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大学生孙志刚离开人世两年了。没来得及成家立业，没来得及生儿育女，没来得及恩养父母，没来得及报效祖国。仅仅因为忘记携带人民政府颁发的暂住证，他就把大好的光阴和锦绣的前程，通通断送在收容站的监房里。套用一句老掉牙的官话，孙志刚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受了党和人民多年的教育和培养，刚刚开始为革命工作，还一事无成，他凭什么就那样匆匆走了？

我不知道在他短短的一生中，经历过多少生命的欢乐，但我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曾经加倍地饱尝了生命的痛苦，这痛苦象大山一样沉重（不然怎么叫“执法如山”呢），直达生命的极限。

在与合法权力和非法暴力不期而遇的那几天，在承受惨痛的毒打和折磨的那一夜，可怜的孙志刚，他提前预支了后半生所有的痛苦，提前告别了后半生所有的喜乐。在他弥留之际，也许他曾经这样告慰自己：“人生百味，人间百态，已经与我无缘了，但终于见到了某些神圣之物的丑陋原形，终于领教了人权的卑微和官权的霸道，我这一生，也算没白活了。”他永远弄不明白的是，那一纸拿钱就可以买到的暂住证，那一纸藉以标明异乡人身份的暂住证，那一纸让“流动人口”必须缴纳额外费用的暂住证，它的分量怎么就那么大，它所代表的权力和利益，竟然能使一个年轻鲜活、朝气蓬勃的生命，立刻就变得奄奄一息？

孙志刚离开了他“暂住”的人间，到达了永恒的天国。

孙志刚之死发生在“盛世”的峥嵘岁月中，如果没有南方都市报，如果没有稍稍游离于主旋律边缘的互联网络，孙志刚的故事，也就差点埋没在盛世的光辉之中了。感谢孙志刚，感谢那些关注孙志刚之死的人们。孙志刚没有白死，他以生命为代价，证明了收容遣送制度的丑恶，证明了公民在本国“神圣领土”上“暂住”的荒谬。孙志刚之死铁证如山，他所证明的丑恶和荒谬，就连当初发明了收容站和暂住证的人也无法否认。

孙志刚的故事让我想起印度的圣雄甘地。当年轻的甘地律师在南非工作时，十分乐于为人们划分身份等级的南非当局制定了一项法律，要求所有的亚裔居民必须办理一种特别的身份证。这样一来，在南非，黑人有黑人的证件，亚裔有亚裔的证件，在政府看来，这是天大的好事，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有利于对不同类别的人口区别对待、加强管理（当然，白人不必办理任何特别的身份证件）。南非政府规定必须限期办证，否则法不容情，一律收容到监牢里去。老实的华裔都乖乖地办证了，但甘地号召南非的印度裔居民拒绝办证，他领着一帮人众前往监狱，声称依法自愿服刑，但绝不办证。这些自愿坐牢的不法之徒越来越多，都赖在监狱里轰也轰不走，而南非的警察又毕竟不敢把这些人打死，于是，南非各地的监狱人满为患。政府被迫谈判，结果，恶法终于不能付诸执行。从那以后，甘地把“非暴力”、“不合作”的运动又从南非搬到了印度祖国，成就了一番伟大的事业。

如果南非的警察（或警察授意的同监人犯）把拒绝办理歧视性身份证的圣雄甘地打死了，也许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历史、现代印度的历史都将改写。孙志刚毕竟不是甘地，他没有拒绝办理暂住证，他更不敢号召别人同他一起和平抗法，他的致命错误以及他的英雄壮举，只不过是没有随身携带那张表明他应该受到某些歧视的暂住证。他绝不会英勇到要用自愿坐牢来要挟警察，是警察以收容和毒打来惩罚他。甘地不怕坐牢，他没死，孙志刚害怕收容，他死了，好在结局是类似的，一部在南非和中国不能称之为“良法”的法规终止了，虽然中国的暂住证还没有取消，但收容站已经换成了救助站。一个人的历史和一个制度的历史，就这样改写了。

也许很多很多年以后，当暂住证成为文物，当收容站成为古迹，当孙志刚同龄人的子孙的子孙读到孙志刚的故事，当他们面对文物古迹去领略中华的古老文明，他们或许会嘲笑他们的祖先：这是些怎么样愚昧和野蛮的祖先啊，竟然不可思议地发明了收容站和暂住证这样的东西来折腾人？那样一来，在我们子孙的子孙们眼中，中国数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也免不了会蒙羞受耻。可是，离孙志刚之死才两年，我们这些不肖的祖先却没有资格嘲笑任何人，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受过收容的和没有受过收容的、在本国暂住过和没有暂住过的人，都是这一事件的当事人。

孙志刚之死带来的进步是有限的。而由一个年轻人的非正常死亡所带来的进步，是不是那么牢靠，也还令人怀疑。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今天中国人的政治身份和社会身份，依然是按照户口、人事档案、政治面貌等等名目来分类的，如果这些分类与本应人人平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有关，那么，被排斥于某种分类之外便意味着某些宪法权利与正当利益的丧失。在孙志刚之后，即使我们已不必因某种不当的身份分类而赴死，但我们仍需对那些将一部分公民打入另册的任何法规保持警惕。

因为孙志刚的悲剧凝聚和放大了中国数亿“流动人口”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也因为孙志刚的悲剧改变了中国数亿“流动人口”的前途和命运，所以，当某些不合理的陋规恶法死亡腐朽之后，孙志刚的名字将永垂不朽。

谨以此文祭告我的湖北老乡孙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