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诛少正卯之事，在《史记》和先秦文献里均有记载，事实应确凿无疑。但是，后世儒生出于对孔子圣人形象的维护，否认这一事实。朱熹认为，最早记述此事的《荀子》只是孤证，不足为凭；因为成书早于《荀子》的《左传》、《国语》、《论语》、《孟子》等，都没有提到这件事，而且《左传》、《国语》往往对孔子有所诬罔，也不提此事，可见历史上没有孔子诛杀少正卯的事。

其实，说“《荀子》是诛卯记载唯一来源”的观点也未必可信。因为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先秦文献已经支离破碎、残缺不全，再经汉儒加工整理，有些史事也会人为地消失或扭曲。尽管如此，《尹文子》、《孔子家语》等典籍所吐露的信息，也与朱熹的论断背道而驰。《孔子家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尽管它被宋儒怀疑为伪书，但其中所保存的原始材料，经过专家学者的考证和出土竹简的印证，表明它比较准确、可信。

对待历史人物，应该保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公正地看待。即便是圣人，也要一分为二地审视，不应站在为尊者讳的立场上，以“春秋笔法”进行描述，对其优点无限拔高，对其过错轻描淡写，甚至不予承认。实际上，荀子是当时儒家代表人物，绝不会杜撰“诛卯”的故事，戏说或抹黑孔子。《孔子家语》是孔门自家的著述，记载“诛卯”事件，其实是出于正面宣传，彰显孔子继承和发扬了“圣人治奸”的精神。只是如此“治奸”，过于血腥，并不仁慈，以至于后儒不敢面对。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孔子是理直气壮地诛杀少正卯的。这一公案，《孔子家语》做了较为的详细报道：

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有喜色。仲由问曰：“由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乐以贵下人乎？”于是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为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乙、子产诛史何，是此七子，皆异世而同诛者，以七子异世而同恶，故不可赦也。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上述报道反映，孔子当上鲁国司寇，履行宰相职权，第七天就把少正卯杀了，并曝尸示众。子贡颇为困惑，对老师这么做提出了质疑。孔子向学生做出了解释，认为少正卯是“五恶”兼备的坏人，连盗贼都不如，被杀头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在谈话中，孔子对少正卯作出严厉指控，认定他犯有八条罪过。

孔子罗列的八条罪名，可以分为前五条和后三条。前五条是：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所谓心逆而险，是指心怀不轨，心地险恶；行僻而坚，是指行为邪僻而坚定；言伪而辩，是指言论错误而又雄辩；记丑而博，是广泛记录怪异之事；顺泽而非，说的是把错误的东西解释得头头是道。后三条是：撮徒成党，饰褒荣众，反是独立。后三条是前五条的延伸，也就是在前五条的基础上，可能产生三种后果。

不难看出，除了行僻而坚，其他四条都属于思想或言论问题。实际上，前五条罪名都是孔子想当然的指控，当事人并没有构成真正的犯罪。人家没有造反闹事，凭什么说人家心逆而险？人家行僻而坚，这是他的个性，也没有招惹别人，何以有罪？人家善于雄辩，那是他的本事，即使他的言论是错误，也有表达的权利和自由，岂能因此定罪？人家广泛记录怪异之事，未必是无中生有，也未必伤风败俗，何罪之有？指责人家把错误的东西解释得头头是道，首先是自以为是，先入为主地认定人家是错误的，真理越辩越明晰，谁是谁非，不可以争辩？！后三条属于政治问题，看起来很严重，其实也站不住脚。“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说明他富有思想或人格魅力，能够吸引众多弟子或信徒聚集到身边；你孔丘身边不也有三千弟子么，怎么就不允许别人聚徒成群？“其谈说足以饰褒荣众”，说明人家言谈学说富有真知灼见，要不然何以让众人信服？群众的眼睛是雪亮，谁对谁错，他们心里也有数；只要不搞邪教或刻意洗脑，拥有多少粉丝（信徒），都不是罪过。“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这是基于一种推测，意思就是说人家团队强大了，可能搞独立王国，对抗国家政权；实际上，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只是因为有这种可能性而治罪，未免过于武断和荒谬。依此类推，男人的性器官有可能引发强奸或乱伦，为了防患于未然，岂不要把天下男人都变成太监？！

综上所述，孔子的指控大都是想当然的，少正卯的罪名大都是莫须有的。孔子之所以以这种方式处置少正卯，关键在于他手中掌握了权力。在荀子笔下，少正卯是一个鲁国大夫；在《孔子家语》里，少正卯是一个鲁国“闻人”（知名人士）。不管他是大夫，还是闻人，在鲁国司寇兼代理宰相孔丘面前，他绝对处于弱势地位。权力的神通非常广大，谁拥有绝对权力，谁就获得绝对优势。相对少正卯而言，孔子首先拥有政治上优势，他可以代表鲁国当局，行使镇压权力；其次拥有话语上优势，他掌握了话语权，认定自己所提倡或信奉的东西都是绝对真理，凡是自己不认可的东西，都可以划定为“伪”和“非”；再次拥有道德上优势，由于自身位高权重，便可以君子或圣人自居，以为自己在道德上完美无缺，凡是自己看不顺眼的人，都可以视为巧言令色、心地险恶的小人。孔子处于这样的优势，诛杀处于弱势的少正卯，就只是小菜一碟而已。

关于“诛卯”的动因，也存在不同的说法。主要有出于公心之说，认为孔子是出于公心，为了维护鲁国公室政权的稳定而打击少正卯，因为少正卯的思想言论或行动危及鲁国政局。当局为了主要历来也有不同争议。也有出于私心之说，认为孔子与少正卯存在利益竞争：他俩都开办私学，招收学生；少正卯善于讲学，多次把孔子的学生吸引过去听讲，严重影响了孔门的生源和经济收益，引起孔子不高兴。所以，孔子一旦掌权，便假公济私把少正卯办了。前一种说法，表明孔子是君子；后一种说法，表明孔子是小人。不过，从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有喜色”来看，他也是一个喜形于色的常人，并非宠辱不惊的圣人，“诛卯”的动因未必不是公私兼顾。

不管动机如何，孔子就这样把少正卯办了。可以想见，少正卯当时有口难辩，倍感冤屈，无奈胳膊扭不过大腿，只能引颈就戮。如果说“诛卯”事件只是一个个案，或者说是一次偶然事件，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顶多是错杀一个人而已。非常遗憾的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孔丘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几乎所有当权者都像他那样“办人”。在孔丘之前，就有不少“圣人治奸”的案例，如“殷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乙”。孔丘列举这些事例，也表明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依照惯例办事而已。在孔丘之后，历代当权者无不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或某种目的，随时可以用思想或言论定罪“办人”。让孔丘汗颜的是，后世当权者手段更为严酷，有过之而无不及。秦始皇算是大手笔，创造了大规模“焚书坑儒”的先例，但没有登峰造极。明清两代，“文字狱”在中华大地搞得如火如荼，因“文字狱”而丧命的人数远远超过秦朝的“坑儒”。近世，“反右”、“文革”等运动，也秉承了先辈的传统，将无数知识精英打成“右派”或“反革命分子”，给国家和民众带来巨大的灾难。

作为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是崇尚“仁义”的，强调“仁者爱人”。但是，孔子及后儒一旦入仕掌握权力，却往往奉行专制思维，结果导致苛政或暴政。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儒家思想的核心是“礼治”，维护绝对的君臣关系和等级秩序。毫无疑义，“礼治”文化包含很多反人性的因素。

首先是缺乏自由精神，不尊重人的自由和权利。民众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和基本权利被忽视，只许他们规规矩矩，而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只许他们绝对愚忠、盲目服从，而不许他们自由思想、自由表达；普天之下，独尊一种思想，只要一种声音。

其次是缺乏法治思维，不按法律规则处理问题。法治思维主要依据法律来进行合法与非法、有罪与无罪的判断和思考，保障人权、体现公平正义都是法治思维应有之义；而儒家偏好道德思维，以简单的善恶标准来解决社会问题，往往以思想言论定罪、以道德杀人。

第三是缺乏政治智慧，不容许异己或异议存在。孔子虽然强调“君子和而不同”，但是在政治实践中，由于权力的单一性和排他性，导致当权者极端专断，既不能包容政敌或持不同政见者，也不能公开进行博弈，更不能和平共处。在“非此即彼”、“非敌即友”的理念之下，中国政治文化极不发达，政治生态极不文明，朝廷和官场无时无刻不充斥着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结果是“有者为王，败者为冠”。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有一句名言：“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西方哲人能够如此尊重和捍卫人的自由和权利，为西方走向宪政文明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东方圣人以思想言论定罪、以道德杀人，为东方长久实行专制统治树立了成功的典范，甚至在古代司法实践中，官员居然依照孔圣人的言论来审判案件。毫无疑义，宪政文明给西方带来了思想自由、科技进步和政治清明。而儒家的“礼治”究竟给中国带有了什么，以往的历史已经摆在那里，这里不想多说。

时至今日，东方圣人的衣钵在中华大地得到很好的传承。抱着“悠悠万事，稳定至上”的宗旨，官方依然对人们的思想和言论进行禁锢，谁若触及敏感话题，有可能遭到修理。民间也不例外，有人尽管没有权势，但是他们俨然占据道德制高点，并握有绝对真正，动辄指责他人是“汉奸”、“洋奴”、“卖国贼”，寄希望于某个强人摆平一切。看来，法治思维、法治理性和法治生态离我们还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