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童之伟教授的商榷文章暂告一段落，但有一重要问题却未交待，即权力腐败问题。人们看我此前关于权力的文章，多从正面阐述，甚至可能给人“歌德派”的印象。对于权力，一般人既恨又羡，欲拒还迎，更倾向于否定的看法；即使研习政治的知识分子群体，对权力亦多抱忌惮、猜疑、愤懑、不屑、反对的态度。如此巨大的政治落差，在我看来，主要由权力腐败所致，值得分说一下。
从阿克顿的名言说起
阿克顿勋爵“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一名言，在国际上有多少知名度，未作考证；在中国则是如雷贯耳，传布甚广，成为反对权力的最强音。如果说腐败就是指权力的滥用，专指用权力谋取个人、家族、集团的私利，那么，这个名言就是真理，因为腐败是专对权力而言的，没有权力就没有腐败，权力越多腐败越多，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但是，这里冒出来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权力如此恶贯满盈、千夫所指，人类为什么要创造一个权力出来祸害人类呢？其实，从直觉上人们就知道，权力对大众对社会是有用的，它有正面效应。深刻的反思也有，中外历史上那么多的思想家，对权力的起源、本质、功能等都有所论证，指出权力是人类文明社会不可或缺之物。倘若我们只讲权力的腐败，而不讲权力的“伟光正”，阿克顿的名言就是故作惊人之语，有哗众取宠之嫌；倘若我们只讲权力的腐败，而不讲权力的“伟光正”，阿克顿的名言只会使人们对权力产生恐惧、厌恶、反对的情绪；倘若我们只讲权力的腐败，而不讲权力的“伟光正”，阿克顿的名言会不会让我们忽略、规避、放弃对权力的深入探讨，因为权力导致腐败是必然的，几近于无解。
从权力的正确界定而言，腐败的权力已经不是权力了，正如腐烂的苹果已经变质了，不能再食用。权力腐败了，权力的功能随之消失，不再成其为权力。对于腐败的权力，人们遗弃它，憎恶它，诅咒它，这合情合理；但若仅止于遗弃憎恶诅咒，却又于事无补。
当然，我们更不能对权力的腐败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因为权力就是国家，是我们人生的保障，权力的腐败就是国家的腐败，当量变聚积达到质变，国将不国，家何以家！因此，我们不仅要“认真对待权利”，也要认真对待权力，而且这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权力腐败的诸种形式
首先，我们对权力腐败作一界定：权力腐败系指权力的本质(保护人民正当的利益)被背弃。这是一个严格的标准，我们下面将依次论说。
人们最熟悉最念叨的权力腐败是以权谋私，即利用执掌的公权力以实现个人、家族、集团不正当的私利。这是一个大类，其权力腐败的表现可以说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难以尽述。以我个人有限的阅历和想像力粗略地划分这样几种：一、本应正常办理的事，却利用职权，吃拿卡要，不提供好处，便不办事，或任意延宕。二、违规操作，置国家法纪于不顾，把不该办不能办的事办成，收受好处。三、利用规则，打擦边球，不触及底线，既能从中渔利又能全身而退。四、掌握内情，钻政策空子，预先布局，于游刃有余之际而获取巨利。五、以上压下，以强凌弱，用手中权力直接攫取私利。六、监守自盗，中饱私囊。这里的概括肯定不全面，但这一大类的要点是以权谋私，即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谋取不正当的私利。这是人们最容易理解的，权力不用于谋求大众的利益，专营于自己的私欲，它败坏了权力，背离了权力的本质。这类权力腐败我们称之为A类。
另一个大类的腐败是有关统治阶层的，可称为B类。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国家产生，权力集成，就需要有一群人来执掌权力，运作国家。这一群人我们称之为统治阶层。在一般情况下，这个阶层的存在，这个阶层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人利益，需要有收入与开支。从古到今，这个阶层的个人收支，或以俸禄，或以薪酬，或以工资等形式支取，即使皇家的用度，也有一定的限额和专门的机构(如左藏库或内务府)掌握，而不能任意地从国库里支取。这是维持国家运转的正常开支，是权力得以正常行使的必要费用。但是，如果这个阶层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强征暴敛，为了骄奢淫佚的嗜欲而渔肉百姓，忘记了权力的本质是什么，权力的作用、功能丧失殆尽，这是统治阶层的整体腐败，也是社会革命的前夜。
再有一大类的腐败是民主政体中的，我把它称为C类。这是一个新的提法，要多说几句。西方的民主政体，民主选举是产生公共权力的主要方式，也是民主政治的核心要素，在民主选举中，几乎所有人都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喜好来选择被选举者，最后得票多者入选，这个入选者即成为公共权力的执掌者，也是公共权力的营造者（如立法者）。我们假定，执政者根据大多数人的利益喜好来行使公共权力，但这种大多数人的利益喜好是否符合权利实现的正常规则，则很难说。比如说，这种利益喜好是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即使这一侵略行为对本国的人民是有利的，但极大地伤害了被侵略国的利益，我们认为这背离了权利实现的正常规则，是对权力本质(保护人们正当利益的实现)的违背。更一般地说，如果这种利益喜好是不断提高大家的福利待遇，而不论这种提高是否和全民的生产力发展成正比，是否侵害了少数人的权利，以至国库掏空、债台高筑。这也并非权利实现的正常途径，亦是对权力本质的违背。这两种情况在西方民主国家都是常见的，前一种多发生在民主国家的早期，后因侵略战争的所费不赀或得不偿失而罢手；后一种则是现在的民主国家的通例，正在吞噬着这些民主国家(看看近年来很多民主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我们这里举的是两个典型例子，其它的情况可以类推。这里要说明的是，公共权力不是用来无原则地满足人们的利益诉求的，无论这个人们是少数人、多数人、甚至全体人。公共权力又是用来承认和保护每个人的利益的，但是这种承认和保护是根据利益实现的正常轨迹，它是有原则的，是遵循利益实现的自身规律的。因此，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无关认可人数的多少，只关事物自身的对错。
我的这一新提法，有人会认为只是一噱头，更多的人可能会认为是在为专制独裁张目。爱思想网是一个严肃的学术网站，不容许胡言乱语，我期待大家的批评批判，只要言之成理，于事有据，在下都会认真回应。我指出西方民主政治是权力腐败的新形式，是指一般的正常的情况下而出现的难以抗拒的弊端，带有致命的性质。但这并不是说，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的权力行使，都违背了人们利益的正当实现。在扭曲情况下，还会出现西方人谈之色变的“多数暴政”、政治献金、贿选、利益集团操纵的议会决策等，这些也应算权力腐败。当然，我并不否认西方民主政治对民众利益的保护有值得赞赏的方面。
还有一种权力行使算不算权力腐败可能争议更大，但按照我们这里界定的权力腐败的标准，我认为应归于权力腐败。这类权力腐败有时危害甚巨，与权力行使的范围成正比，并不弱于前三类权力腐败造成的危害。这类权力腐败的特征是任意拔高权力的作用，使权力脱离了道的规范。这类权力腐败暂称之为D类，它不同于A类腐败，并非直接谋求个人的私利；它与B类腐败迥异，主观上似未抛弃权力的本质；它与C类腐败有别，不为民意所左右。D类腐败主要有两端，一曰教条主义，毛泽东形象地把它称为“本本主义”，对之深恶痛绝：“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了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二曰主观主义，毛泽东对此也有批评：“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2]这两种弊端，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曾造成过难于估量的损失。这两段话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未取得全国政权时说的，其腐败的意味还不太明显。当取得全国政权后，会有更突出的表现，毛泽东常以官僚主义概之。
以上四类权力腐败，虽然各自判然有别，但却不是相互绝缘的，在不同的政权形态中，它们可能多多少少地掺杂在一起，在古今中外的国家中呈现出权力腐败的政治百态，使一切政治形态看上去都并非完美。这些权力腐败有一个共性：损害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失却对道[3]的遵守。
权力腐败的根本原因
权力腐败的普遍性，似乎都在证明阿克顿勋爵的名言，好像权力与腐败真有不解之缘。其实，当我们认真打量权力腐败时，腐败不是与权力有不解之缘，而是与权利有不解之缘。请看，在A、B类腐败中，你能一眼瞧出权力执掌人在谋求个人不正当的权利或利益。在C类腐败中，情况稍曲折一些，选举人以选票迫使权力执掌人(当选人)让自己获得不正当的权利或利益。D类腐败的情况更复杂，但也多有踪迹可寻，教条主义往往表现为唯上命是从，生怕拂逆上意影响自己的乌纱帽；主观主义经常以唯我独尊、好大喜功来表现，追求政绩，作为往上爬的阶梯；这二者都在为自己的权利或利益考虑。
从上可知，权力腐败不是因为权力而腐败，而是因为权利而腐败，根子在个人权利。而且我们在权力腐败中也看到，权力腐败的标志是掌握权力者追求自己不正当的个人权利或利益，通过损害他人的权利或利益来获取自己的权利或利益。在我们的论证中，自商品交换出现以后，人们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而权利的私人占有和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对立，成为人类文明时代的定格。[4]这一历史格局，让人类上演了无数的征战杀伐、蝇营狗苟、利益倾轧、阴谋诡计、杀人越货、鸡鸣狗盗、假冒伪劣······其核心都是权利或利益的争夺。用权力来获取个人利益，只是在这些不正当地获取自身利益的罪恶中多了一种表现而已。
正是鉴于这些社会罪恶的存在，人类才发明了国家、权力，来防止、消除这些社会罪恶，让人们对权利或利益的追逐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使人们的权利或利益得以正当的实现。可见，权力不是用来制造罪恶的，而是用来制止罪恶的；权力也不是用来导致腐败的，而权力的腐败也主要靠权力来制止。应该说，罪恶、腐败来源于人性；附加历史条件地说，罪恶、腐败来源于文明时代的人性；更加精准地说，罪恶、腐败来源于文明社会中某些人以损害他人的人性来实现自己的人性。[5]
确实，当权者难于做到洁身自好，这一则因为当权者也是社会中人，也有人性的弱点，当个人利得最大化成为历史的必然，任何人都难以抗拒它的历史惯性；另一则因为当权者有近水楼台之便，更经常受到诱惑，更容易遭到腐蚀，且有权力在手，更加肆无忌惮，更有欲壑难填。二者的结合，使权力腐败成了人类文明历史上千年不移的现象。当权力腐败具有全局性，改朝换代的时候就到了。
于此观之，作恶的不是权力，而是掌握权力的人；掌握权力的人也不是特别邪恶，而是文明时代人性的偏至。在这里，权力不是内因，充其量算个外因；权力不是主犯，只能算作案的工具。
既然权力可能是腐败的外因，把这个外因去掉，依傍权力而行的腐败不就没有了吗？如果腐败专指权力的行使而言，那可以这么说，没有权力就没有腐败。但是，就腐败的实际内容-以不正当的形式获取自己的利益，以损害他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利益-而言，它就是一种罪恶，和其他社会罪恶没有实质的区别，而这些罪恶的存在，恰恰就是国家或权力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国家或权力是用来制止、消除这些罪恶的。当权力腐败透顶，也就没有真正的权力了，这时社会混乱、罪恶横行，进而革命爆发，但在革命之后(不管革命是成功还是失败)，人们又要重新建立国家，重新树立权力。可见，国家、权力在文明社会是必不可少的。
明白了以上道理，我们或能更冷静地看待权力腐败，权力腐败的根子不在权力，而在于那些无底线追逐自己私利的掌权者；权力更不是十恶不赦，反而是人民利益的保护神，有大功于人类，我们曾说过：“它能解决人们的利益纷争，平息无数仇怨；它能维护社会治安，令百姓安堵；它能救民众之倒悬，扶危济困于万一；它能移风易俗，使民风淳厚；它能重教崇德，让社会和美；它能调和衷济，使经济繁盛；它能协和万邦，利于世界之安澜······”因此，我们不要蔑视权力，仇恨权力，而要敬畏权力，信服权力，爱护权力。这里要有一个重要的区分，权力是由人来建立的，人们对权力的建立，必定带有主观性，可能并未完全洞悉权力的真谛，所以权力的建立不是尽善尽美的，有时甚至是有害的，这需要人们随时去校正它、完善它。但这要与权力的腐败区别开来。同时，我们不要迷信当权者，奉迎当权者，而要警惕他、监督他、鼓励他，甚或拥戴他，使之正确地行驶在权力的大道上，不能越雷池半步。至于腐败分子，要群起而攻之，使其处于全民的照妖镜下，这是对权力的保护，也是在维护我们自己的福祉。
防止权力腐败的一些遐想
中国共产党对反腐治贪一直是比较重视的，解放前夕，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指示；解放后，又陆续开展了“三反”“五反”等运动，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肃清党内的腐败分子。应该说，由于公有制的普遍建立，商品货币关系的限制，以及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党风政风的清正廉洁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算是好的。改革开放以后，各种所有制形式蓬勃发展，商品贷币关系遍及每个人，市场经济是普遍的经济运行方式，个人利得最大化成为人们的行为指南，在这个总的历史趋势下，权力腐败有了加速度的效应。我曾经写到：“在我们的分析中，官场腐败具有必然性，它的深刻的社会根源是商品交换所引发的人们对货币财富的无限追求，与统治阶层手握公权力而图谋私利的结合，二者沆瀣一气、相得益彰，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愈来愈成为历史的主角。不过，过去的官场腐败，是在商品经济尚不发达，商品交换尚未成为普遍的经济行为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官场的受蚀面较窄，官场腐败透顶的周期也较长，一般在两三百年间。现在则大不同了，商品交换已经成为普遍的经济行为，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主导的经济形式，人们的逐利心态和机会迅速膨胀，官场腐败更是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污染政治生态；如离弦之箭，来势迅即，一发不可收。”[6]以致“十八大的报告”中发出严峻的警告：“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自党的十八大到现在，最艰巨的任务和最突出的成就，是阻遏了共产党自身的腐败，正在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创新性的贡献。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全会二次会议上说：“我们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各项建设，与时俱进完善党章，聚焦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推进制度创新，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搭建起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四梁八柱’，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保障。我们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查处一大批腐败分子，消除党内严重政治隐患，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可谓措施得力，成果累累，谋划长远。本来无庸置喙，但近来看到一些纪检监察干部纷纷落马，反腐败者变成腐败者，不由杞人忧天，深信反腐倡廉任重道远，“永远在路上。”因而触发一些遐想，且算野叟献曝吧。
遐想一：AI技术在政务中的广泛应用。严格地说，这算不上遐想，它离我们已经很近了，前几年兴起的网络反腐，利用大数据对官员的监督，AI技术在政府招投标中的运用等，都可以作证。我之所以仍把它称为遐想，是因为它并没有普遍化，更谈不上制度化，还处于零星的、逡巡的、甚至受阻的阶段。设想一下，如果一切与利益有钩连的权力部门，在AI技术允许的前提下(这似乎已不成问题)，并考虑其它制度利弊，尽可能地使用AI技术，将会减少多少权力运作成本，将会规避多少腐败堕落的机会。这里要把握的关键是，最大限度地让当权者与利益输送方隔绝。
遐想二：让共产党人率先实现共产。实现共产，实现共产主义，不是共产党人毕生的追求吗！但公有制的普遍建立，公共财产的不断扩大，曾给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带来很多困挠，这自当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来总结经验。不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认为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将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使人们腐化堕落。这里面有深刻的思想。革命战争时期的供给制，曾使共产党的干部清正廉洁，鞠躬尽瘁，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解放后的薪金制，却使共产党的干部争名夺利，革命意志衰退。毛泽东有感于此，一度想恢复供给制。后来在“文革”中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针对的也是商品货币关系和薪金制。当然，实践证明，现阶段消灭商品货币是不可能的，但有时我想，如果在“文革”中不是想批臭批倒所谓“走资派”，不是在全社会范围内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而是在党的领导干部中恢复供给制，率先实现共产，结果会不会大为不同？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绝对会激发人们追逐私利，市场经济的大发展，更将使人们的逐利行为普遍化常态化，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掌权者要想洁身自好，走河边不湿鞋，的确很难做到。如果能对进入公务员序列的人，至少是其中的党员领导干部，实行供给制，由国家财政养起来，其单人费用由国民人均收入计算，随人均收入的递增而递增。当掌权者摒弃了财产私有，升官发财的美梦无由而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更容易实现，职业政治家心无旁鹜，人民公仆会更名实相符，贪污腐败可以绝踪，财产公示全无必要，更重要的是，这是“巴黎公社原则”的实践，是迈向共产主义的预演。
遐想三：逐步过渡到个人利德最大化。在我们的论证中，个人利得最大化起源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出现；市场经济的普遍化，让个人利得最大化得到最广泛、最强烈的自我实现。个人利得最大化又是腐败的源头，在现阶段既不能消除又不能放纵。但是，AI技术的发展，使人类面临这样的历史时刻，即大量的劳动人手被机器人所取代。于是，一部分〔甚至少部分〕人的个人利得最大化的自我实现，阻止或压抑了另一部分〔甚至大部分〕人的个人利得最大化的自我实现。这就是说，个人利得最大化已经到了物极必反的时候了，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当个人利得最大化的自我实现走到极端，我们就来到人类历史发展的新时机，我们不能消灭个人利得最大化的自我实现，但可以用另一种自我实现来逐步取代个人利得最大化，这种新的自我实现我们假定为“个人利德最大化”，[7] 它与个人利得最大化仅有一字之差，它不是锱铢必较的个人物欲，它是一种更有德行的自我追求----是对未知世界的苦苦探寻，是对人类苦难的悲悯关怀，是对科技创新的勃勃兴致，是为人类为社会的工作狂热……。而把个人的物质欲求限制在基本的或随意而安的范围内。个人利得最大化的现实成就还为个人利德最大化准备了物质基础，当市场经济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已经能够满足全社会基本的生存需要〔在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每个人基本的生存保障〕，当科学技术的进步日愈把人们从单调的、繁重的、被迫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人类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可以向人类更道德更全面发展的未来进发。当个人利得最大化不再成为人生的重要追求，权力腐败还有多少生存空间呢？
以上的遐想，带有空想性质，因为它毕竟不是现实；但它并不是凭空臆断，而是有学理依据和历史参证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个人利得最大化这头怪兽，如何认识它、驾驭它，是反腐的关键。当然，此事太过重大，不可急于求成。倘要实施，应先作试点，不断地总结经验，作出取舍，成熟了才能加于推广。
最后，我们应为权力正名：权力必须大公无私，中正平衡，至尊至重，尽合于道。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智慧教给我们的。[8]权力的腐败责任不在权力，而在人之贪欲。这让人想起中国的那句老话“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可以转换一下：“国家无罪，执权其罪。”权力乃国之重器，民之福祉，我们应该珍视它，爱护它。
注释：
[1] 毛泽东著：《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51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 同上，第32页。
[3] 对道的界定，详见拙文“法哲学的中国思考”载爱思想网2022·2·27“中国法律的根本遵循应是什么”载爱思想网2022·11·24
[4] 参见拙著《从中国到世界‐文明社会的深层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传统的政治道路‐探寻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文化渊源》，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
[5] 关于权力的起源，参见拙文“权力的起源”，载爱思想网2023·4·17
[6] 方宇军著：《中国传统的政治道路‐探寻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文化渊源》，第29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
[7] 其实这种自我实现并不算新，早已有之，只是还没有成为主要的普遍的人类自我，比如不计报酬的工作，比如乐善好施，比如扶危济困，比如舍身取义等等。使用“个人利德最大化”这一用语，主要强调自我实现由个人利益转向社会德行，并使之逐渐普遍化。
[8] 关于中国古典政治对权力的论述，参见拙文“权力概念应是西方现代的还是中国古典的”，载爱思想网2023·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