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约瑟福维奇·康拉德（Н. И. Конрад，1891—1970）是俄罗斯著名的东方学家、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12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师从著名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他曾经担任俄罗斯奥廖尔国立大学校长、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和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等职务，主要研究领域涉及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学。康拉德曾两次荣获列宁勋章和劳动红旗勋章，1972年被追授苏联国家奖。康拉德在东西方历史文化比较的基础上，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互通书信，探讨东西方文明的共性和特殊性问题。康拉德提出的“文艺复兴是世界历史现象”“东方文艺复兴肇始于中国”“人文主义是中国文艺复兴的思想源泉”“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等著名论断，深刻影响了俄罗斯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知。康拉德的东方文艺复兴观主要体现在他的东方学经典著述《西方和东方》（1966）中。
文艺复兴是世界历史现象
康拉德认为，文艺复兴是世界历史现象，并非为欧洲和意大利所专属，它是人类文化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阶段所固有的现象。文艺复兴运动通常始于历史悠久的国家，然后向其他国家蔓延。在远东，中国的文艺复兴引发了朝鲜和日本的文艺复兴现象。中东和外高加索地区在印度—伊朗—中亚文艺复兴的影响下出现了相同的现象。在欧洲亦是如此，文艺复兴由意大利扩散到西欧、中欧和东欧各国，甚至还深入外高加索国家，在亚美尼亚的文化中就出现了东西方文艺复兴元素的交汇现象。
文艺复兴是世界历史运动，在不同地区的起止时间各不相同。从世界文艺复兴的发展历史年表来看，这一历史进程始于8世纪的中国，继而是9世纪的中亚、伊朗和印度西北部，随后是13世纪的意大利。世界文艺复兴运动最后止于17世纪的英国和日本。8—17世纪，文艺复兴的浪潮曾席卷整个欧亚大陆。
康拉德的观点和论断给欧洲中心论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因为它们印证了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是“继发的”或“迟发的”。但是，康拉德的观点得到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支持。汤因比奉行文明形态史观，倡导“文明的多元与一体”，两位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康拉德在《古老的东方学及其新任务》（1965）一文中指出，“没有一开始就进步的民族，也没有一开始就落后的民族。在东西方民族的发展历史上都曾存在快速前进和缓慢发展的时期，甚至完全停滞导致暂时落后的情况。任何人都无权认为本民族是优越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民族”。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指出，欧洲中心论源自“欧洲中心的错觉和东方不变的错觉”，以及对历史统一性的误解。这种观点基于这样一种假定：“只有西方文明一条河流，所有其他河流要么是它的支流，要么就是消失在沙漠里的内陆河。”汤因比强调，文明没有孰优孰劣，没有哪种文明可以自傲或轻视其他文明。
两位同时代的大家于1967年1月25日至1970年9月16日（康拉德于1970年9月30日去世）互通了15封信函，这些珍贵的信函被收录在康拉德的《未发表的作品和书信集》（1996）中。汤因比最早是通过苏联的《新世界》期刊（1966年第10期）上刊登的一篇《西方和东方》书评了解康拉德的。康拉德提出的文艺复兴现象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文艺复兴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等问题，引起了汤因比思想上的共鸣。他在给康拉德的信中写道：“通过《新世界》的书评，我真切地感受到，我遇到了一位思想高尚的批评家。如果书评忠实地再现了您的观点，即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相同的现象可能独立出现，例如文艺复兴，我是同意您的看法的。”
东方文艺复兴肇始于中国
康拉德指出：“文艺复兴不仅发生在西方，也发生在东方，而且首先出现在中国，其发展水平并不逊于西方。”在世界文明史框架下，他通过研究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等唐宋文学家、思想家的学说，形成了自己的中国文艺复兴观。其主要论点反映在《论文艺复兴时代》《史学中的中世纪》《韩愈与中国文艺复兴的开端》《三位唐代诗人》《中国文艺复兴哲学》等论文中。他指出，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朝代，它远离西方世界，疆域辽阔、国力强盛。8世纪下半叶安史之乱爆发后，古文运动开始出现，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演变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想潮流。唐宋古文运动不仅是一场文学革命，而且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开端。
康拉德将韩愈视为中国文艺复兴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并透过人文主义的棱镜研究其创作活动。他在《韩愈与中国文艺复兴的开端》（1957）一文中指出：“韩愈一切论断的原点是人。人性的基础是‘仁’，仁爱的本质是社会性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人在“复古”的旗帜下赋予中国哲学、美学、文学、艺术等以新的生命。在《三位唐代诗人》（1960）一文中，他把李白、王维和杜甫尊为中国文艺复兴诗学的先驱，并且精辟地指出：“彼特拉克是西方文艺复兴的第一位诗人。毫无疑问，李白是中国文艺复兴的第一位诗人。因为，在他身上表现出了一种比他人更强烈的爆发力量，一种摧毁一切阻碍自由自在、激情诗歌创作障碍的力量。他与王维和杜甫是中国文艺复兴诗歌最杰出的代表，中国开创了东方文艺复兴时代。”
人文主义是中国文艺复兴的思想源泉
康拉德在《历史意义的注释》（1961）一文中写道：“人文主义是人类几千年来所提出的所有伟大思想中最重要的思想。人文主义思想是人类深刻感知历史经验的结果，是人类对自身和社会认识的结果。”康拉德认为，唐宋古文运动的“复古”比西方文艺复兴的“再生”内涵更加丰富。“复古”一词中的“古”系指孔孟经典哲学兴盛的“中国经典时代”。韩愈提倡古文，其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唐宋古文运动的实质是以复兴古代经典哲学为名行创新之实。在中国没有发生任何典型的复古症状，旧的经典实际上被新的经典所取代了。
康拉德在《韩愈与中国文艺复兴的开端》一文中指出：“韩愈拥有人文主义思想，他和柳宗元在公元8世纪发起的运动是人文主义运动。而公元14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先行者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并不知晓，他们远在中国的同道韩愈和柳宗元已经早于他们六百年走上了其所走的道路。”中国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坚持把人的最高价值作为社会生活、教育和文化的基础。韩愈没有将“仁”列入某种抽象的、纯粹的形而上学范畴，而是将人性具体化为人的社会本性。“仁”即“仁爱”，也就是“人道主义”。“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创造了自己独创的哲学，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并没有创造出一个独创的哲学体系。”
此外，康拉德还指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是基于欧洲史料构建的，它将人类历史上的各种社会形态的发展解释为“从低级向高级”依次更替递进的历史过程。中国的历史进程表明，中国可以跨过资本主义阶段，从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独特的历史发展进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康拉德认为，应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史观审视世界各民族历史发展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他在《论文艺复兴时代》（1965）一文中指出：“文艺复兴问题不再是任何特定国家的历史问题，它已成为世界历史问题。只有通过比较各个地区和国家的文艺复兴现象，才能揭示文艺复兴作为世界历史现象的全部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俄罗斯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21BZS14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