即明确指出：“我首先要记载的是，他们（斯巴达人和雅典人）撕毁和约的原因、相互责难的理由以及分歧所在，以使后人明了希腊人中间发生的如此大规模战争从何而起。我相信，战争真正的原因，尽管不太为人所知，是势力壮大的雅典人，引起拉刻代蒙（斯巴达）人的恐惧，从而迫使他们开战。”
权力与恐惧相互强化，彼此推涨，这是修昔底德针对政治世界的核心动力机制所做的经典概括，也是希罗多德笔下帝国生存的基本样态。波斯从当初米底帝国治下偏安一隅的山地小部落，在居鲁士的带领下，僭权夺位，经略八方，威震亚细亚和地中海世界。这引起作为米底帝国睦邻的吕底亚人的惊惧，面对迅速崛起的波斯，作为吕底亚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克洛伊索斯必须做出政治决断，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先发制人，消除隐患，他需要“权衡在波斯势力尚未崛起之前，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
然而，克洛伊索斯事与愿违，作为这场由他首先发动的战争的结果，非但未达到目的，反而使吕底亚遭到波斯吞并。从吞并吕底亚帝国开始，波斯帝国自此步吕底亚帝国的后尘，走上了先发制人式的“预防性战争”的不归路；伊奥尼亚、亚述、巴比伦、马萨革泰、埃及……。从大流士到薛西斯，波斯先后两次剑指希腊，最终兵败如山倒，波斯人蒸蒸日上的帝国事业从此一蹶不振。从居鲁士、冈比西斯、大流士、薛西斯，波斯帝国历经四朝，从偏安一隅的小部落成长为雄霸亚细亚、傲视欧罗巴的大帝国，最终与希腊一战，折戟沉沙。波斯人的这一经历，为帝国兴衰这一母题平添了又一个生动的注脚，正如希罗多德所言：“任何城邦，无论是雄霸一方，抑或微不足道，我都将一视同仁。曾经不可一世的城邦，如今却变得默默无闻；先前不起眼的城邦，在我的时代迅速崛起为不容小觑的大邦。”
修昔底德庚续先贤，帝国兴衰的母题不绝如缕，一以贯之。修昔底德移步换景，希罗多德笔下作为雅典帝国历史缩影的波斯帝国，如今是雅典帝国本身。在修昔底德笔下，伯里克利领导下的雅典帝国，如日中天，伯里克利去世后，雅典却陷入内外交困，从克里昂、尼西阿斯、再到亚西比徳，雅典一路走衰，最终滑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帝国的建立，乃发端于对外来威胁的恐惧。消弭恐惧，则需要不断地增加权势。然而，权势在消弭恐惧的同时，却在制造新的恐惧。权势与恐惧之间的这种悖谬式颉颃，构成政治世界的根本动力。
帝国一朝确立，绝不意味着自此可以一劳永逸，高枕无忧。恰恰相反，帝国要求从统治者到人民保持高度警觉，时刻准备采取一切手段，消除任何可能的威胁，敌对势力的颠覆图谋，无论这种危险是现实存在的还是想象中的。主动出击，先发制人，是帝国实现自保的基本手段，是帝国行为的常态。不遗余力，扩张权势，是帝国生存的根本逻辑。因此，帝国主义，是帝国政治的基本走向，是帝国的核心价值观和主导意识形态。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斯巴达同盟代表大会上，雅典过客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宣称正是荣誉、恐惧和利益迫使雅典人走上帝国扩张之途。在雅典过客眼里，弱者受制于强者，是政治世界亘古不变的法则：“人们只要有机会用暴力获取利益，正义就抛到脑后！”
帝国的征途没有归途，伯里克利指出，雅典人即便遭人嫉怨仇视，必须学会处之泰然，安之若素。他进一步警告说，过去取得这个帝国也许是不义的，如今放弃这个帝国肯定是极端危险的。安逸无为，图一时苟安，这与帝国的生存之道在根本上是背道而驰的。帝国统治与僭主统治本质上无异，“对于那些想要统治他邦的人来说，遭人一时的仇恨和厌憎总是难免的。志在成就大业者，会坦然接受别人的嫉妒，正确地加以判断。憎恨持续的时间不会长，而伟大行动带来的当下的荣耀和以后的声名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雅典远征西西里前夕，在那场围绕是否有必要出征的激辩中，亚西比徳指出，与其坐等强敌来犯，不如攻其不备，先发制敌。“人不要只等着强者来进攻，而要抢先下手使得他不能前来进攻。我们不能像管理家事一样控制我们霸权的范围，既然我们已经处于这个位置上，就必须保住现有的属邦，还必须谋划扩展其范围。因为我们停止统治别人，我们就有被别人统治的危险。你们不应该考虑跟别人一样袖手旁观，除非你们将把自己的习惯也改得与他们一样。”亚西比徳坚信，帝国霸权绝不能满足于当下，安于现状，雅典要有效节制属邦，稳住帝国根基，必须主动出击，不断扩展帝国自身的安全半径。
挥师远征希腊前夕，面对叔父的劝阻，薛西斯就波斯帝国所面临的迫不得已的现实处境，指出：“我心里明白，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希腊人也不会因此善罢甘休。揆诸以往的经验，他们一旦将萨尔迪斯付之一炬，觊觎亚细亚，他们便会得寸进尺，侵犯波斯本土。双方都不可能有退路。要么主动进攻，要么被动挨打，没有中间选择。不是波斯臣服希腊，就是希腊接受波斯的统治。这就是波斯人与希腊人彼此仇视的根源，双方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二、帝国政体：民主制、寡头制与君主制
修昔底德指出：“雅典名义上是民主政体，实际上权力掌握在第一人手里。”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政体的基本结构表现为法理程序上的民主制与实际运转中的君主制。在伯里克利主政下的雅典，民主制与君主制互为表里，相互加持，形成具有极强伯里克利个性色彩的“君主式的民主制”。
显而易见，伯里克利这样的“君主”当然不是氏族世袭制下的王，而是经过广场群众检选的人民领袖，是“领袖民主制”的典型。凭借其过人的政治德行和政治才干，伯里克利是一位能够约束并领导群众的人民领袖，而不是如克里昂那样迁就甚至操弄舆论的蛊惑家。对于政治家伯里克利，修昔底德这样评论道：“他以自由人的方式约束群众，是他领导群众，而不是群众领导他。群众若骄横狂傲，他便发言挫其锐气，使之有所畏惧；反过来，若畏惧过甚，则又使之满怀信心。”就这样，群众与领袖、民主与君主，在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最终磨合成一种罕见的政治均衡。雅典人在这一时期能够确立三个自信（典范民主、无敌舰队、文教中心），雅典国势蒸蒸日上，帝国事业生机勃勃，所倚重的根基正是雅典政治体中这一罕见的“伯里克利式均衡”。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修昔底德透过四个具体案例，生动揭示了上述均衡的具体运转方式：1.斯巴达大兵压境，同时派特使前往雅典，试图不战而屈人之兵，迫使雅典缔结城下之盟。对此，伯里克利预先提出动议，即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拒绝一切斯巴达来使，不接受斯巴达任何谈判条件。2.战争初期，伯里克利坚持陆上防御、海上主动出击的作战战略，即主动放弃郊区财产，人口迁入城市。斯巴达则反其道而行之，派大军屡犯北境，抢掠或破坏雅典人的郊区财产。对此，伯里克利早有预判，斯巴达国王很可能顾及私人交情，或挑起雅典民众对伯里克利本人及其战略动机的怀疑，对他本人在郊外的土地房产网开一面。为预先消除民众的疑虑，伯里克利在公民大会上公开表示，若斯巴达国王唯独放过他本人的郊外财产，他愿意将其全部充公，从而避免授人以柄，保持雅典针对斯巴达的战略定力，即“做好战争准备，将城外的财产撤回城内，不要出城列阵作战，而要入城防御，准备好他们的强项海军，置盟邦于掌控之中”。3.阿卡奈是雅典最大的村社，也是重装步兵的主要来源地。斯巴达军队占领阿卡奈，抢收庄稼，毁坏家园，同时在当地屯兵扎营。斯巴达此举引起雅典城内舆论哗然，许多人一时间义愤填膺，摩拳擦掌，要求出城作战，这时的伯里克利自然成了他们的怨府，认定目前雅典人面临的困顿、遭受的羞辱，都是伯里克利一手造成。小不忍则乱大谋，伯里克利坚信不出城作战是完全正确的。当此之时，伯里克利不召集公民大会和其他任何军事会议，以免民众被一时的情绪左右，铸成大错。与此同时，伯里克利还采取积极措施，使城内恢复平静，派小股骑兵，阻击敌人。看到雅典并未出于激愤出城作战，斯巴达最终不得不撤军回国。4.内有瘟疫肆虐，外有斯巴达大兵压境，雅典人的心理防线开始松动，他们派使节前往斯巴达议和，却无功而返，他们再次将矛头转向伯里克利。伯里克利随即召开公民大会，发表长篇演讲，辨明是非，痛陈利害，厘清国家公益相对于个人私利的优先性。
对于雅典来说，民主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民主制动员起雅典人空前的政治热情，参与公共事务成为雅典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而非身份，是得到城邦重用的唯一要件，那些不参与公共事务的局外人往往被视为无用之人。透过伯里克利那篇著名的国葬演说，修昔底徳将雅典人的制度自信和盘托出，城邦、帝国、政治俨然成为新一代雅典人的公民信仰，雅典人的国家意识透过民主制而得到空前强化。民主制成为雅典走向强大的重要推动力，对此，希罗多德指出：“雅典走向繁荣的关键在于，城邦公民彼此平等，这种平等不是在某一方面，而是在一切方面。曾几何时，雅典人处于僭主的统治之下，他们在战争中的表现并不比其他国家更出色，然而一旦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便脱颖而出，元气满满。这就充分表明，若人们遭受压迫，完全为主人劳作，他们只会磨洋工，绝对不会尽心竭力。而一旦人们得到解放，获得自由，劳动成果与劳动者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他们就会不遗余力。”
另一方面，民主制对领导人的才干和德行也提出了空前的挑战。有伯里克利这样的将国干才，帝国事业蒸蒸日上，而一旦失去这样的领导人，雅典便陷入进退失据、茫然不知所措的困顿境地。有伯里克利的雅典民主与没有伯里克利的雅典民主，其实际效果可谓形同天壤。修昔底德将伯里克利治下的雅典民主与之后的雅典民主两相反衬，将伯里克利的行迹与其身后的政治家的作态彼此对观，其中的教诲可谓深沉且委婉。
伊奥尼亚人叛离波斯，米利都僭主阿里斯塔哥拉斯前往希腊请援，在斯巴达国王那里吃了闭门羹之后，阿里斯塔哥拉斯在雅典公民大会上巧言令色，使出浑身解数，最终得到了雅典人的鼎力援助，此举也成为雅典与波斯正式结怨的开端，也为波斯远征希腊埋下了祸端。对此，希罗多德评论道：“看来，真好像欺骗许多人比欺骗一个人更容易些，因为他不能欺骗一个人，即拉凯戴孟的克里欧美涅斯，但是他却能欺骗三万雅典人。”
冈比西斯死后，波斯宫廷陷入权位之争，波斯太守之子大流士发动政变。事成之后，政变集团内部就波斯未来的政体展开激辩，即波斯究竟应该推行民主制、寡头制，还是僭主制？在首先听取了关于民主制和寡头制主张之后，大流士总结指出，大众情绪变化无常，愚不可及却自以为是，他们行事肆无忌惮且不负责任。若将统治权交给民众，只能使公共事务被群众盲目的激情左右，国家大政方针朝令夕改，进退失据，民众精神被政治毒化，他们不问是非，立场先行，彼此恶意中伤。这就给那些坏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他们趁机蛊惑群众，以民主之名行暴政之实，民主制实在是搞垮一个国家的利器。将统治权交给一批优秀人物组成的寡头集团，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卓越为公，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臆想罢了。实际情形却是，寡头集团内部经常派系林立，勾心斗角，倾轧不断，争之不胜，便铤而走险，刀兵相向，血流成河，最终强势人物出场，收拾残局，行独裁之政。因此，无论是民主制还是寡头制，均不可避免地走向独裁之治。万法归一，在大流士看来，行一人之治的君主制是最好的统治方法，它同样可以捍卫自由，况且，君主制也是波斯人相沿已久的祖宗之法，不可轻易改动。
可见，波斯有君主制之名，也有君主制之实；而雅典即便没有君主制之名，依然无法摆脱君主制之实。共和政制方案的提出，其要旨并非如现代共和革命者所冀望的那样取缔君主，具体表现为暴力弑君，而是意在改良君主制，在充分发挥一人之治的决断效能的同时，防止其走向任性自专。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关于君主制的深刻洞见提示我们，所谓古今之别的核心并不在君主与共和之间，所谓中西之异的关键也不在民主与专制之间，其中的关键问题端在于构造怎样的“新君主”，以及在遴选堪当大任的“新君主”的关键时刻，保持国家的大局底定。
三、帝国兴衰：神力与人力
神力与人力之间的纠葛，是贯穿希罗多德《历史》始终的一条精神主线。“神不过只是让我们尝到生命倏忽即逝的一丝甜味。”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神绝对不会让其永远交好运，“神不过是让人一瞥幸福的一个影子，随后便将他们推入毁灭的深渊”。无论是不可一世的克洛伊索斯，还是好运连连的波律克拉铁斯，抑或“王中之王”薛西斯，均无法逃脱命运之轮的摆布。神是嫉妒的，他打压强者，不许他们为所欲为，作威作福。神用雷电击毁那些高大的树木或建筑物，同理，声势浩大的波斯大军最终败给了弱小的希腊联军，正是神的嫉妒心从中作祟的结果。“神由于嫉妒心而在他们中间散布恐慌情绪，或打下雷霆，结果，他们就白白地死去了。命运一视同仁，大军会败给弱旅。君不见，神除了自己之外，不容许任何人我行我素。”与希腊联军交战前夕，波斯海军遭遇风暴，损失泰半，希罗多德评论道：“这一切均出自天意。神使波斯军力丧失了绝对优势，这样他们就和希腊军力约略相当了。”
对于人间的恶，神从来都报应不爽，即便现世不报，那也只是时间未到。吕底亚国王坎道列斯强行晒幸福，怂恿宠臣巨吉斯偷窥王后胴体，王后遭此羞辱，便以牙还牙，借刀杀人，诱使巨吉斯弑君篡位。巨吉斯僭取权位，向神慷慨捐纳，以图得到神的谅解甚至眷顾。然而，神对邪恶的报复并不会因为作恶者的慷慨而稍减，巨吉斯的那笔债须由他的第五代孙克洛伊索斯来偿还。
克洛伊索斯统治期间，尊崇祖制，对神礼敬有加。在攻打日益对自己的帝国构成威胁的东临波斯之前，克洛伊索斯特地派使者请示神谕，神谕说他将毁灭一个“帝国”。克洛伊索斯听后大喜过望，向神庙慷慨奉献，期待神祇能够庇佑吕底亚人国祚永续，自己家族永葆权位不坠。尽管克洛伊索斯精心筹划，而且坚信自己蒙神庇佑。然而造化弄人，与波斯一役，吕底亚军队遭遇惨败，克洛伊索斯本人也被居鲁士俘虏。被俘后的克洛伊索斯得到居鲁士的允准，派使者前往德尔斐，谴责神的“忘恩负义”，而神庙女祭司反唇相讥，说当初神谕中提及即将被毁灭的“帝国”并非波斯，而是吕底亚。克洛伊索斯在未真正弄清楚神谕之前便轻举妄动，落此下场实乃咎由自取，丝毫怨不得神。
沃格林指出，如果说在希罗多德笔下，人类对神力的介入的奥秘还保留有一丝战栗，那么，在修昔底德笔下，这种战栗已经踪迹全无。
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斯巴达派人去德尔斐问神，与雅典开战是否上策。神答复说：“如果他们尽力一战，胜利将属于他们；还说，无论他们是否来吁请神明，神明都将助一臂之力。”对于这道神谕，即便雅典人不想知道，斯巴达人也会想方设法让他们知道。但在修昔底德笔下，雅典人似乎并不怎么关心神谕，他们真正关注的是雅典的财力和军力。战争前夕，在公民大会上，“第一公民”伯里克利即对雅典相对于斯巴达的财政和海军优势做了格外细致的分析，而且认定只要雅典保持战略定力，胜利一定属于雅典人。
在雅典人的心目中，权力意志已然取代了神的意志，是人而不是神，才是世间万物的尺度。强者尽可以对弱者为所欲为，弱者只能听任强者的摆布，这是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雅典人将这一法则奉为金科玉律，且心安理得。在那场令现代读者颇感惊悚的弥罗斯对话中，针对弥罗斯人提出的关于神明、命运、正义方面的主张，雅典代表理直气壮地反驳道：“至于神明的恩惠，我们认为自己得到的将不会比你们的少。因为我们的正当要求和所作所为没有逾越人类对神明的信仰，也没有逾越人类的道德准则。通过不可动摇的自然法则，主宰着凡自己有能力统治的领域。就人类而言，我们清楚这是真理；就神明而言，我们可以推知这也是真理。这项法则不是我们制定的，而且我们也不是第一个遵循它。我们继承过来，并将把它留给今后千秋万代。我们只是遵循它而已，我们知道，要是你们或者别人具有和我们一样的实力，也会这么做的。因此，在神明的恩惠方面，我们有理由不害怕自己得到的较少。”
西西里远征大军出征前夕，雅典城内赫尔密石像遭遇损毁，对此，雅典人的第一反应，不是神力君临人世、警示雅典人的朕兆，而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妄图推翻民主政体、僭权自专的阴谋。雅典城内随即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猎巫”行动，亚西比徳政敌们顺水推舟，落井下石，趁机上位，在政治上彻底搞垮亚西比徳的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民主政体的捍卫者的美名。对于亚西比徳的遭遇及其行迹，修昔底德用了三卷的篇幅做了集中描绘，亚西比徳作为政治人的载体，他以自己的行迹将政治人的辛苦遭逢演绎得淋漓尽致。有关修昔底德为政治人所做的申辩。笔者将另文讨论。
随着雅典人的权势日增，国势日隆，对神力的恐惧让位于对权力的迷信，他们追逐权势，扩张帝国，努力将自身打造成坚不可摧的强者。然而，悖谬的却是，雅典人为无法餍足的权势欲裹挟，这种权势欲带给雅典人的不是和谐与幸福，而是持续的躁动不安。因此，要平抚或消除这种不安，唯一的途径只能是不断扩张权势，竭尽所能且不择手段。
四、帝国悖论：扩张与萎缩
西西里远征，雅典在军事上遭遇重挫。在修昔底德笔下，其根源在于后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政坛的恶性党争所致。在修昔底德看来，远征决策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决策具体实施不力，前线将士未得到及时的支援，否则，依照雅典战前的军事和财政储备，战胜斯巴达实在易如反掌。可以想见，同样的事件若放在希罗多德笔下，西西里远征无疑是嫉妒的天神对人世的干预，是神力对雅典人表现出的傲慢无礼的可怕惩罚。
权势欲在个体身上，往往表现为无法控制的情欲，如怂恿宠臣一睹王后胴体的坎道列斯，爱上弟媳继而迷恋上其女儿即自己侄女的薛西斯，两起事件都引发当事者妻子的残酷报复，进而成为一连串导致重大政治后果的事件的导火索。
在君王那里，权势欲会使他们丧失理智，甚而陷于执迷不悟。吕底亚帝国威风八面，作为帝国领袖的克洛伊索斯志得意满，睥睨列国。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令人艳羡的帝国威权，使克洛伊索斯迷失了自我，封闭了心智，这使他非但不能领会哲人梭伦深沉且委婉的教诲，反而嘲笑哲人愚不可及，不接地气。也正是帝国寻求扩张的权势欲，使克洛伊索斯一厢情愿地以为，神谕中言及的那个即将被战争毁灭的“帝国”，必然是波斯帝国，而不是吕底亚帝国。
遭遇灭国之后的克洛伊索斯如梦方醒，当初被权势迷障的僭主，如今蜕变为能够穿透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梭伦式的哲人。新晋帝国领袖居鲁士对梭伦的教诲心有共鸣，对克洛伊索斯的遭遇也颇有共情，便将克洛伊索斯奉为座上宾，对其建议言听计从，两人也成为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居鲁士最终将克洛伊索斯聘为太子太傅，叮嘱其尽心竭力辅佐储君冈比西斯治国理政，以图波斯帝国江山永固。然而，事与愿违，在与马萨革泰人的战争中，居鲁士落得身首异处。波斯远征埃及期间，眼见冈比西斯的疯狂举动，克洛伊索斯力图劝阻，冈比西斯怒不可遏，克洛伊索斯险些丧命。
权势欲更能使帝国民众迷失心窍，进而走向癫狂。如果说伯里克利凭借其作为杰出政治家的德行才干，约束并领导民众，防止雅典人的帝国事业被导入歧途，那么，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政治家却争相蛊惑民众的权势欲望，他们操纵舆论，消灭政敌，唯恐人后，无视国之大局，谋权夺利，不遗余力。
在修昔底德笔下，斯巴达与雅典，表面上是希腊世界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权力角逐，实际却是希腊人精神世界的“古今之争”，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终极较量。借助科林斯人之口，修昔底德对斯巴达和雅典各自代表的精神类型做了如下比较：“他们（雅典）倾向于革新，敏于计划，并把心中的想法付诸实施；而你们（斯巴达）倾向于保守既有的东西，墨守成规，连最必要的行动都不采取。再有，他们敢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孤注一掷，面对危险满怀希望；而你们所做之事配不上自己强大的实力，连万无一失的判断都不相信，在危险面前认为自己毫无解脱的希望。还有，他们行事迅速，你们迟疑拖沓；他们四海为家，你们安土重迁。他们四海为家是为了获得什么东西；你们若外出，就担心国内现成的东西受损。战胜敌人时，他们穷追猛打；被敌人打败时，毫不气馁。……如果事情得手，他们就把它当作实现目标的一小步；如果尝试一番，失败了，他们反而有了新的希望，去弥补损失。……他们终其一生吃大苦，耐大劳，冒危险，几乎不享受手中的果实。因为他们贪得无厌。他们把履行自己的职责看作唯一的节日，对他们来说，辛苦忙碌不算什么，平安无事倒成了不幸。……他们生来就是自己不安宁又让别人不得安宁的人……。”
即便雅典人军事上落败，但这并未妨碍他们在精神上赢得完胜。雅典人敢为天下先，屹立潮头，以民主灯塔为傲，以全希腊的楷模自居，带领希腊人走向海洋。以发财为荣，以新奇为尚，与时俱进，四海为家，整个希腊唯雅典马首是瞻。伯里克利自信满满，声言雅典帝国本身已然成为不朽的精神丰碑：“我们不需要荷马的歌颂，也不需要其他任何世人的、取悦于一时的诗篇，它们的真实性将由于人们的怀疑而受损。我们以大无畏的精神闯入每一片海域、每一块陆地，所到之处一同留下胜利或失败的永久纪念。”这无疑是雅典人充满“现代”底气的“精神胜利法”。伯里克利坚信，即便雅典帝国速朽，雅典人所代表的“现代”精神已然不朽，必将成为后世人们竞相膜拜并追逐的潮流。
伯里克利宣称，雅典人爱好精美之物却不失节俭，爱好智慧却不至于柔弱，财富被作为行动之本而非炫耀之资。对雅典人来说，贫穷不是耻辱，不去努力摆脱贫穷才是耻辱。这与其说是帝国领袖对帝国民众精神品质的事实描述，还不如说是“第一公民”典礼演说不得不采用的政治修辞，更是修昔底德透过伯里克利之口传达给雅典人乃至后世的精神规劝。事实却是，在帝国繁荣的外表下，是各种品级的智术师式观念形态和行为模式的甚嚣尘上：巧言令色，是非颠倒，伪诈权变，见利忘义，弱肉强食……。欲窥帝国光鲜外表之下的社会细部，我们需要借助阿里斯托芬的慧眼，阿里斯托芬表面嬉笑怒骂，内里却沉郁忧伤。透过其白描式的喜剧笔法，喜剧诗人生动勾勒出帝国民情风俗的蜕变轮廓。
欲窥帝国民众灵魂的细部，我们需要借助柏拉图的哲人之眼，其中《理想国》第八卷有关五种政体的演化次第，可以说是一部雅典人的精神畸变的历史活剧。而整部《理想国》完全可以作为一面观察帝国民众灵魂不断遭到锈蚀的“透镜”。从吕底亚到波斯，从波斯到雅典，从雅典到整个希腊，帝国统治此消彼长，权势转移，寻求富强的母题却不绝如缕，一脉相承。与这一母题相伴随的，是新时代人们精神世界的蜕变和萎缩：“正义是强者的利益”（341A）“窃钩者诛，窃国者侯。”（344C）“称傲慢为有礼，放纵为自由，奢侈为慷慨，无耻为勇敢。”（561A）“当权的象老百姓，老百姓像当权的。”（562E） ……
21世纪中国人正在谱写一曲慷慨的英雄战歌，这何尝不也是一曲沉郁的命运悲歌！在新世纪中国人走上全新精神历程的始发站，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帝国的政治理论所开启的绝非一场庆祝式狂欢，它促发的毋宁说是一场“悲剧性沉思”的开端。
本文原载于《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