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只有一只翅膀的天使，只有相互拥抱才能自由飞翔。——题记
近两年，由朗咸平先生《在“国退民进”的盛筵中狂欢的格林柯尔》一文引发的，关于中国改革二十多年成败的反思与争论，从民间到网络再到官方、学术界，一直以来旷持日久。在民间利用网络优势把这场反思和争论公开化之后，官方、学术界感到城池渐失，所以就有了《财经》上皇甫平《改革不可动摇》的坚定论断，2006宏观经济预测春季年会上李稻葵对将利益群体矛盾公开化的批判，以及吴敬琏“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担心一些人利用大众不满情绪否定改革方向的言论。今年两会期间，张维迎更是在抛出“改革受损最大的是领导干部”的惊天大论断之后，又在《经济观察报》发表长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以科学、理性、学术、向前看和超脱的姿态，对来自网络、民间和学术的直觉派来了一次大反扑。文章看上去很美，还搬出了罗尔斯、海克曼等外国经济学大牌镇山，可谓用心良苦。只可惜张维迎所谓的理性、学术、科学和向前看的方法，在他所谓“无知的面纱”下，囵轾于自身利益的驱使，终究无法“超脱”，说了一大堆昏话。特别是他引以为基石的关于革命与改革的经济学定义和“利益补偿”理论，更是漏洞百出。下面，我将以直觉、感性、民间和向后看的方法和困坐之姿，对中国这20多年的改革来一直社会学心理学的大剖析，顺便回答张维迎先生所谓的“利益补偿”理论和关于革命与改革定义的问题（非论述重点）。
文章包括三部分：一、现状；二、策略；三、结论。
一、现状
1.改革合法性地位的丧失和改革共识的彻底破裂。首先说明，我说改革合法性地位的丧失和改革共识的彻底破裂，并不是否定改革的方向，我指的是现状。譬如说铁路改革和石油改革，铁道部和中石油就不能与大众形成共识。铁路有自己的公、检、法，地方公、检、法总是无法管理本地的火车站，结果全国的火车站年年大力整治，年年乱。铁路还有自己的独立核算体系，票价自己说了算，一张春运火车票，比平时贵一倍它还说亏本，更多的还要从黄牛手中购买。你大众要搞乘车购票实名制它说成本应付不过来，但它让乘务员搞那些无所谓的卧铺换个小铁牌就没有成本。去年国际油价大涨，广东闹了2个月的油荒。我在《羊城晚报》上了解到，由于国际油上涨，国家给中石油和中石化的补贴是1000个亿。在广东闹油荒的同期，中国石油出口却急剧增长40%多，利润剧增70%，仅2005年上半年，中石油就完成利润1029.27亿元，占到全部中央企业利润总额的近四分之一（原谅我没时间找更多的资料和提供确切的数据，因本人还得为生计象斯宾诺莎一样磨镜子）。建设银行上市之前，为达到上市标准，国家动用200亿美元外汇充足其资本率，并丢掉了几千亿的坏帐（官方表达为割掉不良资产）。很明显，现在的改革越来越象一场利益的争夺战，中央、地方、企业都参与其中。张维迎说，革命并不一定能增加社会财富，不是帕雷托改进，而改革不同，改革是共同把蛋糕做大，是帕雷托改进。但从这二十多年的改革结果来看，特别是这近十年的改革，帕雷托改进并不主流，主流是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成果的最大限度剥夺与侵占，占绝对多数的弱势群体无法分享改革的大部分成果，甚至直接受损，还要承受改革的全部成本。例如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以贵州、山西等矿产地为代表，企业和老板收益，当地老百姓买单。邓小平说，改革的结果如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贫富分化严重，那我们的改革就是失败的。如果改革的结果与改革的初衷背离，那么改革的合法性地位就要受到质疑。如果改革令绝大多数人相对受损，而只是少部分人受益，并且这少部分人侵占90%以上的改革开放成果，那么改革的共识何在？以2005年为例，社会财富新增总量为13万亿，但工资分配大约只占到1.3万亿（以社科院厉志宁先生2002年统计比，这几年有连续性），而且在这部分工资分配中，公务员占也很大比例。约有90%的财富分配权掌握在掌勺者手中，而掌勺者的权力基本处于弱势群体失控的境地，我们绝大多数老百姓只能把公平和正义寄希望于掌勺者的良心。在法制不完善的情况下（中国法制其实很完善，只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维权成本太大），良心如何保证？
2.普遍的人格分裂与普遍的社会断裂。所谓普遍的人格分裂，是由普遍的道德缺失和普遍的受损感形成。经验表明，在一个有漏洞的游戏规则中，所有的人都会利用游戏规则的漏洞来获取收益而非把主要精力放在对规则的修改上。根据社会学家弗洛母的说法，所有的社会制度都是不健全的，也就说是存在漏洞的。我们没有传统法制社会的遗产，所以我们这个社会制度的漏洞特别大，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回过头来再看这20多年的改革，在对改革的反思与争论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不光是农民、工人强烈地感受到了受损（可恶的MBO啊），领导干部也感到了受损。张维迎也说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利益受损最大的是领导干部，改革必须在尊重既得利益的前提下进行，并且要对利益受损最大的领导干部进行补偿。张维迎说了个大实话。我说张维迎是第二个康晓光，是说他与康晓光一样，看得准，看得真，说得与康晓光一样无耻，一样露骨。普遍的受损感结果导致了普遍的不满情绪。各位扪心自问一句：你没有受损感吗？普通百姓的不满是可以理解和容易见到的，但领导干部的不满情绪却很微妙，他们的不满来自对利益攫取的不满足，因为有人比他攫取的更多。或者干脆就是自己得少了。也就是他的权力贱卖了。《西游记》第98回，唐僧向阿傩和迦叶两位尊者求取真经，两位尊者却向唐僧索要紫金钵做人事不成，传了无字白经。为此孙悟空在如来面前告了一状。如来却说，有一次他众弟子下山为舍卫国赵长者家念经，赵长者给众弟子三斗三升黄金，他还嫌卖贱了。意思是你一个破紫金钵值几何？在这里，我们不妨把不受监督的权力比作真经，那么各大小官员所谓的利益受损就不难理解了。由于普遍的受损感和普遍的不满情绪的存在，社会又没有合法的受损补偿渠道和措施，所以各受损阶层就纷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普遍地抛社会道德与社会公益之不顾，形成了普遍的人格分裂。所谓人格分裂，就是一方面自我内心要求自己和他人遵守道德，一方面自身行动上却往往利用有利条件不遵守道德，长期以来形成一个自我的矛盾体。这种矛盾体现象已经浸透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总要求他人遵守秩序，但一旦我们有条件不遵守秩序且不用承担违反秩序的责任时，我们就会践踏任何秩序。这就是无处不在的腐败和无处不在的黑工厂。普遍的人格分裂结果导致了普遍的社会断裂。因为每个人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不同，形成对社会资源占有的断层，而社会资源占有的断层形成了差异巨大的利益集团，形成一个断面的社会结构。结果在改革的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相互之间巨大的利益冲突而失去共识，长期累进就形成社会各阶层的断裂与对抗。一直以来，集体上访、农村群体性抗争等事件的不断发生，即是佐证。还有现在所谓的仇腐、仇富、穷人和富人分区居住等论断，都是普遍的社会断裂的外在表征。
3.普遍存在不安全感和普遍缺乏的认同感。两年前，我在《潜在的革命：不安全感和寻找认同感》一文中有详尽论述，在这里我不再重复。我只是强调，两年过去了，我们的安全感并没有很大的增强，相反我们现在是走得越来越不放心，吃得越来越不放心。同时，社会各阶层间认同感的偏离也加大了社会断裂的程度。
4.无道德政治的泛化和赢家通吃的社会格局。去年，我在《流氓政权与无道德政治》一文中，对什么是无道德政治做过解释。一句话，所谓无道德政治就指无道德日常生活化，就是指在我们每一项日常生活中，都存在践踏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的现象，如果这种现象很普遍，那么我们就称之为泛化。我很无奈地说过一句话：“就算火葬场有熟人，死的那一天也可以提前火化。”前面讲过，普遍的人格分裂导致了国人普遍不讲道德，那么在改革的过程中，肆意践踏法则和社会秩序的情况就会普遍存在，而且在这种践踏和破坏的风险和成本都很小而收益很大的情况下，就会助长这种践踏和破坏之风，而且容易形成强强联手而结盟，以获取更大的收益，从而形成赢家通吃的社会格局。所谓赢家通吃，意指只要你在某一个领域里取得优势，那么在其它领域里也会获得比普通大众更多的优势。这里就要谈到精英联盟。四年前，我在《和平革命：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与非正义性考》一文中指出，由于权力精英、资本精英和知识精英三者的结盟，中国改革的所谓第三条道路也行不通。这几年的现状更加应证了我的论断。由于巨大的共同利益的存在，权力、资本、知识三个精英的结盟可以从体制的漏洞中攫取最大限度的利益，形成了目前赢家通吃的社会格局，所以任志强公开叫嚣他只给富人盖房子，所以何祚麻院士面对矿工的遗体说“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所以现在的官员个个都是在职研究生学历。抛却精英联盟结成的刚性体制，就算我们平民大众中处于上端的一部分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感受到超越普通民众的优势，开轿车与走路进同一个陌生的大院受到门卫的待遇都截然不同，银行对不同额度的存款用户也是区别对待。然而赢家通吃的社会格局不应该是一个公平正义社会的常态。
这就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表情与现状。在这张社会表情里，我忽略了两个实体，一是政府，二是弱势群体。政府是社会公器之操执者，要谈弱势群体，就必须谈政府的责任。在我上面分析的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表情里，我们听不到弱者的声音。相反，都是强人在公开表态。其实，一个国家某一时期的社会表情，不是高楼大厦，也不是高涨的GDP，更不莺歌燕舞。一个国家某一时期的社会表情，往往写在这一时期的弱者的脸上。他们不发声，并不代表他们不痛，他们不想发声，他们是大痛无声。
网易做新闻专题的深度报道有好几年了。他们曾做过一个探讨“阿星现象”的专题，里面有一张“小阿星”目睹城管砸乱妈妈西瓜的猜想照片，我想这张猜想照片最能代表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表情：大痛无声。从这张猜想照片，我们可以读到社会中弱者的无奈与反抗，也可以读到社会中强者的专横与跋扈。张维迎强调了革命的破坏性和改革的增量性。看来精英也害怕革命，并且也在力求避免革命。在避免革命这个点上，精英和大众都能找到共识。但在改革的操作过程中，如何避免革命的发生，难道是张维迎所说的对在改革中受损最大的领导干部进行“补偿”吗？
二：策略
1.秦晖底线：权力与责任对等。作为一种通用提法，秦晖底线的内涵包括很多，已经不再局限于秦晖本人的论述。秦暉底线甚至可以笼统地概括为一种超越左与右，超越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超越中国与西方之间，由政府、自由知识分子和精英联盟达成的一系列共识。权力与责任对等只是其中一项对有限政府的共识。我在这里既是讲策略，就必须注重操作性，所以我没有强调更为合适的刘军宁宪政，而只谈其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几年的宪政论战已经在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中日渐式微，而且往宪政头上扣屎盆子显然比驳斥秦晖底线容易得多。有个教授在演讲的时候说，中国现在是一群疯子领导一群傻子。所谓疯子，就是有无限的权力而没有任何责任；所谓傻子，就是没有任何权力而承担所有的责任。也就说，在现阶段的中国，权力与责任强烈不对等。此话虽然偏激，但也揭露了真相。当然，疯子领导傻子并非完全不成功，只要疯子有良心，把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大南街村还是很有可能。但现在的关键是疯子太多。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特别是在这种赢家通吃的丛林法则之下，责任与权力严重不对等的情况就会泛滥成灾。责任与权力对等主要是对各级政府而言，也包括中央政府。事实上，在改革过程中，中央权力过大、责任过小，而地方政府权力太小而责任过大的情况比比皆是。在以往的财税改革过程中，地方与中央相较，总是处于弱势，中央拿大头，地方吃零头，还要为改革成本买单。所以有时候一个事件，也很难怪地方政府不出力。现在搞农村费税改革、农村免费义务教育，中央三令五申，地方政府嗷嗷叫，都不愿意承担责任。你国家教育经费预算排名全世界倒数第三，还不及非洲的刚果和卢旺达，你还有什么理由指责学校乱收费？中央与地方尚且如此，那么地方与地方，地方政府与民众，那就更加强烈地权责不对等。有人说，凭什么北京要花全国人民5000个亿搞南水北调，花全国人民2000个亿办奥运会，还限制全国人民进京，骂非北京人是乡巴佬？全国人民办的北大清华，凭什么你北京人少考100多分还可以上？很显然，与其它地方相比，北京的特权太多。到地方政府与普通民众这一级，那更不是一个级别，普通民众往往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已经被地方政府官员代表了，当家作主了。所以，建立一个权力与责任对等的有限政府是解决当今改革问题的当务之急。即是我下面要说的政府必须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2.引入公共领域和公共产品的话语。政府必须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意味着政府对权力的下放和对公共责任的承担。公共领域和公共产品的话语一直在我国的执政理念中缺失，执政理念更多的是为民作主，为民谋利（能让民作主，让民谋利吗？），管制多于服务。就算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这只看得见的背后之手也一直在取代市场经济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事实上，除关系国事民生的重大事件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背后之手之外，大多数的经济活动都不必要政府这只背后之手。政府的职责只是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产品，通过税收、政策来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改革开放20多年来，由于政府太多的干预，结果是权力之手严重干预了改革成果的分配，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贫富分化最快和贫富分化最大的国家。当政府的背后之手通过权力之手在各级官员的手中异化之后，一起把蛋糕做大的双赢梦想一夜间也土崩瓦解，权力寻租的空间也空前扩大，就形成了张维迎所说的受损补偿说。张维迎说，改革必须在尊重既得利益的前提下进行，否则改革就会出现巨大阻力。为消除改革阻力，所以必须对改革中受损最大的领导干部进行补偿，各项改革措施才能畅通无阻。张维迎说，“不论这种既得利益是法律规定的还是事实上长期被认可的”，都必须尊重。但何为既得利益？既得利益有哪些？既得利益是否合法？谁事实上长期认可了既得利益？张维迎都没有说。张维迎在没有前提或前提非真的命题下，得出了自己的补偿理论。事实上，张维迎已经把政府权力等同于如来佛的真经，不是用来为公众服务普渡众生的，而是用来换黄金的。张维迎说的领导干部受损最大，实际上是说，在这2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领导干部的权力卖贱了。还要卖贵点，所以要补偿。这不能怪张大师，只能怪几十年来中国都没有公共政府的概念，所谓“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什么是公共领域？张大师和各级政府都应该补课。实际上，政府由不得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以后，改革中所谓的公平与效率原则才能充分体现，才能符合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而政府利用税收和财政，在公共领域里对改革的成果进行第二次再分配。秦晖在他的底线说里谈到，他奢望更多的放任自由和更多的国家福利，即更多的权力下放和更多的责任承担，看起来矛盾，其实是相辅相成。赵晓最近撰文也谈到公共空间的介入，并举了香港的例子，其实也是强调服务型政府需要在公共领域里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共服务产品，实现对改革成果的第二次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
3.承认不同的利益共同体与构建合法的利益诉求渠道。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上提出，现在必须承认不同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存在，政府的责任是要创造和疏通多种合法的表达渠道，了解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协调利益关系。“在新的阶段当中，要想更好地推进改革，必须承认不同的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存在，协调利益关系，用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的过程来推进改革。”要通过法律手段界定利益边界，允许不同的利益群体组织起来，相互帮助自我约束，并通过法律的渠道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政府的责任就是要创造和疏通多种表达的合法渠道，了解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协调利益关系，寻求共识，推动和谐社会发展。这是在关于改革的反思与争论中，迄今为止我听过的最悦耳的官方言论，所以完全照搬过来而没有脸红。相比而言，李稻葵对利益群体矛盾公开化做法的批判，以及张维迎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特别是互联网投票的说法，是多么的无耻和无知。我在《潜在的革命：不安全感和寻找认同感》一文中指出，中国的社会分层已经基本形成，并且相对稳定且界面明晰，在发展经济的共同诉求前提下，在具体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已经有很大的不同，甚至相互冲突，政府要营造各种合法的诉求渠道，倾听各个阶层的声音，以重构改革共识。然而现在我们听不到弱势群体的声音，就算是在虚拟的互联网，一些声音也往往被拑制。他们无声不代表没有声音，他们是大痛无声。特别是在权力精英、资本精英、知识精英三者结盟且对普通民众形成一种刚性排斥，各阶层社会地位的转型与变迁成本加大的情况下，合法的表达渠道尤显重要。有好事者统计，一个没有任何背景人，近十年来，仅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奋斗，在权力之路上最多能达到副市长的级别，高干子弟们比一般群众更容易登上权力的宝座，而且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比例是普通民众子女的20倍。也就是说，近十年来，中国社会中的权力结盟越来越具排斥性和刚性，中国社会的权力封闭在前一段时间曾经达到过顶峰。
4.有限的权力开放和机会的平等。作为一扇半遮半掩的权力之门，公务员考试已经被精英和大众认可。通过公务员考试，普通民众的子女也可以挤身政府部门，优先分享改革的成果。然而这不过是有限的权力开放，而且公务员考试的操作黑洞也比较大，除了技术性和专业性强的岗位外，一些非技术性和专业性不强的岗位，暗箱操作也比较普遍。在《公务员法》实施之前，有调查表明技术性公务员和底层公务员升职机会过小，调查结果直接导致了国家对公务员的改级，由原来的15级更改为现在的28级，并增加了专业技术类职位。公务员选拨除公开招考外，还可以直接选聘，即不经过考试而录用。这是以前的做法，现在还沿用下来，可能是为消除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双方妥协而达成的一种全国公务员竞考共识。在这个月召开的两会中，有委员呼吁公务员全国统考，统一改卷，统一划分数线，统一报考，得到了民间的广大支持，不过并未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但这是一条可行之路。当初我们强调改革过程中的平等观念时，并不是指结果的平等，也不是强调起点的平等，而是指机会的平等。这一点正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共识。所以平等的机会比什么都重要，政府为各阶层人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哪怕是起点有所不平等，普通大众都容易接受。所以最近又有人呼吁全国统一高考录取分数线和统一各省高考录取率，获得的支持与很广泛。
三：结论
中国改革已经走到一个历史的拐点。必须对以往20多年来改革进行一次清晰彻底的大反思。改革不应该成为社会权贵与精英联盟对国有资产进行掠夺和对改革成果最大限度攫取的盛筵狂欢。如何让更广大的普通民众共享改革的成果成为今后中国政府进一步改革的重大课题。由于体制的相对滞后和历史的遗留，在中国现实的改革中，改革越来越成为一场全民之间的利益争夺战。在改革的合法性地位丧失和改革共识彻底破裂的境况下，政府有责任重建改革的合法性和重构改革共识。构建权力与责任对等的服务型政府，引入公共领域和公共产品的执政话语，对改革成果进行第二次重新分配，是改革得以进一步深化的前提和基础。在以往2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受损最大的是农民和工人等普通民众而不是领导干部，相反20多年来领导干部一直作为最大既得利益集团而长期存在。在接下来的改革过程中，只有对受损最大的底层加以补偿，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非法利益加以割裂和削损，改革共识的基础才得以牢固。改革的方向性已不容置疑，但改革的技术性已经成为影响改革进一步深化的瓶颈。在改革过程中，应当承认不同的利益集团以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的存在事实。社会各利益集团都应该有自己的代言人。具体的一项改革措施，既得利益集团与利益受损集团都应当有一定的妥协才能得以成功顺利地实施。我们都是只有一只翅膀的天使，只有相互拥抱才能自由飞翔。
然而在实际的技术性操作过程中与既得利益集团的讨价还价并非易事。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在接受《商务周刊》访问时说，今天中国的现实是，资源配置、收入增长机会既不受效率原则，又不受公平原则支配，而是由权力原则决定，权力分配的差距超过市场分配机制的差距，直接导致了地区差和贫富差，必须严格控制市场经济中这只权力之手。在普通民众处于弱势的情况下，作为社会公器之执掌者，政府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如何让穷人活得有尊严，如何让更多的人来分享改革的成果，成为当今政府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20多年，是政府还债的时候了。从今年两会的主题来看，政府已经开始充分认识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从免除农业税，到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再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对今后GDP的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结构的调整，还有关系老百姓生存的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都提出了一些目标。目标鼓舞人心，但要医治20多年改革积累的重病沉疴，开几剂药方是不够的，重症还需猛药，特别是还要有行动，有操作性。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完结，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不同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会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而加剧，改革从当初的双赢梦想变成一场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争夺战，如何平衡各阶层间的利益关系成为今后改革的一项重大课题。我曾指出中国改革须在“对权贵的最小损害和对民众的最大剥夺这个博弈中寻找平衡”，现在所谓的改革开放的拐点，不过是对这个平衡点的不得不的寻求。西方工业革命时期，法国暴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新老势力轮流走上断头台；而与此同时，在英国伦敦，新兴资产阶级与当地封建贵族却达成了妥协。他们在英国伦敦的一个平民窟地区，构建了自己的组织机构，并以60万英镑向英国封建贵族购买了永久的自治权，这就是小伦敦。直到今天，就算英国女皇要去小伦敦，也要先拿起代表权力的拐杖，走到小伦敦的街口，用拐杖敲地三下，然后由小伦敦的市长来询问。如果我们要把改革畅通无阻地深入下去而避免革命，我们也需要这种赎买吗？张维迎所说的理性思考改革，并提出所谓的既得利益受损补偿，是指的这种赎买吗？如果是，那要多少个60万英镑？我们要赎买的正义又在哪里？如果不是，我们又如何在尊重既得利益的前提下改革？
夜深了，作为一个民间的，坐在社会最底层向上观望改革的普通知识分子，我一直在彷徨。在我的脑海时，一副副社会表情闪过：什么时候，穷人也能有尊严地活？什么时候，农民不再流完汗之后再流泪？黑夜里，是否还有人如我一样仰望星空？
2006年3月14日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