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顾城：《一代人》

3月20 日，中国的初春，这是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闭幕之际，全国各地的代表们又将意气风发地返回他们的工作岗位；我的兄弟姐妹又背负行禳，挤上南下的火车。两年前，你就是这样去了广州，27岁阳光的脸上，笑容洋溢，艺术者的气质，让你的身上透出一股书生意气。因为没有暂住证，你被带进了收容所。出来时，你在父母痛不欲生的呼喊中，已不能说话，只有满身的伤痕，象一张张说不出话的嘴。

你的木匠父亲孙禄松说：“志刚的死换来了社会这么大的进步，志刚的死也值得了。但现在打工仔的许多其他合法权益还没有完全受到保护，比如拖欠工资、孩子上学难等，‘打工仔’对城市的建设出了很多力，我希望他们能得到平等的对待。”多么善良的父亲，仇恨被很快忘记，悲痛被压在心底，而只是希望与你一样的同胞，不再有一样的悲剧。

你的父亲指着门上的对联、墙上的剪纸说：“现在他死了，我希望能给他出一本作品集。” 你多才多艺，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可你的母亲因丧子之痛受了刺激，至今还经常跟你父亲吵闹，说“当初不应该送志刚读书，如果在家种田，儿子还活得好好的。”她把你的死归咎于送你读书，“送你读书”居然就成了一种罪过，成了一生的后悔。

可是，人性的光辉，也总是让人感动。两年前，是那几个《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发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让丑恶无法藏身；是中山医大的法医推翻了“意外死亡”的结论。是社会各界通过各种媒体，发出了严惩凶手的呼吁，是有良知的学者提交了要求违宪审查的上书。在建设“孙志刚墓”之初，就墓地上的文字，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以及打工者和其他普通民众，纷纷把悼词或碑文由网上传来，表达自己的心声。至今，来自全国各地的问候和参观者，来到这个本来默默无闻的山村，让我们知道，社会的良心仍然在跳动。

二年过去了，凶手已伏法，恶法已废除。与所有的逝者一样，除了还没有能从悲痛中解脱出来的白发父母，你也免不了被知识精英所漠视，为普通民众所遗忘，但中国法治史的伤口，每到寒潮，就会隐隐作痛。

我们听到的是：“没有农业的稳定，就没有社会的稳定”。“没有外来人口的稳定，就没有城市的安宁”。我仰望星空，向这些人发问：人难道仅仅是社会稳定的工具？人本身难道就不能是目的？人的幸福与快乐难道就不能是制定法律的依据。我要说，没有所有人的自由、平等与快乐，这个社会既使很稳定，又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要平等，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警察还是乞丐、总理还是百姓；我要自由，我要能在自己的国家随便走动，而不至于在半夜被查暂住证的嘈杂惊醒；我要快乐，要画画，要唱歌，要工作，要爱情。我要让所有国家的法律，都以自由与平等的名义制定。

什么是宪政，自近代以来，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只要宪法没有把人民当做人；只要这个宪法不重视人民的声音。如果恶法废除，都要以生命为代价，那这是法治不能承受之重。人权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重在它重视每一个普通的百性。

荆楚大地，出过很多的烈士、将军，平凡的你，本没有料到自己会青史留名，你只是想到城市的冷眼里、别人的屋檐下去寻找自己的梦，却没有料到，就是因为你没有暂住证，只是因为你“顶了嘴”，人的膨胀的魔性就可置你于死地。没有制约的权力，就会变成恐怖和暴力，就可以杀人。你以死为代价，当了恶法的原告，成了“值得纪念的人”。

为了我的姐妹弟兄不再被无端地盘查，人在他乡，就象在自己的家里一样，无须对这个世界以怯生生的眼光打量；为了共和国不再留下新的耻辱，新的伤痛；为了本来就属于我们的自由、平等：

愿自由伴我，法护民主人权。

愿宪行天下，人民幸福安宁。

2005年2月14日

参考材料：

《孙志刚：以生命镌刻墓志》，《新闻周刊》，2003年12月22日。

《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南方都市报》，2003年04月25日。

附：《孙志刚墓志铭》的文字是这样的：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湖北黄冈；

二零零一年：武汉科技学院染美本科毕业；

二零零三年二月：就职于广州某公司任美术平面设计师；

同年三月十七日：因无暂住证被非法收容；

同年三月二十日：死亡，终年二十七岁；

同年四月十八日：经法医鉴定其系遭毒打致死；

同年四月二十五日：《南方都市报》发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

同年四至六月：孙志刚的悲剧引起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通过互联网及报刊杂志各媒体，民众呼吁严惩凶手、要求违宪审查；

同年六月五日：广州当地法院开庭审理孙志刚案；

同年六月二十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公布；

同年八月一日：一九八二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

《墓志铭》最下方还有两行字：

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

值得纪念的人——孙志刚。

在孙志刚的墓碑上，还有着这样两段话：

“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

“人之死，有轻于鸿毛者，亦有重于泰山者，志刚君生前亦有大志，不想竟以生命之代价，换取恶法之终结，其死虽难言为舍身取义，然于国于民于法，均可比重于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