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到台湾的一个明显感觉是海峡两岸的媒体与西方国家相比，政治色彩要强烈得多。西方媒体一直保持着地方主义传统，除了少数全国性的媒体关注世界各地的重大新闻外，绝大部分的媒体都专注于当地的社会生活。而无论是全国性的媒体还是地方媒体，国家政治走向的讨论很少成为媒体的主要关注点。也许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原因，海峡两岸的媒体近年来一直有着泛政治化的倾向。事实上，媒体已经成为两岸社会最重要的公共政治平台，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会在媒体的平台上引发激烈辩论。

在中国大陆，媒体的泛政治化主要表现在网络媒体，尤其是微博上。一些热衷于政治的“公共知识分子”几乎个个都是全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古今中外无所不晓，每天都在网络上对社会问题发表意见，几乎一切社会现象都能被拔高到政治和体制的高度。在台湾，媒体的政治化主要表现在电视上。对活跃在公共媒体上的意见人士，台湾不称“公知”，而称“名嘴”。打开台湾电视一看，几乎所有主要的电视公司都有“名嘴”驻台，讨论的话题也是无所不有，从核四辩论到棒球队返台的遭遇，从两岸关系到岛内的政治分野。从某种程度上，“名嘴”已经成为电视台的一个招牌，直接影响到电视台的收视率。去年，台湾曾有人对岛内电视的“名嘴”现象有一个尖锐的评价：“打开台湾电视新闻的六个台，都是一个个熟悉的面孔，排成一排，上到“岛内大事”，下至交通车祸，无论军事、政治、法律、经济，连外星人他们都能侃侃而谈。除了少数之外，名嘴造谣生事，惟恐天下不乱，大放厥词，骂东骂西，口诛笔伐，炮火横飞，手持各种道具，有图为证”。

平心而论，这种对台湾“名嘴”的批评并不是很公允，台湾出现“名嘴”现象其实很自然，很正常。一些热衷于政治的人在现实中无法投身政治活动，转而在公共舆论平台再寻战场，以此浇心中块垒也无可厚非。台湾的“名嘴”尽管口无遮拦，常常对一些道听途说之事发表不靠谱的议论，但笔者以为无需苛责台湾的“名嘴”，因为“名嘴”对自己的定位很明确，“名嘴”既非专家亦非学者，仅仅是善于在公共舆论中发表“意见”的普通人而已。“意见”是一种个人主观性很强的价值主张，谁都可以有意见。发表意见的人本身并不代表任何知识的权威，更不代表专家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名嘴”的意见与贩夫走卒的意见并无二致。台湾社会有“名嘴出场，专家退场”的说法，这意味着“名嘴”和学者在台湾还是有明确区分的，很少会有“名嘴”以学者、专家自居。

相比较而言，大陆的“公知”这个概念更容易误导人。虽然大陆的“公知”也跟台湾的“名嘴”一样，从天上飞的到地上跑的都能跟政治挂上钩，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仅仅是一般的意见表达者，因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头衔意味着他们有着超乎常人的专业知识，所以在中国大陆，“公知”这个概念常常跟专家、学者混在一起，也确有一些人顶着教授专家的头衔到处讲一些非专业的外行话。以至于大陆的专家学者这样的称谓也跟着“公知”遭殃。专家被一些人称为“砖家”，教授被一些人称谓“叫兽”。大陆这种“公知”热衷于讲外行话现象，实际上是过去政治高于专业，政治正确压倒专业知识怪相在当代社会的另一种翻版。这跟台湾的“名嘴”现象大不相同。笔者以为，就这一点而言，大陆确有必要向台湾学习，区分主观“意见”和客观“知识”，区分意见表达者和学者专家。“名嘴”这个概念比“公知”更符合现实，这样至少不会让所有的主观意见都打着“知识”的旗号进行倾销。

“名嘴出场，专家退场”描叙了台湾媒体的乱象，但这本身却说明台湾的学界主流还是想跟公共舆论平台上的意见者划清界限。潜心研究学问，不跟着舆论的风向摇摆仍是台湾学界的主流，对此笔者深有体会。

3月11日，笔者一行到台湾大学政治系座谈，会议的主题是《五权宪法的今昔》，主持人是台湾政治学界元老胡佛教授。座谈会上台大政治系主任王业立教授主讲“现行宪法体制架构下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台大“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和台湾监察院李炳南委员主讲“检察院的演变与实践”。五权宪法，尤其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三权之外的监察院和考试院是台湾政治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最显著特征，而五权结构之中的行政与立法的关系既不同于总统制和内阁制，也不同于法俄两国半总统制下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如何取得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平衡是当今世界所有政体都面临的一个难题。王业立教授运用现代政治学理论对台湾宪政结构的解读颇为到位，半个小时的演讲不仅给出了台湾宪政体制的总框架，而且揭示出五权宪法下行政与立法之间的特殊关系。李炳南委员兼台大教授与监察委员于一身，用大量的案例来说明监察院的现实功能，对台湾监察院发展脉络的梳理得尤为精细。

3月12日，笔者一行来到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所，双方座谈的主题是《台湾的宪政体制演变与运作》。主持人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教授，中研院政治所所长、台大政治系教授吴玉山主讲“台湾半总统制的理论与实践”，中研院的林继文研究员主讲“台湾民主转型与宪政体制演变”。吴玉山教授关于半总统制演讲给人的印象甚为深刻。吴玉山毕业于台大政治系，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但对前苏联和东欧政治变迁的研究却比中国大陆的苏东问题学者更加深入细致，更加中立而去意识形态化。而吴玉山教授关于半总统制的形成、演变及其分类之精细，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演讲中吴玉山教授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前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权解体后大都没有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也没有实行英国式的内阁制，而是实行半总统制，其中有无共同的原因？有没有规律可循？这种类型的政治发展对中国有无借鉴之处？因为中国目前实行的也是一种行政双首长制。林继文研究员对台湾解严后的民主化进程进行了梳理。台湾旧国大的取消、领导人直选、政党轮替，这一系列发展变化在台湾都被称之为“民主化”进程。必须承认，林继文研究员对台湾政治转型过程的事实陈述建立在充分的事实基础之上。但笔者以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台湾政治变迁仅仅用“民主化”来概括是不够的。在这个过程中，“本土化”和“民粹化”的成分可能不亚于“民主化”。

一般说来，台湾学界容易给人专注于细节，而缺乏宏观视野的印象。笔者之前也持有这种观点。但这次台湾之行却改变了笔者的观感。3月13日，在朱云汉教授安排的一次晚宴上，笔者遇到了朱云汉教授的朋友黄辉珍先生。黄先生曾任国民党文宣部主任，行政院新闻局局长，中央日报社长，现在是台湾综合研究院董事长。令我们颇为惊讶的是，黄辉珍先生对大陆的经济政治发展虽然隔岸，却洞若观火。对大陆改革前后30年的逻辑发展，对十八大政治报告的熟悉和理解、对大陆未来的经济政治走向、对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黄辉珍先生侃侃而谈，各种大陆流行的政治话语，包括网络语言都信手拈来。听黄先生一席谈话，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感慨到，黄辉珍先生虽然居于海峡对岸，但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对大陆未来发展的精到分析，超过了许多大陆学者。台湾学界之济济多士，是笔者这次最深的一个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