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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法兰克福学派由于马克思话语霸权的需要而空降中国的时候，催生了一个以汪晖、甘阳等中青年学者为代表的新左派，并且在90年代与以李慎之、徐友渔老一辈自由主义的争论中脱颖而出。尽管汪晖、甘阳、韩毓海等新左派干将并不承认自己就是自由主义所指的新左派，但他们在理论和观点以及论证方法上的相同之处却有目共睹，使之无法否认他们与法兰克福学派上下游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新左派喝法兰克福学派的奶水长大，以极权打手的身份，在对自由主义的口诛笔伐中成长壮大，在国内新老自由主义相继失语和流放后，找到了全新的舞台。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体制外论战落幕后，经济学领域，以萧灼基、厉以宁为首的体制内寄生学者把新左派的思维方式继续扩大化，并逐步常据了话语权，张五常、胡鞍纲等经济自由派学者的主张仍然只是体制外花瓶。徐友渔说90年代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争论的成果，喧嚣大于学术，攻诘多于宽容。其实不然。90年代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表面上已经结束，但实质上外化为经济学领域的争战。同样，由于新左派服务极权的本质没有变，经济学领域，体制内寄生学者在极权的支持下也成功攫取了经济学领域的话语霸权。

我这样说国内的经济学新左派未必赞同，他们一定与汪晖、崔之元、甘阳一样否认这种指责，但他们关于经济学的知识，与90年代的新左派如出一辙，都是把西方的理论直接横移至中国，都是把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归结为对资本主义问题的诊断，都是以维护极权为最终目的，并在体制内寄生，得到实惠。其实在90年代论战中，自由主义阵营中就有秦晖、何清涟、刘军宁等经济学学者，只是他们每个人所论述的侧重不同，何青涟侧重于对现有经济秩序的批判与反思，秦晖、刘军宁则侧重于对现存社会秩序批判之后的经济学、政治学的自由主义重构，只是他们未与这些体制内寄生学者正面交锋。回顾这场实质上还没有结束的论战，其实是成果颇丰。非经济学新左派（区别于萧灼基、厉以宁等经济学新左派）主要传承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法兰克福学派，但他们并未完全把握法兰克福学派的真谛，他们最多只能算是法兰克福学派干将马尔库赛在中国的代言人，但马尔库赛是不了解中国的，所以朱学勤指出新左派不了解中国的国情。

到底什么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真谛？是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首脑人物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中详尽解说了两者之间的区别与特征。他说，传统理论对现存社会持一种非批判的肯定态度，总是把自己置于现存社会秩序之内，把现存社会秩序当作一种固定不变的既定事实接受下来，从而自觉不自觉地以维护现存社会秩序为己任；批判理论对现存社会性持一种无情批判的否定态度，总是力图站在现存社会秩序之外，拒绝承认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并努力揭示现存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而自觉地以批判现存社会秩序为己任。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真谛，也是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基石，我把它叫做“法兰克福刀”。无论是马尔库赛，抑或是弗洛母，都无不以霍克海默所定义的批判理论为起点，然后运用自己的方法，发展出不同的理论。依据霍克海默的定义，我们不难发现，喝法兰克福学派奶水长大的中国新左派，与西方喝法兰克福学派奶水长大的西方左派不同，中国新左派的理论，竟是彻头彻尾的传统理论！但是有一点必须承认的是：他们的确从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得到了实惠，他们把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直接横移到中国，并且不分青红皂白的把法兰克福刀乱抡一气，使得他们在与自由主义的论战中脱颖而出。

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真谛，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进行社会批判的起点和基石，它首先是一种对现存社会秩序加以拒绝、加以否定和加以批判的态度，失却这块石头，“法兰克福刀”抡得再高（譬如说汪晖标榜自己批判的视野是国际的而非仅仅国内，即后现代批判，暗示自由主义目光短浅），抡得再圆（如甘阳以平民代言人的身份公开指责自由主义为贵族立场），新左派也改变不了自身的鹰犬本质。自由主义的失败，除不为现存极权所容忍的原因之外（例如《方法》被查封和何清涟的出走），还在于自由主义的理论缺乏统一性。一个理论要成熟，必须有完整的命题。依据批判理论，一个完整的批判理论应包括：1、批判的工具（武器）；2、批判的方法；3、批判的对象；4、批判之后的重构。只有解决了这四个命题，批判理论才能称之为完全的理论。马尔库赛和弗洛母分别建设了自己的理论。他们批判的武器是否定的辩证法（异化），批判的方法是心理学和社会学方法，批判的对象是当时的资本主义，批判之后的重构是乌托邦（健全的社会）。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中，朱学勤指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主要分歧之一是批判的对象的不同，即所谓对基本国情的判断不同，“新左派朋友认为中国已经卷进了全球化，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泛滥成灾，主要的抵制对象应该是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入侵，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近代西方左派批判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的丑恶描绘已经成为中国的现实，必须批判这一现实。而自由主义一方则认为，中国并没有进入后现代，也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更远没有卷进全球化，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不是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而是内在的陈旧体制与意识形态”，徐友渔也嘲笑新左派批错了对象，是给瘦子减肥，给婴儿戴避孕套。自由主义的理论或许不是霍克海默所定义的批判理论，但新左派的理论则是完完全全的传统理论。新左派之所以形成一股力量，在于他们也有自己的批判的工具、方法和对象，以及批判之后的重构，汪晖、王彬彬、韩毓海、甘阳、崔之元分别承担着不同的工作。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争论的焦点，是批判之后的重构。新左派认为，在现阶段，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极权存在是必要的和合理的，自由化只会导致弱势群体的更加弱化和民族主义的分裂；新左派在重构自己的经济学理论的时候，是先曲解自由主义，再以平民代言人重构自己的经济学。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在重构上的分歧点，主要是效率与公平的优先争论。新左派标榜自己注重社会平等与公正，指责自由主义一切以效率优先，要为全球经济资本主义化和市场化为越来越严重的腐败买单。新左派在妖魔化自由主义的同时，把自己推向平民大众和民族的立场。而现实社会中真正代表公平与效率的正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才是真正的平民立场，自由主义者最守规则。恪守规则是自由主义重构的前提，所以自由主义的重构都是基于正义与公平的重构，自由主义认为在当前公共权力与公共事务越来越私有化和商品化极权时代，只有严格遵守游戏规则，效率与公平才能兼收并蓄，如秦晖、刘军宁、党国英等。可以说，90年代的那一场争论，正是极权社会中劣币驱逐良币的典型例子。

自由主义的失败在于它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以至于给新左派钻了空子。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所批判的立场、武器、方法和对象以及批判之后的重构没有体系化。或者自由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多元化的体系。过程主义是我这几年自己对中国现存社会秩序进行“法兰克福式”解剖之后独创的一个体系化理论。可以说，按照霍克海默的观点，新左派是一种完完全全的传统理论的话，过程主义则是一种完完全全的批判理论。首先，它有明确的立场面：永远把自己置身于现存体制之外，对现存社会秩序作远距离的观察和审判，对现存社会秩序“大胆存疑，小心求证”。其次，它有自己的批判的武器，即“法兰克福刀”，拒绝承认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对现存社会秩序作无情地批判。再次，它有自己独特的批判方法，即过程主义方法。最后，它有批判之后的重构，即微观社会主义。在理解这个体系之前，我先简单谈谈过程主义的内核。

过程主义的内核为基于“两种能力”和“三种剥夺”理论，全面审视和批判当前宏观社会主义之后重构的微观社会主义理论。两种能力指先天的能力和后天的能力（即本能和潜能），视觉是一种能力，说话也是一种能力，但这两种能力是有区别的，会说话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培养的，是人的一种潜能。所以看见东西是本能，会说话是人的潜能的实现。过程主义认为，人的出生是不完全的，刚出身的婴儿在哲学上只能算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例如狼孩、猪孩的出现），人总是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社会的健全、公正与否，就看它是否最大限度地促进了人的自由，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和完善。在阶级社会中，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总是受到社会的阻碍，即人总是被剥夺。社会对人的剥夺有三种：能力的剥夺、权力的剥夺和成果的剥夺。如砍掉一个人的腿是对行走能力的剥夺，狼孩是说话潜能被剥夺，贫困大学生失学是发展潜能和受教育权力的双重被剥夺，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对工人的成果的剥夺等等。老的马克思主义只是揭示了人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成果的被剥夺（即剩余价值学说），而忽视了人在发展与完善过程中能力和权力的被剥夺。可以说，人的潜能的被剥夺是马克思的一个盲点。

依据过程主义的两种能力和三种剥夺的理论来考查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我把它叫宏观社会主义），就会发现它与过程主义所宣讲的微观社会主义的差别。所谓微观社会主义，简单地说，就是一种以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完善为终极目标，以平民个人主义为理论指导的社会发展理论，它的实质是资本与权利的再分配与微观化，核心是权利的再分配与微观化。在宏观社会主义中，三种剥夺普遍存在，例如失学，下岗，收容，失业，等等。出现这种情况，就有必要对现存社会秩序“大胆存疑”，否定其合法性，用过程主义的方法，“小心求证”，如果某个社会规范有利于人的自由、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与完善，那么这个社会规范就是合理的；如果他不合理，即阻碍了人的自由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与完善，则无情地批判之。关于过程主义的方法，一两句话难以说清。我举个例：法庭上，在求证被告是否是罪犯的时候，求证的时候，按照事件发生的过程的每一个细节，一步一步进行推论的，而不是首先把他作为一个罪犯进行审判。过程主义方法的最明显的特征是注重对细节的剖析。在进行实验研究的时候，结论是前人经验的，实验过程是客观的，实验结果不一定总是要与结论一致。也就是说，结论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过程，如果过程没有错，很可能是结论错了。很多科学的新发现都缘于此。也就是说，过程主义对现存社会秩序持一种批判、不合作、非经验的态度。与新左派对现存社会秩序肯定、接受、极力维护相比，过程主义更接近中国当代的自由主义。过程主义就是要运用过程的方法，对现存社会秩序全新审判。譬如说，收容制。收容制在制定的时候，有没有询问被收容的对象？收容所在收容他人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被收容对象的意愿？还有收容制的起点和依据又是什么？收容的目的又是什么？收容后有没有达到当初定制收容制的初衷等等。所有这些，都要以过程的方法进行审判，然后得出结论。

这仅仅是过程主义对宏观社会主义进行无情审问的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宏观社会主义中，需要无情审问的远不止这些。1964年，马尔库赛写了一本叫做《单向度的人》，副标题为“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依据批判理论，如果写一本“对宏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书，结论又如何呢？新左派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力图“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诊断转化为对国际资本主义的诊断”，结果是自暴其丑，败了马尔库赛的门风。现在，经济学领域和社会学领域，都是新左派的天下，国家政策也越来越向精英倾斜（如在农村经济倒退的时候接二连三地给公务员加薪），社会统治也越来越精英化，结果与新左派所标榜的平民立场越来越远。余世存在《当代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精英的态度》中有精彩的分析。事实上，新左派越是标榜自己代表平民，结果是走得离民众越远；新左派越是标榜自己代表公正，社会越是远离公正，体制内生存已经是新左派的真面目，但他们还是会代表人民，代表民族，并且要人民为他们的代表买单。

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争论，而是审判，“大胆存疑，小心求证”。何清涟在《现代化的陷阱》中论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资本的原始积累时说，虽然她的论述不能改变目前的资本占有的态势，但对这种以权力为手段的资本原始积累，至少应该进行“伦理追问”，以表达一种人道主义情怀。何清涟说，她的旨意不在于对资本原始积累的清算，而在于提醒注意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陷阱。现在，在公共权力和公共事务日益私有化和商品化的今天，有没有必要对“极权主义”进行一次全面的伦理追问呢？自由主义在重构自己的理论的时候，有没有对新左派的重构的置疑？怀疑先于求证，审判先于重构，是过程主义的精神。正如我在《新哲学与批判理论》中所说，新的哲学需要新的语境，批判理论在中国哲学语境的缺失，使得我们没有任何与新左派抗衡的力量。过程主义表明，这样的日子已经不会长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