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子与《周易》的关系，传世文献记载只有三条。《论语·述尔》：“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此关键词“易”，《鲁论》作“亦”。若如此，孔子与《周易》就没有关系。《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太史公曰：盖孔子晚而喜《易》。”与前条意思相同。一“喜”字，说明孔子晚年研究《周易》之痴迷痴情，以及深造自得之心灵愉悦。但“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句义模糊，是否意指今本《易传》中《序卦》《彖传》《系辞》《象传》《说卦》《文言》，尚不能确认。

因此，这三条文献，可以说明孔子研究过《周易》，作过《易传》，但同时也存在疑问。虽然汉至唐学者对孔子与《周易》的关系是肯定的，但从宋代起质疑进而否定孔子与《周易》关系的声音一直不断。肯定和否定两派长期争议，一直不能达成定论，由此形成一千多年的“孔子与《易》关系”学术公案。

马王堆帛书《易传》的出土，打破这种僵局，终于解决了这个公案。帛书《要》篇记载了孔子和子贡关于《周易》的一段对话，兹摘录如下：

夫子老而好《易》。子贡曰：“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予非安其用也，予乐其辞也。”子贡曰：“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奇于人也，而可乎？”子贡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粱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这段孔子师徒的对话非常重要，传达如下信息：其一，《论语》所言孔子晚年“学《易》”，实际上是“好《易》”，喜好《周易》，爱好《周易》，这与《史记》所言“喜《易》”是一致的。孔子言自己“学《易》”，是自谦之词，为孔子平和主观心态的表达。而《史记》和《要》的“喜《易》”“好《易》”是外人的记载，是他者眼中的客观描述。其二，孔子弟子子贡以前没有见过孔子研读《周易》，认为孔子研读《周易》学习筮占，违反他的儒家思想，故责难孔子。孔子耐心向子贡讲明，他精通筮占，不过现在不研究筮占，而是喜欢《周易》的卦爻辞。以前读《周易》研究筮占，和现在喜欢研读《周易》卦爻辞，二者并不矛盾。

由此我们推测，孔子一生当有两个阶段学习《周易》、应用《周易》：

其一，四十六岁之前的青壮年时期，孔子研读《周易》，学习应用筮占。子贡何年拜师孔子，文献没有明确记载。按子贡小孔子三十一岁，依照古代一般十五岁拜师学习的常情，可以推算孔子在四十六岁时收徒子贡。从四十六岁到孔子“晚年”这段时间，子贡没有见过孔子读过《周易》，没有见过孔子筮占。那么，孔子读《周易》进行筮占，只能在其四十六岁之前的青壮年时期了。孔子与当时的史官等人一样，认为《周易》的性质为筮占之书，读《周易》即学习筮占，运用筮占。

其二，五十六岁以后，孔子又开始研读《周易》，发现《周易》全新价值，从卦爻辞中观出德义，创立新易学，确立“天命”观。孔子从五十一至五十六岁之间，先后作中都宰，为司寇，为大司寇，由大司寇摄行相事，可谓官运亨通。但好运也到此为止。齐国离间之计的成功，被鲁君的冷落弃用，迫使孔子开始周游列国，寻求新的政治机遇。从五十六起至六十岁的五年间，孔子辛苦奔波，先后适卫、居卫、去卫、过曹、适宋、适郑、适陈、居陈、去陈、复适卫、居卫、适晋未果、返卫、复如陈、居陈，虽受礼遇，但一直不得各国任用，可谓碰壁连连、挫折不断。孔子汲汲以求的政治抱负始终不得实现，其心情之困惑、焦虑、苦闷可想而知。政治机遇为何如此难逢，孔子迫切需要解答。筮占之书的《周易》自然又一次进入孔子视野。在不断阅读过程中，已经定型的儒家义理之“成见”很快引导孔子致思转向一新方向，而偏离《周易》筮占的传统定位。此新方向，即孔子从《周易》卦爻辞中“观”出“德义”，开辟以发挥“蓍之德”“卦之德”和“爻之义”为核心的新易学领域。

由此，孔子创立易学新形态。此新易学，一方面继承旧易学的筮占，不抛弃“占”，同时又超越筮占，追求“不占”，穷理尽性而至于命，从而形成“天命”观。该天命观认为，天赋予人两种命，一为气命，一为性命。贫富、贵贱、寿夭、穷达、顺逆的人生际遇，属于气命，为外在生命，由气数之天所决定，人只可听之任之，而不可改变；此外在气命，可以推算预知，故讲求“占”。道德生命、文化生命为性命，为人的本质生命，为内在生命，本于形而上之天，或曰天道，成于自修；此内在性命，成与不成在我，只要笃实修养，即可达成，不可测知，也不需要预知，故讲求“不占”。一个人的气命和性命，皆源于天，皆为天命。对此两层内涵的天命，人应该清楚地认知和了悟。

以这种新易学和“天命”观，孔子在气命方面，推算出自己的政治仕途已经结束，政治机遇不复存在；在性命方面，对自己的道德生命、文化生命达到新的自觉，对自己弘道的文化使命、历史使命更为清醒，更为自信。故在由陈适晋未果时，孔子坦然曰：“命也夫。”在去曹适宋之途遇桓魋欲施害时，孔子傲然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可见孔子在将近六十岁时，对“天命”已有清楚的了解、深刻的领悟，精神已经达升清明的新境界。孔子六十三岁时，问颜回为何其道不行，颜回认为：孔子是否修道、修到何种程度，是孔子是否觉悟形上天命、是否悟解内在性命、是否自我实现性命、自我性命是否圆满之事，一言以蔽之，是性命之事。孔子之道是否获得当权者认同、是否获得施行，是现实当权者各种政治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孔子之外、孔子不可掌控的外部力量，一言以蔽之，是气命之事。以孔子敏锐如烛的洞察力、精义入神的自省力以及笃实充沛的生命力，现实气命之困局，不但不能限制性命之生长，相反更能豁显形上之明德，更快达成圆满之性命。孔子对颜回的回答欣然称许，表明孔子自己已经处于“知天命”、超越气命、达成性命的生命形态和精神境界中。而孔子七十岁以后回顾生命历程所言的“五十而知天命”，更明确说明他五十六岁以后、接近六十岁时，已经通过学习《周易》应用《周易》，而“知天命”。

总之，通过出土易学文献，我们可了解孔子一生经历两个性质不同的研习《周易》阶段，由青壮年时期的学习筮占，而提升达至晚年的观其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