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取孔子的象征意义，也就是把孔子看作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我认为，孔子及他所开创的儒家学派，其思想之于当代人类，可以呈现出多维度的启示性价值。对此，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因此仍有谈论的必要。本文仅就其中的一个有限的角度，谈谈在当代技术社会条件下，儒家思想所能够显示出来的某种值得正视的积极意义。这里只谈两个方面：一是孔子代表的儒家所秉持的“天人合一”理念，对于今天人类面临的危机具有价值；二是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人文价值，对于科学理性的盲区具有弥补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人们的生存方式已被现代技术彻底“格式化”了，以至于难以找到未被技术“污染”的生活样态。从历史的长时段看，这首先是西方现代化带来的一个后果。马克思就曾说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第一次把生产变成了科学的应用。而这种应用，只有通过技术才是可能的。”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揭示，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内在地蕴含着这样一条因果链条：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社会革命。作为科学的外化或物化的形态，技术已然变成现代人的生存方式本身，其深刻性和广泛性不言而喻。
然而，现代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为人类能动地改造自然提供了亘古未有的强大力量，从而释放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也使人类遭遇了空前的危机，带来了“全球性问题”，以至于把人类抛入了严峻的生存困境。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现代技术“把人类从地球上连根拔起”。如此一来，人又何以能够“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在深度和广度上对人类生存样态的深刻改变，其革命性超乎人的想象。现代科学作为理性的典型的文化形态，本质上带有戡天役物的取向，它体现的以人克天的姿态。今天人类所遭遇的生态失衡、环境恶化、能源短缺、淡水资源匮乏等一系列难题，从文化上说，归根到底都不过是现代技术借全球化而变成整个人类同世界打交道的基本方式所致。在21世纪这短短的一百年，若要走出危机、摆脱困境，就需要回眸并借鉴儒家思想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来重建现代技术。
举个例子来说。早在两千五百多年以前，由工匠李冰组织修建的都江堰工程，堪称中国古典技术的典范，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人的睿智。它在保证生态平衡的前提下，给人类带来了福祉，实现了人与大自然的“双赢”。这同西方文化的那种征服自然的取向大异其趣。按照东汉许慎《说文》的诠释：“儒，柔也”。儒家思想蕴含着一种柔性的智慧，它拒绝对大自然采取一种占有和攫取的姿态，而是以人道顺应天道为其基本旨归。当然，这个“柔”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同儒家相比，道家固然有基本上的异质性，但在最高境界上彼此也有一致之处，由此也可以反过来窥见儒家的“天人合一”之境界。老子谓“为无为而无不为”。他所说的“无为”并非不作为，而只是“因其固然”“依乎天理”而已。正因此，方能“无不为”，方能“治大国若烹小鲜”。此亦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这正是“柔弱胜刚强”的道理。儒家对“天道”的敬畏蕴含着类似的致思取向。“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核心、最本质、最突出的标志。
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科学只能告诉我们“是什么”，但无法告诉我们“应该是什么”。后者的答案必须有另一个来源。这意味着科学只能解决可能性问题，但无从解决正当性问题。自然科学及其外化形态亦即技术，不能构成人的活动的充分理由，人的实践除了科学所提供的可能性尺度之外，还需要另一个尺度亦即价值的尺度的规范。科学知识把握的是“自然律”，它给出了“我能够做什么”的理由和根据，但它不能给出“我应该做什么”的答案，这需要另外一个来源提供。一个人在作出选择时，如果只是考虑可能性而遗忘了正当性的话，就无法事先避免这种选择所带来的后果在道德上的恶。在这方面，历史上的教训极其深刻。
应该承认，随着科学技术在现代化进程中所显示出来的巨大作用，科学主义思潮也日益变得强盛。在此背景下，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而只能面对的紧迫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科学是“知识形态上的生产力”，是“潜在的生产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创造出空前丰饶的物质财富，这个事实充分应验了培根提出的那个著名的口号，即所谓“知识就是力量”。这在客观上鼓励了科学主义的偏至，也就是把科学看作人类掌握世界的唯一可能的方式来加以肯定和推崇，从而使理性精神变成了带有强烈排他性的独断尺度。
然而，科学并不是万能的。事实上，科学技术越发达，对于人文价值的自觉捍卫也就变得越加紧迫和重要。如果说科学技术就像一个高马力的引擎，那么人文价值则像控制这个引擎的舵轮。舵轮一旦失灵，引擎的马力越大，它带来的危害也就有可能越严重。在这个意义上，人文价值对科学技术具有不可或缺的规范作用。孟子有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今天的人们面对种种危机和困境，需要足够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正所谓“防患于未然”。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思想，其根本旨趣在于成就人的道德人格。在儒家那里，“学”的归宿在于道德，也就是“学做人”而已。据《论语·子张》记载，孔子弟子子夏曰：“君子学以致其道”。此所谓“道”不是指自然界的规律，而是指做人之道。“道德”亦即得道，德者得也。一个人只有按照做人之道去生存，方能成为一个“君子”。《大学》一上来就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句话是定调子的，非常重要。“大学”乃是通往“至善”的路径，它只有到达“至善”的境界才能停下来。显然，“学”被引向了“善”的目的。
在孔子看来，唯有“仁”才是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内在理由所在，所以他认为“为仁由己”，又谓“我欲仁，斯仁至矣”。这意味着对于人而言，道德具有自足性，它属于人的本然之性、固然之理、当然之则，拿孟子的话说就是“非外烁我也，人固有之”者。诚如唐代韩愈所言：“足乎己而无待于外者之谓德”。显然，孔子学说捍卫的是一种道德价值，它代表的是一种人文精神。在一个被科学技术统治的时代，离开了人文价值的“矫正”作用，离开了人文精神的涵养工夫，现代人就无从找到“我是谁？”“我从何而来？”“我又向何处去？”之类根本问题的恰当答案。一个在精神上无家可归的游子，是无法安心立命的。孔子代表的儒家思想，能够在某种意义上弥补当代人所缺失的那个意义世界，为人们回归精神家园提供一条可能的路径。
诚然，在今天，人们既不能也不应在原生态意义上复制或再现儒家传统，而只能在经过现代性的洗礼这一新的历史基点上，批判地借鉴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思想蕴含的生存智慧，来回应当下所面临的症结和挑战。复古是没有出路的，但这并不排斥我们可以从古代遗产中汲取仍具生命力的精华，在摆脱现代性困境和当代生存危机时获得某种深刻启迪。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