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凑巧，最近读到两本大相异趣的关于知识分子的著作。一本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由张亚月，梁兴国翻译，中信出版社出版。托马斯·索维尔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目前担任斯坦福大学“罗斯与米尔顿·弗雷德曼”学会高级研究员，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家。另一本书是由“腾讯文化”编著的《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由于“腾讯文化”只是一个文化机构而非作者，这本书实际上是“腾讯文化”的编者对周国平、杜维明、许纪霖、杨奎松、谢泳、雷颐、西川、周濂等十多位中国知识分子的采访汇集。这本书也是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跟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出版的时间只相差两三个月。看来中信出版社对知识分子与社会这个话题颇为关注。

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原文出版是在2010年，这已经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两年之后。但托马斯·索维尔一如既往地伸张美国保守主义的基本观念，批评知识分子在理性上的狂妄自大和缺乏现实经验。托马斯·索维尔这本书跟他的前辈哈耶克写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极为类似，这两本书的作者虽然都是著名经济学家，但两本书都不是在谈经济学问题，而是在谈政治哲学，而且都是在谈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就是现代版的《通向奴役的道路》。当然托马斯·索维尔对“制造”观念的知识分子的分析和批评远没有哈耶克批评理性至上主义者那样深刻和尖锐，但却对知识分子的身份、职业等方面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剖析。

索维尔开宗明义地把知识分子界定为有很大社会影响，但却不负责任的“观念制造者”。索维尔界定的知识分子专指非科技类的“观念知识分子”（idea worker），这个特定人群是制造观念，并用这些观念来指点江山，抨击时弊，并由此获得声望和物质财富。我觉得用“文人型”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可能更能准确表达idea worker这个概念。索维尔认为，“文人型”知识分子跟科技类知识分子和专家最大的区别在于，科技类知识分子和其他专业人员的工作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并需对失败付出代价，比如一个军队指挥官如果指挥失误，有可能会让他跟自己的士兵付出生命的代价。当“文人型”知识分子的观念和主张在实践中碰壁后，他们通常不会承认错误，而是喜欢用一大堆言辞来为自己辩护而怪罪其他人或其他条件，因为能言善辩、文过饰非本身就他们的职业。索维尔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文人型”知识分子是不负责任的。

如果“文人型”知识分子拒绝承担实践失败的责任仅仅局限于个人领域，那也还好，作为一种智力游戏，即使失败也对社会无大害。但问题在于，“文人型”知识分子始终有一种想影响公众舆论的强烈冲动，而他们恰恰又不具备他们谈论话题的专业知识，这样常常给社会造成极大伤害。索维尔专门对红色高棉制造的惨剧进行了分析。红色高棉8位最高决策人中，5位是教师，1位大学教授，一位经济学家。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数都在法国留学，试图把在法国学到的激进观念搬到柬埔寨来实行，最终酿成惨祸。索维尔用这个例证阐述的道理跟哈耶克在《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的论述基本一致。

与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由“腾讯文化”编著的《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在“腾讯文化”编著的这本书里，虽然这十多位知识分子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其中大部分人在跟“腾讯文化”编辑对话时，几乎都在讨论历史上或现实中体制的专制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受压后的蜕变和犬儒化。一些人认为，由于中国体制的专制覆盖了整个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已经无处可逃。读《知识分子与社会》，随处可看到索维尔对“文人型”知识分子的批评和指责，读“腾讯文化”编著的《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则处处可以感觉到知识分子的悲情，感到知识分子以社会良心自居，以社会公平正义代表自居的那种心怀天下的济世情怀。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把“文人型”知识分子热衷于对自己不熟悉的社会事务发表意见并试图影响公共舆论的做法视为不负责任，而《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一书则把知识分子对自己专业以外的社会事务发表意见，或者试图影响公共舆论的行为看作是知识分子的光荣使命，也是最大的优点。

从事实判断看，这两本书对的知识分子的界定并无多大差别，所不同的是两本书的价值判断。索维尔笔下知识分子的缺点到了中国知识分子这里，很多都成了优点。在《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这本书中，好几个学者和腾讯编辑都不止一次提到屈原。在中国的“文人型”知识分子心中，很多人都有一个“屈原情结”，即使他们批评屈原，或者断言产生屈原的社会条件在今天已经不存在，也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心中的“屈原情结”。

无可置疑，知识分子以社会良心自居，以公平正义的代言人自居并不一定就是坏事。中国的士大夫传统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和传承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也正是基于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但是，社会良心和公平正义这样一些概念具有强烈的价值色彩，不同价值理念的人对良心、对公平正义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文人型”知识分子可能比一般民众有更强的语言修辞能力，更会写诗作赋，更善于公共表达，但是，知识分子的良心并不一定就是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心中的公平正义并不一定就是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说，知识分子才是社会的良心，那是否意味着农民、工人、企业家、军人以及各个行业的专业人员都缺乏社会良知？是否意味着知识分子在道德上要高于其他社会群体？

事实上，在人类社会，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群体天然具有社会良心，天然代表社会的公平正义。任何一个社会群体，尤其是最强烈希望代表社会大众的“文人型”知识分子，如果认为自己天然就是社会良心，天然就代表社会的公平正义，并由此带着悲愤的心态来改造社会，那就极有可能把社会推向灾难，从而印证哈耶克引用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使一个国家变成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的努力”。

中国知识界有一些人自称是哈耶克的信徒，自称是自由主义者，自认为自己是政治上的右翼，自认为自己很鄙视政治上的左翼。但是，如果我们把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和“腾讯文化”编著《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对照起来看，尖锐批评知识分子的索维尔正是一个现代版的哈耶克，哈耶克和索维尔批评的对象正像是这些自称哈耶克信奉者的知识分子。

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确实是一本好书，这本书有助于中国知识界真正读懂哈耶克的政治哲学，真正理解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真正理解荷尔德林的诗句：“使一个国家变成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的努力”。《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也是一本好书，它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心态和思维方式，从而进一步理解上个世纪中国社会走过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