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唯本土的，才是国际的。

——写在前面

我一直主张，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视野必须是国际的，视点一定是国内的；如果把国际上一些流行的理论简单地横移至中国，无论是哈耶克或罗尔斯，抑或是吉登斯或哈维尔，结果都只能是南橘而北枳。21世纪中国社会开始转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政界、学界与民间面对过去20年改革开放的结果，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困惑：中国社会为何没有出现如改革开放初期所预计的那样在少数人先富起来的鼓舞下达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为何占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特别是工人和农民并没有从改革中受益或者受益很少？20多年过去了，为何我们梦想的民主与科学还远未实现？改革的话语开始受到政界、学界与民间的质疑，在学界与民间，革命的话语沉默20年之后又重新突现，学界与民间都开始了对过去20年改革的反思与伦理追问：为什么在社会财富成倍增加的同时，却是更多的人陷入相对的贫困？少数先富起来的一群，为什么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是更大的仇恨？中国到底打算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在中国历史的暴力革命与专制回归的宿命中，社会的转型与变迁有没有一条可以避免暴力革命的和平之路？于建嵘指出，如果绝大多数人不能从改革开放中受益或者受益很少，改革的合法性地位就开始丧失，革命的风险就开始加大，执政党不可过高地估计自身对社会的控制能力。现在，无论政界、学界抑或民间，都感觉到了革命这种风险的存在，如河北石家庄爆炸，天津艾滋扎针，南京汤山投毒，大庆工潮，沈阳卧轨，江西农民暴动，广东潮阳市民堵车游行事件，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工潮和暴动虽然都经赎买或镇压平息，但从汤山投毒事件中可以看出国家机器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力还是存在很大缺陷，所以现在无论政界还是民间，以及学术界，都不愿意看到导致社会动乱的暴力革命，力图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和平革命之路。在政界，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命题，企图以发展经济为手段，温水煮青蛙地在政治上实现渐进改革与点滴改良；学界从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与突现开始探讨民主与宪政的可能；民间也开始了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思潮，全社会都在企求寻找一种和平治疗中国社会疾病的第三条道路。西安交大杜彪甚至认为，中国现在正在走的改革与发展之路，正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事实又如何呢？显然杜教授对第三条道还不甚理解，或者说对第三条道路的视点还没有本土化。所谓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一条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条道路在西方提出并在西方社会成功实践，有着不同表述和不同内涵。下面我将分四个方面来探讨中国的第三条道路。

一、第三条道路的起源与不同表述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资本主义社会蓬勃发展，资本主义由自由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型，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各方面的发展与变革突飞猛进，资本主义社会开始进入福利国家和全面民主时期，短暂的辉煌之后，随着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到来，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一种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社会贫富差距极速扩大、民众的受剥夺感和不安全感增强、暴力犯罪与失业充斥整个社会、国家福利不堪重负以及恐怖主义国际化、本国资本外逃加剧和全球生态环境日益遭受破坏而恶化的局面，资本主义世界开始了对自身二次工业化、现代化与信息化的反思，反现代性思潮开始主导资本主义世界；面对困境，美国总统克林顿首先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强调对内减少国家对市场的干预，扩大对教育和高新技术的投入，提高政府效能，缩小财政赤字，对外实行国际干预，挥舞人权大棒，促进世界民主化进程，继续推广“胡萝卜加大棒”的外交策略。这一政策，使得美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中凭借自由市场经济改革一只独秀。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成功引发了欧洲社会的震动和变革，意大利的普罗迪、法国的若斯潘、英国的布莱尔和德国的施罗德等为代表的左翼政党相继上台执政后，都宣称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奉行一种既不同于传统左派，也不同于右翼主流的“新中派”策略，英国首相布莱尔公开打出了第三条道路的旗帜，并亲自撰写了《第三条道路：面向新世纪的新政治》一文，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现任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的吉登斯教授则相继发表了《超越左右》、《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等一系列理论文章，着重对第三条道路进行理论建构和阐述，使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日趋成熟与完善，逐渐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的施政纲领。可以说，第三条道路理论，是资本主义社会为解决资本主义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的不平等和非正义等社会和经济危机，由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首先提出，以英国首相布莱尔为代表的欧洲左翼执政党亲自实践，由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吉登斯等左翼教授建构的一种关于社会发展的新理论或新思潮。关于什么是第三条道路，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表述，有美国模式，也有英国模式，还有德国模式、法国模式、瑞典模式等，每一种模式不尽相同。例如，同样是面对“市场——自由竞争——政府”问题，美国总统小布什主张“具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德国总理布罗德强调“经济效率、社会团结和生态持久”，英国首相布莱尔则主张“自由、民主与相互责任”，都是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而言。但无论第三条道路的表述如何不同，都似乎遵循着以下共同的原则：（1）超越左与右划分，走所谓的中间派道路；（2）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有效平衡，提倡“少一点统治，多一些治理”；（3）责任与权利相平衡的新的社会契约，鼓吹“无责任即无权利”；（4）主张“有限福利国家与有限的自由”，兼顾正义与公平，实行积极的国家福利；（5）重视全球化，提出“新国际主义”，鼓吹“国家没有敌人”，国家唯一的敌人即恐怖主义。与正在重新崛起和反扑的欧洲右翼政党反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极端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相比，有着鲜明差异。2002年，尽管第三条道路开始在欧洲遭受挫折，但它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和在西方社会的主导地位仍不容置疑。

二、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特点

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现阶段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但究竟如何转，转向哪一种型，还是未知之数。但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上作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报告，明确回答了中国不搞西方的民主制，继续实行一党专政，以发展经济为目标，维持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合法地位，为未来至少3至5年中国的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江泽民同志的十六大工作报告，标志中国政府在政治上开始由后极权时代向新专制主义转型，由以往的全面专制转向有限专制。新专制主义主要表现为对私人领域的开放，鼓励全体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在不危及执政党合法地位的情况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强调每个社会成员遵纪守法，不脱离执政党而独立结盟结社，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实现有限的经济自由；强调民族主义与团结，强调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社会稳定，引导民众“正确”看待贫富差距、失业和腐败等社会问题。极权时代的特点是极权把权力延伸到每一个平民的床头和饭桌，严格限定和监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成长、思维方式及其日常生活，后极权时代则适时有限开放平民日常生活，以经济利益为手段，调解和教化每一个社会成员按既定的社会秩序生活和办事。新专制主义与后极权社会的最大区别就是把私人领域从公共领域中分离出来，并且适时开放。例如，中国从性封闭到性开放性自由才走过短短20年时间，而言论与结社自由至今仍是政府的禁忌，这就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离后的区别。在社会发展方面，随着中国不公正与非正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贫富差距继续扩大与恶化，社会正义道德体系开始沦陷，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形成并且日益固化，上层精英对处于社会结构低端的广大工农群众具有强烈的排斥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形成一种新的平民与精英二元对立社会结构。何清涟首先指出了这种社会结构的非正义性与不稳定性，于建嵘则对这种上层精英对广大工农的强排斥性提出了警告，强调对广大工农的过分边缘化有可能导致暴力革命的危险。康晓光也指出上层利益集团必需重新考虑平民大众对剥夺的承受力，指出中国未来变革需在“对权贵的最小损害和对平民大众的最大限度剥夺”这个博弈中求得平衡。王绍光、丁元竹和胡鞍钢三人在对中国外化繁荣经济研究考查后指出，中国社会再次进入了一个不稳定时期，主张更强大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于建嵘则从近年来全国发生的工人抗争与农民暴动的特点与新变化直接阐释了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已经动摇，上层精英集团的强排斥性和边界封闭性加大了其它阶层进入上层核心的成本，广大工农进一步边缘化趋势已无法逆转。经济上，主流媒体和上层利益集团都认为中国已成功实行了“软着陆”，周小川对中国股市的“休克疗法”得到了赞赏和默许，中国经济仍将在更加开放的平台上继续一只独秀。统计表明，从1990至2002年这十三年来，中国经济GDP年平均增长达8%，经济总量从1990年的1.8万亿增加到2002年的13万亿，居民存款也由1990年的6000亿增加到2002年的8.5万亿；与此同时，中国的基尼系数却从1991年的0.282达到了2000年的0458，估计2002年达0.489，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极度不平等国家，基尼系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0.4，而且还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以2000年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年鉴资料，2000年全国工资总额为1.066万亿，占当年经济增长总量8.5万亿的12%左右，中国社科所研究员李志宁估计2002年大致与2000年相当，也是12%左右。除却国家财政开支，也就是说，社会财富每增加1万个亿，只有0.1万个亿的财富分配到平民大众手中，余下的大约0.8万个亿则不知去向。有资料表明，2000至2002年间，中国每年资本外逃达270亿美元以上，三年间外逃资本达1000个亿美金，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委内瑞拉的资本外逃大国。十三年来，中国外逃资本大约2.5万亿人民币。另外，2002年全国居民储蓄达8.5万亿，但1%的权力精英和4%经济精英却占有全国居民储蓄存款的45%，约3.8万亿元，12%的中产阶级占有存款总额中的2.5万亿约30%左右，余下的2万亿则由80%的平民大众不平均地瓜分，还有约3%左右的人存款很少或根本没有存款，仍处在赤贫状态。当然，十三年来外逃的约2.5万亿资金则主要由1%的权力精英在国外的子女亲戚及外逃分子占有。再有，全国银行坏账约3.6万个亿，目前已剥离1.2万个亿，估计还有2.5万个亿左右。这就是整个国家的财富分配与占有态势。所以，何清涟说，计算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只看具体数字，还要看新增社会财富在社会各阶层的分配状态。很显然，在经济上，中国并没有成功实现“软着陆”，还要大刀阔斧地改革，改革的空间也很大。

三、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

杜彪认为，中国现在走的就是第三条道路，放弃计划经济仍不失宏观调控，走市场经济但不放任自流。但第三条道路的内涵远不止这些。在自由主义强调强化市场化机制的时候，新左派却在强调国家干预；在新左派强调改革要注意起点公正的时候，自由主义则呼唤公平自由竞争；在清算20年改革开放的不公正问题上，自由主义责怪“野蛮的脚”束缚了“看不见的手”，新左派则质问“有没有偏离资本主义历史形成而产生的现代社会，或者对现代化具有反思意义的现代过程？”；新左派与自由主义都同时强调社会公正与正义，起点、观点和结论却大不相同。新左派基本上代表了执政党的观点，有限的经济自由在执政党的执政纲领中得到延续，社会稳定仍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那么，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中间，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许纪霖在对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争论的反思中说，他无意于走一条关于超越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第三条道路，他只用罗尔斯的“反思平衡”法，采取“主义”的研究路进，阐明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仅从“主义”的角度出发，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交集”空间，如果把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理论和人物阵营列一个光谱，就会发现他们在理论上有很多模糊的共同点，刘军宁和韩毓海分别处于光谱的两端，汪丁丁、秦晖、甘阳和汪晖则处于光谱中间的位置。许纪霖的一系列反思文章，是我所见关于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最完整的理论论述。许纪霖虽然没有打出第三条道路的旗帜，但他无疑走的是一条超越左与右、超越东方与西方、超越传统与现代的中国的第三条道路。他说，新加坡模式正在我们周围突现，说明了执政党在中国实行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秦晖在为他的书《田园诗与狂想曲》韩文版作序时也表达了自己的第三条道路的主要观点。秦晖说，在“中国目前的‘问题’背景下，我坚持的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肯定的那些价值，而反对那些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否定的价值。至于那些为自由主义所肯定而为社会民主主义所否定的东西（如‘纯粹市场经济’），以及那些为自由主义所否定而为社会民主主义所肯定的东西（如‘过分强大的’工会），则我们中国现在都还没有。等到有了再来选择自己的立场也还不迟。”秦晖认为，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自由太多妨碍了平等”，也不是“平等太多妨碍了自由”，而是我们的自由与平等都太少，两者他都要孜孜追求。他认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间虚构了许多种冲突，如公平与效率、民主与自由、自由与福利等等，他要超越这些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虚构的冲突。在目前国家社会福利还欠缺，自由还不多的情况下，“难道不应该走上一条‘更多的福利国家，更多的自由放任’之路吗？”秦晖一直是我敬佩的自由学者，与许纪霖不同的是，他是从“问题”的路进阐释了他的第三条道路主张。他对所谓的“虚构的冲突”的批判，实际上是警告中国在第三条道路上不要走俄化之路（即权力精英成为反对社会主义的主要势力，这一点马萨诸塞州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在《自上而下的革命》中对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有详尽论述）。如果说，许纪霖的第三条道路是着重国际视野的，秦晖的第三条道路则是着重本土视点的，他们两人都完整地表述了关于中国第三条道路的自己的主张。无论中国的第三条道路表述如何，都必须遵循如下原则：（1）超越左与右划分，包括同一派别内部的左右之分；（2）超越问题与主义、先验与经验；（3）超越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减少虚构的冲突；（4）超越东方与西方，摒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存旧思维；（5）超越传统与现代，视野国际化，视点本土化；（6）国家、社会与公民的新契约，实行更多的国家福利和更多的民主自由；（7）弱势群体中心话语体系，话语中引入人文关怀与正义。离开这些原则，则不是所谓的中国第三条道路，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就会加强。很显然，在经济领域，执政党开始与第三条道路趋同，逐步走向一种新加坡模式；政治上，从纪念82年宪法开始，执政党让学界与民间看到了第三条道路的曙光，但中国社会将何去何从，仍是未知之数。

四、第三条道路的非正义性

全球化与社会历史的演进为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提供了可能。中国社会不可能长久以往地一成不变，共产党在苏联的休克死亡和国民党在台湾的成功蜕变都为中国现在执政的共产党提供了许多的经验和教训，随着革命的风险加大，寻求一种和平革命的第三条道路将成为执政党的必然。否则中国的历史只能在暴力革命与专制回归的宿命中轮回，中华民族将永远无法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执政党与平民大众所都不愿意看到的。秦晖在论及他的第三条道路的时候，警惕中国学界的俄化倾向，论及对中国还远未碰到的问题，建议不要拿它来做改革的绊脚石，要到时候再说。于建嵘也指出，如果工农群众边缘化趋势无法逆转，执政党就要背上“背叛承诺”的风险，暴力革命将在所难免，现在最迫切的任务是开通一条工农群众和平演化的渠道。但在目前社会结构及财富占有态势不可能一日突变的情况下，第三条道路必定会成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三条道路”，与改革开放一样，结果可能与我们当初设想的背道而驰。也就是说，在几千年来的政治坚冰无法打破的情况下，第三条道路只能是学界与民间的单相思，即使执政党带领全国人民走上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三条道路，其结果也只能与改革开放一样是不公正与非正义的。目前中国社会已经出现印度化（等级制度森严）、拉美化（资本外逃加剧与贫富差距恶化）、俄化（权力精英成为反社会主义的主力）迹象，中国会不会成为第二个阿根廷没有人能够保证。随着全球化的来临，中国正面临全面工业化与现代化浪潮，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可广大人民群众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压力，国内消费一直疲软。而与此同时，二十年改革的既得利益获得者权力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却在国内掀起购买小轿车和多套住房消费的热潮，他们的子女在加拿大和美国西海岸过着连当地人都无法企及的骄奢淫逸的寄生生活。可以说，执政党今后的任何改革，如果不考虑社会广泛存在的弱势阶层，即使宏观上非常成功，结果都只能是非正义。我们看到，在高等教育改革中，国家不是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按教育财政性支出占当年国民收入比计算，世界平均为5.1%，发展中国家为4.1%，不发达国家为3.8%，贫穷国家为2.8%，我国仅为2.4%，在全世界152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倒数第9，只比全球8个赤贫国家略强），而是把教育当作一种全新的产业来经营。学费大幅提高之后，为了让子女上大学，中部好多农村农民和城市平民被迫卖血。几年后，艾滋病开始在卖血人群里肆虐和流行，不少人相继死去，卖血者的家庭因此陷入更大的贫困。高等教育改革的出发点是好的，教育产业化想象成可以拉动内需，再在产业化的基础上扩招，宏观上扩大了全国人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整个改革过程中，虽然存在类似上海交大招生黑幕的事件，但总体来说，这几年高等教育改革的起点和过程还算是公正的；但如果一个国家的内需要靠人民卖血来拉动，则是非正义的。近年来，在惠州、东莞和深圳等地，相继出现打工仔打工妹得怪病死去的事，这些打工仔打工妹多工作在电镀、制鞋、喷漆和抛光等有毒工作岗位，为节约成本，多数厂家没有任何防毒措施，当地政府也睁眼闭眼，只注重税收，因为各地为吸引外资建厂早已拼得你死我活，以至于再有媒体报道打工仔下跪和打工妹被剥光衣服以及民工跳楼要工资的事件，已经不再新鲜。最早震撼人心灵的报道是一篇关于一个打工妹累死在生产线上的事，死的时候手里还拿着一只鞋，由于尸体僵硬，拿着鞋的一只手的手指头怎么也掰不开。近十年来，珠三角各地方的经济年增长率都在25%以上，为国家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保持8%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无数现代包身工来维持，需要牺牲无数打工仔打工妹的健康、人格与尊严来维持，这种持续的高经济增长率的正义性又何在呢？面对非正义，我们却正在津津乐道，接二连三地给公务员放长假、加工资。刘军宁说，私有财产权是宪政的基石，没有私有财产权，宪政就流于空泛。目前，对中国整个社会财富占有状态已经无法改变，除非以暴力革命来清算，脱离和平革命的第三条道路，回归新的专制。保护私有财产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要求，有利于实现自由民主与宪政，但宪政的企图是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面对普遍存在的巨额的“非法的”私有财产，如何“正义”地加以保护？如果说立法保护私有财产是中国第三条道路的必经之路，如何才能确保立法的正义？

或者任何一条和平革命的道路本身就是一条非正义的道路。暴力革命的道路可能正义，新的社会契约也可能正义，但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条暴力革命的道路最后没有背叛当初的承诺。2002年，欧洲的第三条道路开始在法国遭遇挑战，4月21日，法国极右势力的代表勒庞出人意料地以16.86%的得票率淘汰了法国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现任总理若斯潘，进入第二轮法国总统大选，虽然最后希拉克以绝对优势获得连任，但这次总统竞选已经表明第三条道在解决失业、安全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等欧洲社会问题的力不从心。第三条道路在中国能否解决当下中国普遍存在的腐败、贫富差距、资本外逃、社会不公正与社会稳定和三农问题等一长串中国一直以来都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呢？第三条道路或许不是解决中国当下社会问题的唯一之路，但却是解决中国当下社会问题的有效之路。郑澎在反思第三条道路在欧洲遭遇挫折的思考中，在理论层面上对第三条道路提出了四点弥补措施：（1）引入正义，即执政的正义；（2）强调弱势理论，即把第三条道路本土化；（3）构建有效政府，即实行有限政府与民主政府；（4）确立公民社会，以一个强大理性的公民社会限制政府暴力。现在，稳定是中国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内地许多地方农村的墙院上都写满了“严厉打击集体上访、越级上访”、“越级上访、死罪一条”等血淋淋的标语。试想，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有冤无处诉，有屈无处伸，执政的正义性又如何引入？郑澎又说，有效政府即有限政府，但如何确保政府的职能有限？执政党是否同意分权、同意还政于民？我指出中国政治正从后极权时代向新专制主义转型，执政党实行的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相分离的有限专制，在未来至少3至5年间，中国的社会政治必定如康晓光所说“在一党专政”这个大前提下，在民众的忍耐力与权贵的贪欲中寻找新的平衡点。5年之后，中国在政治上或许会走上有限自由与开明专制体系，如王延效所说走一条上层利益集团的民主模式，通过统治集团内部民主，逐步扩大外化，和平转型进入民主社会。但就十六大太子党理论家潘岳与林炎志双双铩羽而言，共产党显然不想把步子迈得太大，党内民主仍处于探索阶段，共产党在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也将按照经济改革的路子，“摸着石头过河”。东欧社会主义的剧变和前苏联的解体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所警惕的，在有限政改方面，执政党可能更倾向于“政治高压，经济自由”的新加坡模式，通过经济发展，以强大的利益和实惠对广大群众的参政意识加以赎买，能过体制内部的变迁，和平转型。

于建嵘认为，在目前中国新的二元对立社会结构中，作为上层利益集团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已经结成同盟，并对广大工农形成一种体制性排斥。我不敢苟同。表面上，国内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业已结成同盟，但实际上这种同盟是以利益为唯一纽带结成的同盟，是相当脆弱的，一旦利益不再，同盟随时瓦解。无论是“允许党成为资本家”，还是“允许资本家入党”，“资本家入党”这个话题的出现，都表明了这个同盟军中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的内在冲突。一方面，政治精英希望直接参与社会扩大再生产经营，不再经由与经济精英结盟直接获取更大的利益；另一方面，经济精英也希望直接参与社会政治、方针决策，不再经由对政治精英的赎买而贯彻自己的经济主张，两个精英集团都试图侵入对方的领地，都试图做集权力与资本之双重寡头主义。一旦暴力革命的时机来临，经济精英往往是颠覆政治精英的最有力的支持者，政治精英亦是颠覆经济精英的最有力支持者，这两点中外历史都有证明，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最终以成王败寇论（尤其是苏联解体，与其说是西方资本主义对执政党的和平演变，不如说是执政党对权力与资本双重寡头主义化的要求，所以大卫.科兹认为导致苏联解体的革命是“自上而下”的）。知识精英历来都是最软弱的一支，历史上的知识精英一直只有两条路可走：招安或屈死。知识精英往往颇具人文关怀，是最易转化的一群，所有与之结成的同盟，都是极端脆弱的，知识精英被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赎买，都是暂时的和不稳固的，远不如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相互之间的赎买契约稳固。所以，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所结成的同盟的钢性边界稳定是相对的，同盟军对广大边缘化工农体制性强排斥性所带来的暴力革命风险，最后将由全社会全体成员共同买单。因此，在目前新的对立二元社会结构中，无论精英集团，还是处于边缘化的广大工农群众，都不愿意看到中国出现大规模流血冲突的暴力革命。寻求一条和平革命的第三条道路成为全社会全体成员的必然要求，但第三条道路的指挥棒还是握在执政党手里。共产党从新加坡身上看到了希望。但如果仔细研究当时同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香港和台湾，就会发现国民党在台湾的成功蜕变比新加城模式成功得多。陈水扁说，民主与自由是台湾的最大安全保障，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李登辉最近也不得不承认蒋经国的伟大，共产党能否如国民党一样在大陆成功嬗变？如果说稳定是当今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开放民主和自由则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安全保障，一味抛却“执政的正义”，防民如防贼，防民之口如防川得来的稳定，不过是火山口上的稳定。欣喜的是，弱势话语体系开始进入执政党的施政纲领中（如朱鎔基政府工作报告首次使用“弱势群体”一词），最近，中国开始大力强调“全心全意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重提艰苦奋斗的作风，又不失时机的出台了《最低工资法》，虽然批评者众，但至少表明了执政党的执政姿态：正义执政已经刻不容缓了。

说明：本文属网上阅读与网上写作，旨在抛砖引玉，对于本文的参考文章，恕不能一一列出以示谢忱，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