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若生，愿你拥有不朽的爱；你若死，愿你拥有不朽的名。
——题记
前言
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一场深层的伦理危机。无论是从经济层面上，还是从社会结构层面上，以及从日常生活与道德层面上，中国社会所表观出来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个伦理问题。社会表观上，是贫富差距巨大，是贪污腐败无处不在，是食品安全危机，是生态环境破坏，是日常道德沦丧；更深层的，是社会伦理的普遍崩溃。韩寒说，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逻辑，一种叫中国的逻辑。所谓“中国的逻辑”，用执政党的话说，叫“中国特色”。一个“中国特色”包涵了所有社会失范与失序的全部注解。我这里不想谈政治，但要谈到中国的文艺复兴，必须从政治谈起。西方的文艺复兴，正是人权对神权的反抗而掀开了人类历史上新的一页。目前，在中国，如果真正要谈到所谓的复兴，同样也需要一场人权对极权的反抗。人权与神权、人权与极权的关系问题，本质上是伦理问题。所以欧洲的文艺复兴，首先是从新的伦理学和美学的建立开始。中国的文艺复兴，也需要新的伦理学和美学。
执政的伦理：从“稳定压倒一切”到“人压倒一切”
什么样的伦理学才是新的伦理学？可以说，以“人”为中心的伦理学，就是新的伦理学。旧的伦理学，不是以“人”为中心的伦理学，而是以“权”为中心的伦理学。李慎之说，在极权时代，“权力的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中国社会现在是后权极时代，虽然社会比以往有些许的进步，但权力的中心地位仍然没有改变。在巨大的经济成就下，许多问题被很好地掩盖。但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各种社会危机与冲突同时凸显。巨大的贫富差距，巨大的官民矛盾，巨大的生态破坏，巨大的食品安全危机，一个小小的事件即演发一场群体性冲突，整个社会冲满了戾气。
在此生态环境下，“稳定”成了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但“稳定”并不是一成不变。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并不介意冲突的存在。相反，小范围内的冲突，可以使执政党学会自我修正。极权体制没有自我修正的功能。后极权社会比极权体制向前进了一步，执政党相对开明。但如果因为害怕冲突的存在而过份强调“稳定”，就会走入中国历史的怪圈。“稳定压倒一切”这个执政伦理，成为既得利益集团要挟整个执政党的最佳武器。“稳定压倒一切”，也意味着压倒了一切“人权”、“财产权”，与中世纪欧洲的“神权压倒一切”属于同一伦理。
事实上，中世纪的欧洲并不黑暗。中世纪的欧洲同样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正是因为经济的巨大成功，使得“人”得以从“自然环境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所谓“黑暗的中世纪”，正是“人”从“自然环境的枷锁”中挣脱出来后，发现“人身上还套着神权的枷锁”，从而引发了“人权”对“神权”的反抗。
30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功。30年后，中国“人”同样从“自然环境的枷锁”中挣脱出来。同样，中国“人”发现“身上还套着极权的枷锁”。但中国“人”并没有如欧洲“人”一样，开始“人权”对“极权”的反抗。因为，同属底层的中国“人”，与权力的拥有者一样，有个最大公约数，即“社会稳定”。历史上中国的老百姓，不被逼到死路，不会自觉起来反抗。
“稳定压倒一切”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原理提出而且大行其道，并逐渐成为既得利益集团要挟执政党乃至国民的工具。“维稳”变成了“维腐”。一个社会共识，一个社会最大公约数，异化为一种工具，最终异化为执政党的一种基本执政伦理。“人”被彻底消灭。这也是任建宇被劳教，无罪释放后，劳教所拒不认错的深层原因。由于“稳定压倒一切”，这两年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公安局、检察院、精神病院、劳教所等公权机关肆意践踏人权的例子屡见不鲜。
如果执政的伦理从“稳定压倒一切”到“人压倒一切”又如何？执政的伦理一切从人的价值、人的需要、人的尊重和人的情感出发，我们的社会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执政党会否能自行纠偏？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先了解幸福的定义，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以及知晓幸福的伦理。
幸福的伦理：从“比较得来的幸福”到“人完成与完善自我的幸福”
现阶段，中国的权贵和有钱人，除了豪车、美女和性派对之外，还没有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中国有句古话，叫“不患贫只患不均”。这句话有个容易被忽略的潜台词，即“比较”。所谓“不均”，前提是“比较”，是由“比较”而得来。
的确，不患贫，只患不均。中国现阶段的基尼系数，事实上已经超过0.6。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很多社会学家过分强化了中国的贫富差距，并认为是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并为此总结出了所谓的社会“仇富”心理。其实，“仇富”不过是既得利益集团捏造并安装在国民身上的一个癔想词。没有一个国民真正仇富，他们仇的，是为富不仁，是“仇腐”。
化解贫富差距带来的危机，一条是向富人征税，一条是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向富人征税，直接劫富济贫，是一条立竿见影的效果。例如征遗产税，多套房房产税。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一方面是保障穷人的基本权力，另一方面，消弱富人在穷人面前的“比较优势”，一定程度上弱化整个社会对金钱的崇拜，重估财富的意义。
所谓“比较优势”，可归结为个体心理动力学范畴，我们经常用而不自觉。所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看着别人如何如何，自己就心安理得等等。对社会个体而言，“比较优势”通常发挥极积作用。但对社会群体而言，“比较优势”通常发挥消积作用。例如现在经常冲激大众神经的“炫官”、 “炫富”。
为什么会“炫官”、“炫富”？这就是幸福定义中的个体心理动力学中的“比较优势”。 “炫官”、“炫富”可带来强大的心理满足感。现阶段中国并没有完善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如果你是穷人，你可能会穷死，甚至逃不脱“自然环境的束缚”这最低一级的人权。正因为如此，结果就强化了这种“比较优势”带来的满足感，强化了金钱的价值地位。因为在现阶段的中国，如果你没有钱，你会死得很惨。
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相对完善。特别是西欧小国，社会对个体的关怀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从摇篮到坟墓。因此瑞典、挪威、瑞士等国执政党的社会清廉度最高。为什么？从个体心理动力学来分析，由于穷人也能有基本的保障，只要你勤劳，都能过上体面的生活，使得通过“违法”来占有财富的心理动力大打折扣，幸福定义中的“比较优势”同样也大打折扣。
完善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一定程度上能清除一个社会中的贪污腐败。因为它能使贪污腐败的成本大于“比较优势”得来的满足。如果人的幸福不能通过“比较优势”来获得，就会回到正确的轨道，即“人的自由，人的解放，人的自我完成与完善”。人能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并成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幸福。
人如何能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并完成和完善自己？我们还是回到西方的文艺复兴。西方的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为什么起源于佛罗伦萨而不是其它地方？这与一个叫美第奇的家族相关。美国作家保罗·斯特拉森把美第奇家族称作文艺复兴的教父，因为这个家族资助了诸如马萨乔、波提切利、达·芬奇、拉菲尔、米开朗琪罗、提香等诸多文艺复兴的先驱。伽利略甚至将他新发现的木星的四颗卫星命名为美第奇星。现阶段中国富人的私人会所里，还只有性派对、洋酒和公章。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的身影还未出现。
美学的原理：从“秩序”到“力量”
我在《极权主义美学及其原理》一文中揭示了极权主义美学对结构与秩序的迷恋。结构与秩序是美学的基本原理。但极权主义对结构与秩序的迷恋，在于其主观的设置。如果这种设置符合人性和自然规律，极权的代理人就成为好的统治者，制造所谓的“开元盛世”。但很不幸的是，极权的设置往往依赖极权代理人的喜好。因此，这种美学的设置多数情况下违反人性和违反自然规律。远者如黄巢的大齐国，近者如红色高棉。这就是制度之恶，体制之恶。
如果幸福的伦理基于“人的自由，人的解放，人的自我完成与完善”，美学的原理就有可能发生从“秩序”到“力量”的转变。文艺复兴的先驱们正是通过展现“人”的力量而开始了对“神”的反抗。力量与结构成为这一时期的美学先驱。人的自由，人的解放，人的自我完成与完善，追求的不过是人的力量的完全与完美展示和释放。
中国现阶段的美学，强调的是秩序而不是力量。这与“稳定压倒一切”的执政伦理相关。执政党害怕一切有力量的东西。一个外表强大的集团，其实内心脆弱不堪。这也是为什么一点小事演发为群体事件的原因之一。下级官员对事件的处理，往往上纲上线，加以扩大化导致最终付出更大的成本。因此，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仍是极权主义两张最后的遮羞布。国家主义美学和民族主义美学由此而诞生，一些政治投机商，假以文学和艺术的名义，在极权主义的庇护下，赚得盘满钵满，如鱼得水。
真正的蕴含力量的美学还无法诞生。我关注艺术世界由来已久。很少能看到充满力量和感动的作品。中国要来一场文艺复兴，需得深研西方的文艺复兴之路。
美学的伦理：从“力量”到“爱”
为什么我们没有充满力量的作品？因为我们没有爱。我们整个社会都没有爱。我们整个中国都没有爱。我们只有秩序。
你若生，愿你拥有不朽的爱；你若死，愿你拥有不朽的名。没有爱，就不可能有什么复兴。这些年，我涉猎广泛，从小说、诗歌、绘画、音乐、摄影、装置、书法，到行为艺术，都很少能看到充满力量、让人感动的作品。缺乏力量，缺乏爱，是现代作品的通病。绘画、书法等所谓的艺术市场却异常火爆。一个国际三流国内二流的所谓名家的画，动则以百万计。艺术市场的虚假繁荣同时也催生了一些有艺术天才的绘画者急功近利，以至于从一个潜在的艺术天才沦落为一个为金钱打工的奴隶式工匠。无论是国画、油画、水彩、水粉或漆画，“匠气”是我观察当今国内艺术界特别是绘画界作品时的最大感受。我了解到山东、江苏等民间有一些用羽毛或丝绸或其它材料编织的精工细刻的绘画作品，都出自民间的一些名工巧匠之手。但这些精美绝伦的作品，除了个别传世之作，其它的都只能称之为工艺品。艺术品和工艺品的区别在于，工艺品的核心是严格的秩序与工序，“秩序”是它的美学原理，因此易于复制。艺术品倾注了创作者的创造与力量，或观念或爱意或人生哲学，“力量”或“力量的表达”是它的美学原理，因此不易被复制。
莫言2012年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品《蛙》，是一部残酷的作品。我没有读下去。我们的写作者擅于揭示残酷的事物却又同时缺乏温暖与爱意。也有一些主旋律的写者，从体制的角度而不是从人性的角度为作品设置温暖的装置。他们只是政治投机商而不是真正的写者。是权权的乞食者。如果不明白幸福的伦理，我们的写作者可能还只会从事物表观和人性表层去描写体制之恶和人性之恶，不会发现人性的温暖，哪怕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人性的五光十色让我迷恋。“力量”与“爱”是它最光华的部分。再看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它们之所以能成为古今中外的经典，是因为人类有共通的情感。我一直都喜欢和欣赏原创性作品，追求所谓的“原点”写作。古今中外那些常常被人记起的作家、诗人、哲学家、画家、音乐家，无一不是因为他们存在于某个“原点”而让人无法掠过。我经常在无书所读时，除了去看中国的先秦古籍，就去看波德莱尔和凡高等人的作品。先秦古籍我读不懂的时候更多，但看凡高和波德莱尔之类人，他们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爱”与“力量”，人性的光辉，常把我照耀。
复兴之路：从“伦理重建”到“信仰重建”
历史是大智慧。前些天我研究历史，吓了一跳。从历史的角度而言，五千年中华历史，没有哪一个统治集团是把国民财产转移到国外，除了现在！我们现在所谓的精英，还有没有历史责任感？
现在统治集团经常谈论的是中华复兴、民族复兴，你连最起码的历史责任感都没有了，谈什么复兴？作为个人，我并不反对移民。移民是个人的选择。人人都希望有好的生活，好的环境。我身边好多同事，好多朋友，有条件的都把小孩移民了。因为国内太不适宜生存了！统治集团中有多大比例移民，转移国民财产多少多少万亿，大家可以翻墙上网查得到。在这里我不想谈政治，免得文章写了连网上都发不出。
在这里我想谈谈复兴之路。
有人说，中国现在除了钱什么都缺。缺良心缺道德，缺诚信缺同情心，缺安全缺保障。其实中国现在最根本的，是缺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畏惧，没有畏惧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中国现阶段社会所面临的危机，本质上是伦理与信仰危机。重建伦理，需从重建信仰开始。
重建伦理学，需重建“以人为中心的伦理学”而不是“以权为中心的伦理学”。重建信仰，同样需重建“以爱为中心的信仰”而不是“以权为中心的信仰”。我在《极权主义美学及其原理》一文中揭示，极权主义从最初的“善”，走向最终的“恶”，在于极权主义的信仰本质上是一种“以权为中心的信仰”，最大的象征和易于理解的是，极权的代理人要或企图“设置”或“安排”他人的生活。波尔布特被抓的那一刻，其实也只是一个平凡的老人。
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重重。寻找最大社会公约数，最理想的公约数，不是“社会稳定”，也不是“民族主义”，更不是“爱国主义”。“社会稳定”、“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目前最重要的三大社会公约数，但不是最有效、最理想的社会公约数。2003年，我在《潜在的革命：不安全感和寻找认同感》一文中指出，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成员普遍感到安全感缺失，个体的认同感就会产生偏离，革命的种子就容易萌发。这个时候，所谓的“社会稳定”、“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三大社会公约数就会瓦解。中国就会再次进入“革命—稳定（改朝换代）—再革命”的历史怪圈。
如何重建信仰？到中国历史中寻找。中国自古有“天、地、国、亲、师”的信仰，以及“仁、义、礼、智、信”的伦理。到现在，农村每过春节，还要在神堂上用红纸写上“天地国亲师”位或摆上写有“天地国亲师”位的神牌。以前在家，每年春节都是我执笔写了贴上去，而且年年要换。所谓“天地国亲师”，通俗地说就是敬天敬地敬祖。我从小就接受这种信仰的熏陶，哪怕现在在城市里安了家，没地方供神位牌了，但心中的信仰依然在，老家依然会供。现在的人，不怕天不怕地，做了坏事也不怕祖宗来怪罪，为了钱，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了。至于“仁、义、礼、智、信”，更加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但到历史中寻找并不是全盘接受，更不是要复古。西方的文艺复兴，事实上也是打着复兴古希腊文化的旗号，吸取其中的自由、理性精神，来反抗教会的神权。中华民族要复兴，同样不是要复古，而是要吸取古代先秦文化中“敬天畏地”、“仁爱”、“礼让”、“诚信”等优良传统，来拯救我们日益沦陷的社会道德，反抗“极权”对“人”的压制。
去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如何为我们的信仰重新装脏？》，指出我们的信仰已被空壳化，需要重新装脏。有兴趣的各位可以找来读一读。这里不想再谈了。
尾声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文艺复兴？这是一个宏大的历史主题。本来要一本书说完的话题，我一篇五千字左右的文章就说完了。肯定说不清楚。但我希望有历史责任感的权贵和精英都来思考这个问题。但我们现在的所谓精英，你们的历史责任感哪里去了？现在这个社会，好像有钱人才是精英，有权人才是精英。没有钱，没有权就会被人瞧不起。但现在的有钱人和有权人在干什么？转移财产，欺压百姓……？新加坡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先生去年写了一本书，叫《保卫社会》，对中国社会剖析相当到位。新加坡模式一直为中国执政党所青睐，作为新权威主义国家保守主义阵营里的学者，郑永年先生因此在中国也颇得高层捧场。但即使是新加坡这个新权威主义国家，抛开她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不说，她也正朝更加开放的社会步伐迈进。
2012年12月5日午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