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歌”是我国独特的一种歌唱形式。“弦”是指琴瑟类丝弦乐器，在弦乐器的伴奏下歌唱即为“弦歌”。《周礼·春官·小师》说：“小师掌教鼓鼗、柷、敔、埙、箫、管、弦、歌。”郑玄注：“弦，谓琴瑟也。歌，依咏诗也。”贾公彦疏曰：“工歌诗，依琴瑟而咏之。”就是说宫廷乐工歌唱诗篇是在琴瑟的伴奏下进行，是之谓弦歌。《礼记·文王世子》曰：“春诵夏弦。”郑玄注：“诵谓歌乐也，弦谓以丝播诗。”弦歌又是一种诗乐文化的传播形态。

依琴瑟而咏歌有着古老的传统，据《尚书·益稷》：“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说的就是舜的乐官夔在祭祖仪式上指挥音乐，其中就有在琴瑟伴奏下的歌唱。而舜本人，在《孔子家语》和《礼记·乐记》中都有自弹五弦琴歌唱《南风》之诗的记载，可视为个人咏唱弦歌之祖。虽然以上二书出自先秦和西汉，纸质文献所述尚未获得考古证实，但至少表明在先秦和汉代人的心目中，弦歌的历史从远古就开始了。丝弦弹奏悠扬婉转、韵味深厚，比其他乐器更适于配合歌唱的声腔；再加上我国古代但凡唱歌多有伴奏，故一旦琴瑟出现，必然会成为古人歌唱配器的首选，进而形成独特的弦歌形式。可以说自上古以来，弦歌之声代代相传，不绝于耳，诚如宋代音乐史家朱长文在《琴史》中所说：“古人歌则必弦之，弦则必歌之。”

春秋战国时期，弦歌传统经过孔子的实践又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光大。孔子不仅是伟大的教育家，也是杰出的音乐家，在弹琴和歌唱两方面都下过很大的功夫，造诣极深。据《孔子家语》记载，孔子曾向鲁国乐官师襄学琴，一首曲子苦练数十日，直到得其神髓方肯罢休，令师襄子也不得不佩服。在歌唱方面，他听到别人唱得好，就要请求再唱，自己跟着学：“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论语·述而》）孔子既精通琴艺，又喜爱唱歌，常常用弦歌来表达心意，施行教化，如《论语·阳货》记述：“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孺悲去向孔子学礼，但拜见的方式不合礼数，孔子称病不见，却又鼓瑟而歌让其听到，使之自行反思为何遭拒。这是孔子启发式教育的一个范例，他用弦歌为媒介给孺悲上了有关礼仪的第一堂课。

在孔子的生活中，无论讲学还是出行，都是琴不离身，弹琴唱歌是一种常态，《论语》中就有很多相关记录。即便是在周游列国长达14年的颠簸奔波之途，哪怕身处困厄危险，孔子依然能镇定自若，援琴而歌，留下一些传世的佳话。《庄子·秋水》中写道：“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这是孔子周游之初在宋国匡城因误会而被匡人围困了5日，情势危殆，孔子却并不着急，只是日日弦歌，终使匡人消除误会而解围。后又在前往楚国的途中被陈蔡两国派军队围困在路上，“绝粮七日，外无所通，藜羹不充，从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讲诵，弦歌不衰”（《孔子家语》）。7日无食，只能以少量野菜充饥，身边弟子都病倒了，孔子还能照样振奋精神讲经诵诗，弹弦歌唱，毫不衰竭。孔子也自己创作琴歌，据蔡邕《琴操》所录，就有《将归操》《龟山操》《猗兰操》等为孔子所作。

孔子的弦歌为中国文化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对于《诗经》的整理和编定。孔子生于“礼坏乐崩”之际，诸侯无视礼乐规范，典正的雅乐不受待见，“郑卫之音”则风靡于世，正统的乐歌很多已被随意篡改。志在维护礼乐尊严的孔子对此深恶痛绝，明确表示“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货》）。于是重新审音协律，校准乐调，同时甄别篇章，修正文字，使其恢复本来面貌。在他周游列国的尾声，这项工作得以完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

经孔子正乐后编定的乐歌共305篇，起初就叫《诗三百》，汉代成了儒家经典，才被叫做《诗经》。司马迁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整理后的《诗三百》对古代乐歌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表现形式也进行了改变，剥离了礼乐程式中的舞蹈表演和众多的杂器伴奏，而成为纯以琴瑟单独伴奏的“弦歌”。孔子虽然志在复礼，但周礼时代已一去不返，且以一己之力的个人行为整理乐歌，不可能组织需要很多人参与的舞蹈和乐队，就只能采用自己擅长的弦琴来做配合，这也恰好符合“歌诗，依琴瑟而咏之”的古义。

孔子编定《诗经》，虽不能挽礼坏乐崩的狂澜于既倒，但有了《诗三百》的面世，“礼乐自此可得而述”（《史记·孔子世家》）。晚年的孔子心无旁骛地将余生精力倾注于教育实践，“诗教”是其最为重视的教学内容，“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而弦歌则是重要的教学手段。孔子的弦歌“诗教”传统在弟子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子游做武城宰，就教民遵道守礼，把地方治理得十分祥和，境内遍闻弦歌之声；子夏也曾“弹琴以歌先王之道”（《琴史》）。子游和子夏后来都继承了孔子的教育事业，将儒家文化代代相传，其中也必然包括弦歌文化。直到今天，以弦伴歌依然是人们喜爱的音乐形式，独具中国特色的古琴艺术在无数音乐人的努力下，正将传统的弦歌文化焕发出新的时代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