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孙志刚还活在人世，他已37岁，已过而立快要不惑，已娶妻生子，已展开自己想要的生活。如果他生有儿子，他父亲很久之前就已经替他取名“诚意”。如果他的诺言得到兑现，他和他的家庭都已经应验那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劝勉。如果这些如果都已成真，那么孙志刚或许只是13亿普通中国人中间的一个，他过着自己没有波澜的生活，我们的目光尽可以被更多热闹所占据，并不知道他到底是谁。
我们唯愿孙志刚就是那个平凡甚至平庸的大学毕业生、外出务工者，唯愿他不为天下人所识，只要他仍然在这世上，仍然能享有自己的喜好，看顾自己的亲人。那样的话，这个惨烈的符号便如没有投入石子的池塘，没有痕迹，没有声响，甚至不显现任何内容。他就像今天千千万万个兄弟一样，锋芒内敛，恬淡地生活在我们中间。生命最初是被赋予，然后是自我的赋予，它的底线就是安然自持，有尊严，无彷徨。历史从来都不是虚构的著作，它的每一次惊叹都将拿代价换取。可在这世界上，没有东西可以和生命等价交换。
直到今天，不少人仍不能流畅地重读十年前关于孙志刚的媒体报道，每一次回顾都会被泪水或哽咽打断。他的死亡，便如同我们的死亡，他无意识，而我们未免仍想到亲人将如何号哭，友朋将如何伤恸。击打在他身体上的拳脚，每一下都如同落在我们的肌肉和灵魂之上，当他反抗，当他哀嚎，我们未免想到那便是我们。在一种制度化了的假定之下，受苦难的主角可以是任何人，你也不会必然是一个例外。我们可以去诅咒人性的幽暗，去怨恨那些丧尽天良的打手，但在他们背后仍然是看不到却感受得到的厚实支撑。若恶法仍在，一切都将理直气壮，即便是对生命的践踏，即便是对权利的戕害，都会被视为理所当然。
孙志刚死了，恶法被废，这样一次交换到底值不值当？“儿子死了，打工者却赢得了尊严和自由”，他的亲人可以这样自我安抚，我们却不能残忍地表示认同。我们必须大声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不值当。在孙志刚死亡之前的若干时日，收容遣送制度已经被持久质疑。流浪者之死惊不醒麻木已久的神经，大学生之死的标签却能够引发舆论的义愤。博士上书，学者建议，恶法废止，有人盛赞其为良性互动，有人遗憾其未及深层。恶法若恶，则当废已久，废之是应然之举，无需一条人命去启动善政流程。废恶法值得欢迎，不妨盛赞，公民殒命却不必作为砝码去掂量。
法废法立，也就是法治视域中的改革。当改不当改，许多时候缺的是决断，而不是机会。志于改革，则无时不是改革的时机。于改革而言，最被诟病的往往是滞后，而不是超前。打捞沉默的声音，一时为众人赞。其实声音原本响在那里，分贝的数值也并不低，若充耳做未闻之状，即便晨钟暮鼓山崩海啸也未必能让人惊醒。待声音衰减之后，再去做打捞的姿态，即便引来连声叫好，其于事又有何补？唐福珍的抗拆迁自焚，赵作海的陈年冤狱，舆论在一遍遍发问，他（她）会不会成为第N个“孙志刚”？户籍改革，异地高考，谁会成为其中的又一个“孙志刚”？都不必再拿孙志刚当作比拟，因为一切意义都不会超过生命的意义。
“今天，已经没有几个年轻人知道孙志刚。”这是孙志刚的弟弟向媒体表达的痛切，十年的确已经太久。孙志刚，中国公民，在广州就业的大学生，仅仅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收容，被遣送，被毒打，于2003年3月20日被非法剥夺生命，时年27岁。其墓志铭曰：“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请铭记孙志刚，谨以生命之名。请铭记孙志刚，仅因你我不愿不能重蹈孙志刚的梦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