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本文仅供思想交流而非学术交流。
新的哲学需要新的语境。语境长期不变，话语的霸权就长期存在；话语的霸权长期存在，新的哲学就不可能产生。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话语作为霸权长期存在有两个时期，一个是自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时期，一个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社会主义指导理论后的时期。在这两个时期中，中国基本上没有新哲学诞生；而西方，正是在中国这两个话语霸权确立的时候，开始了新哲学的繁荣时代。
话语霸权的存在，使得新哲学诞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说儒家话语霸权的确立只是阻碍了新哲学的诞生和发展，那么在马克思话语霸权确立之后，一切新的哲学在萌芽状态就已经被扼杀。马克思话语霸权确立以后，迎接苏联的是文艺界和哲学界的大清洗；中国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只不过比苏联的清洗事件温和得多。然而不同的是，苏联在大清洗后的霜冻期，仍出现了帕斯捷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中国在张志新被割断喉管和林昭被枪杀之后，多的只是老一辈的认罪书和相互揭发。这其中很值得研究。苏联也有认罪书和相互揭发，但比起中国来却少得多，而且不是主流。作为当时马克思话语霸权阵营的主头目，高尔基晚年也成为霜冻期的一个最后清醒者。中国没有清醒者。中国是等政治老人死后文化大革命才结束。很显然，马克思话语霸权在中国确立之后，儒家话语霸权并未失却领地，中国人可以说生活在儒家话语霸权和马克思话语霸权的双重话语霸权之下。这也是为什么1949年以后中国没有新哲学诞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可以说，马克思话语霸权在中国确立之后，中国经历的是整个严冬而不仅仅是霜冻，郭沫若并没有象高尔基那样最后清醒，他体面地死去；周扬受压之后开始清醒，但最终只能是失语而死。或者周扬才是中国最后一个清醒者。
清醒之后，8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个类似“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各种西方哲学思潮一浪接一浪地侵袭过来，造就了一代愤青。那个时候，读哲学系是很牛的事，谈恋爱的时候，手拿一本萨特的书比拿一朵玫瑰花更有用。然而清醒之后，话语的霸权并没有消失，首先是儒家话语霸权感受到了启蒙运动的威胁，其次是马克思话语霸权也从东欧的巨变感受到了这股颠覆的力量。启蒙运动以学潮为标致在1986年达到一个颠峰，其后在政府的打压下逐渐衰落，1989年以后，曾经蓬勃发展的启蒙运动竟然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整个20世纪末的最后十年间，那些曾经走上街头的愤青都优雅地住进了写字楼。与6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狂飚突进”运动相比，中国的第二次启蒙才刚刚开始就已经收场。为什么？表面上，中国的第二次启蒙运动止于马克思话语霸权，但探究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止于儒家话语霸权，若不然，这次启蒙运动就不会在一夜间消逝得无踪无影。所以有人说89一代是丑陋的，那次启蒙运动也是丑陋的。
回顾发端于新文化运动的“五四”启蒙运动，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上，“五四”启蒙运动才得以在天时、地利、人和之际成功地在中国开启了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时代。可以说，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也就不会有“五四”的成功启蒙。新文化运动要颠覆的正是儒家话语霸权，而“五四”以后的实质，则是马克思话霸权的进驻。中国革命的实质，也变成了两个话语霸权之间的争斗。然而儒家话语霸权根深蒂固，况且马克思被儒化以后，两种话语霸权竟然找到了一个最佳结合点：枪杆子和笔杆子，也就是暴力与谎言的结合。所以新中国老人说了一句话：“《水浒》好，好就好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89一代的启蒙运动，发端于反贪官，后来要反皇帝，当然就行不通了。所以启蒙的失败在情理之中，就算“五四”运动，也只能算是一次不太成功的启蒙，至于成果，远不如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百日维新”丰富。
启蒙运动在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只说明了一个问题：在中国，从来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颠覆传统，也就是儒家文化传统，即儒家话语的霸权地位。即便在新中国，马克思话语霸权的确立，还是在与儒家话语霸权有机结合之后。中国有一个曾经远离儒家话语的霸权时代，即晋魏时代。鲁迅说晋魏时代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但这种文学自觉并没有任何的创造，只是远离、逃避和不合作。而且，他们的武器只是玄谈，没有任何批判的理论，间或有，也不是主流。反观黑暗中世纪西方神学的统治时期，起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却是打着复兴古文化之名，行批判之实，而且矛头直指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神”，把“神”一下子从祭坛上拉下来，以人的名义来进行批判；“神的使者”，被丑化成出卖耶酥的犹大。“神”不再是仰视的神，“人”不再渺小。文艺复兴运动的干将们，高举人性的旗帜，挥舞批判的大刀，把曾经统治他们的神打得一败涂地，最终宣布“上帝死了！”。虽然“上帝死了！”的口信是文艺复兴运动四百年之后才由尼采带到人间，不可归结于文艺复兴运动的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文艺复兴运动，才得以让上帝在四百年后死去。在神的语境到人的语境的转变中，神权与人权一直在斗争，最终是人权的胜出。试想，如果没有文艺复兴时期创设的人的话语，西方能走出黑暗的中世纪吗？而中国，所有的斗争仍在儒家的话语霸权之下，从程朱陆王到新儒家，再到马克思，儒家的语境是个前提和背景。晋魏时期儒家的话语也没有退却，以曹操、司马师为首的统治阶级仍是儒家正统，那个时期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只是远离了当时的语境，而非创造了新的语境，玄谈只是少数清流名士的事。
纵观西方艺术界与哲学界的每一次颠覆运动，都是力举批判的大旗，在批判的颠覆性中一次又一次的前进。中世纪是人权对神权的颠覆，20世纪是人权对资本的颠覆。中国没有人权的语境，因此中国没有任何颠覆性的运动。“百日维新”自不必说，“五四”运动的成功，是得益于“主权”话语而非“人权”话语，而当“主权”确立以后，“主权”的语境也因此确立。在西方，人权对神权的颠覆得益于“资本”话语霸权的确立，“人权”是“资本”的要求，但一旦“资本”把人异化为“单向度的人”之后，“人权”再次向“资本”发难。中国没有出现资本话语霸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送”来的，不是“人权”与“资本”的内在要求，是“主权”的客观需要，与儒家话语霸权无关。显然，“五四”运动由于“主权”的客观需要，到后期已经偏离了新文化运动的初衷。至“主权”确立以后，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已经与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失却了批判的武器，新的语境就不可能产生。没有新的语境，就不会有新的哲学。
所以说，批判是新哲学的开路石。1937年，面对如火如荼的资本主义，在尼采逝世之后哲学界沉寂20年之后，居于德国法兰克福的霍克海默在他主编的《社会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一文，正式宣布了一个新哲学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的诞生，从而整整影响了西方半个世纪，并在20世纪60年代以“狂飚突进”运动达到颠峰。他指出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最大区别在于：传统理论总是把现存社会秩序当作一种既定的事实全盘接受下来，并自觉地为这种社会秩序服务；批判理论总是在自已置身于现存社会秩序之外，对其合法性与公正性进行无情的批判。7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在西方沉寂之后，曾纪影响到80年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但任何西方的思潮到中国的时候，首先必须经过儒家文化的洗礼。只不过这次不同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来到中国，是马克思话语霸权的需要，首先经过的是马克思话语霸权的洗礼，因为马克思话语需要解剖资本主义的“法兰克福刀”。
我把霍克海默所定义的批判理论称作“法兰克福刀”，因为这种刀很有用，不仅可以解剖资本主义，而且还可以解剖社会主义。所不同的是，在西方，“法兰克福刀”创造了极权主义与专制的新的语境，在中国，“法兰克福刀”只用来砍在资本主义身上，造就了一群新左派。我在一篇《揭开新左派面具》的文章中，看到了对中国现行的新左派一针见血的分析。其实所谓的新左派，不过是极权放飞的鹰。他们服务的对象，是极权与专制，并为极权与专制存在的合法性进行求证。新左派与极权一样，是要吃人的。他们为极权与专制求证时的话语，仍是儒家和马克思的话语，儒化后的马克思话语没有了人权的概念。法兰克福刀是“人权”向“资本”发难的工具，西方人在研究全球特别是亚洲的腐败之后，又发现了“人权”与“极权”的冲突。极权主义话语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但还不普遍，仅限于对纳粹和斯大林政治的研究。批判理论在西方衰落以后，在东方找到了用武之地。原来仅限于几个对象的极权主义话语开始占据整个东南亚的社会政治研究。80年代，极权主义话语随着哈耶克热曾试图登陆中国，但最终因李慎之的失语而终止。后来，极权主义话语在中国变异为一种新力量，也就是新左派。90年代，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正面碰撞，在儒家和马克思的语境中，新左派左右逢源。在这场斗争中，自由主义的黯然退场，不仅仅是因为儒家和马克思的双重话语霸权的存在，还在于自由主义自身的软弱性，没有批判的武器和易受集体主义的攻击。
新左派现在占据了整个哲学话语，但他们并未创造任何新的东西。新左派只是极权放飞的鹰。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中，与其说是新左派的胜利，不如说是极权的胜利。“腐败使极权更加稳固”是新左派首先看到的一点，而这一点正成为极权存在的合法性的证据，“没有极权的存在，结果可能会更糟。”这是新左派的结论，所有的改革都必需在极权容忍的限度内才可能成功。所谓的渐进改革和点滴改良的理论，正是新左派送给极权的大餐。批判理论在中国哲学语境的缺失，使得我们没有任何与新左派抗衡的力量。自由主义失败了，保守派也阵地失守，新的哲学无法诞生。新左派习惯用批判西方的方式来医治中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引进了很多数学模型，理论在突进，唯一不变的是语境，话语的霸权在暴力与谎言的庇护下愈久弥坚，五千年来，戏剧的角色在变，曲目和唱腔没有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