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的眼睛——是的，我并没有见过陈勇，更谈不上认识他——可是，陈勇的眼睛却紧紧地拽着我居然让我走不出他的“视线”：这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呢？是惊恐的，感伤的，哀怨的，抑或忧郁的、极其敏感而又脆弱的（其敏感到了几乎让空气都能易碎的程度）？要不他的诗歌怎能如此这般地疼痛？就在我们社会的角角落落方方面面都在疼痛偏偏单就诗歌不疼痛的现实情形下？在阅读陈勇的诗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不时地闪现着郭沫若的《女神》、冰心的《繁星》《春水》；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的《大堰河，母亲！》、郭小川的《青纱帐》和叶延滨的《干妈》；当然，食指、芒克、北岛、舒婷，当然，还有于坚的《0档案》……等等。我们的现代诗歌史显然有着一条较为清晰的思想路线，尽管曲折，虽也偶有个体呢喃之声，总的声音还是比较响亮；也尽管，能留下的诗篇极其有限。但，诗歌显然仍然在前进——当然，诗歌的个体精神在改变。诗歌不再轻易地把自身的身体献出，而把身体慢慢地留给了自身，换句话说，诗歌开始有效地考察了自己的身体。也许,《0档案》是个转折点？《0档案》实则就是个身体的档案，《0档案》考察了“档案”是如何有效地管理了身体，那么，也就意味着身体开始从“档案”中突围……但是突围得出来吗已经突围出来了吗突围的前景又如何呢？我一度感到困惑而且并不乐观。就在此时，我突然就遇到了一双如此特异的甚至是神经质的眼睛，我确确实实有着一种被击中的感觉，触电般的痉挛和抽缩的感觉，这种感觉我知道有时候比理性更加接近真理，尤其是当下所谓种种的真理在麻木在钝化的时候：
一个放牛娃的眼神，高高地挂在鼻梁
惊恐的瞳仁瞬间合拢了黎明和黄昏
情景跟梦无异，稻香又飘来真实的一天
他小小的心灵，暗自承受这明晰的混乱
——《诞生》
这就是陈勇的眼睛吗？我不敢断言。但是陈勇的诗作无论是城市体验还是乡村经历，均在这双高度变异的眼神观照之下，时间在无形中被变形（如《星期天的晚年》：生活如此简单，不用一生可以过完/星期一到星期五是一个脸貌/星期六喘口气，结束了一个人的中年/星期天也将要过去，下一周便是死亡），空间在有形中被幻觉化，如《一点想象》：
把一个国家关起来，在它旁边
拴上一条狗，把狗拴起来
在它旁边，放上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和一条狗
相守在成人的游戏里
被关起来的国家，尸体烂掉
被拴起来的狗，只剩下一根绳索
孩子长大了，慢慢变老
变老的孩子，什么也不知道
二者之间就是这样在时间与空间的交错挤压变形之中，时间失去意义，空间却以一种荒诞触目的方式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身体的死亡，同时也喻示了意义的死亡。这种身体修辞的张力确实有点匪夷所思，而全然区别于当下竭力张扬欲望的那种所谓身体性修辞，后者的形下性很少可能形成真正的“无组织躯体”，倒是成了改头换面了的有组织的“革命的躯体”，而这种“革命”是以肉身颠覆精神存在根基的“失去了方向的躯体”。当然，问题肯定不在于“身体革命”本身的可疑，可疑在于“躯体的组织”。因此，陈勇诗作的身体修辞的精神价值，便自然在我的格外关注之中。
陈勇的眼睛还能使物理意义有效变质，用一种极简单的方式把非常复杂的问题具象化，如《春天的早晨》：
我们在水中，翠绿的嫩叶在树上
我们不曾伸出双手，一切缓缓地让出了
一条路来
如果我们伸出了双手
冰凉的空气就会薄膜一样破裂
这样的诗阅读感受，就几乎是在看一幅达利的超现实主义绘画了，其间又有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立体透视的魅力。这样的春天的早晨在我们的现代诗歌史上恐怕是闻所未闻，尤其是那伸出未伸出的一双手，有着一种可怕的颤栗感、神秘感……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评论言辞是多么乏味，艺术的语言是多么可怕:你怎么描述它都可能是一种歪曲或者破坏，而且你根本无法抵达它的高度。自然和人的亲和关系，自然和人的对立关系……隐含于其间的隐喻、转喻以及借喻等等，就这样以极其简单的方式暴露无遗，而且直接抵达你的心坎，而且很难解读明白。这个时候，你就不能不想起波德莱尔的眼睛，或者里尔克的？或者加缪的，贝克特的，卡夫卡的眼睛？也就是说，你不能不想起陈勇的师承。是的，我想，也许都有。
但，当你反复阅读这双眼睛所传达的种种特异的心理感受，常常是在抽缩的同时又在张扩，在变形的同时又在反复被观照，而且举重若轻地表达了我们的现实社会人生以及种种生存境况的疼痛，尤其是那些带有浓重叙事痕迹的关于乡村的生存记忆，如长诗《陈家坪》《人工湖》和《未完稿》，那种近乎冰冷的叙述，还不仅仅给您阅读感受上的冷冰冰的感觉，而且渗透了陈勇乡村记忆中的我们都能深切地品味的沉重和艰难，以及乡村少年的野性和悲哀，还带有那么一点点感伤的浪漫，还有那个曾经强大无比的类存在挤压之下的个人找不到透气孔的精神宣泄，更有母亲的早逝带给诗人的生命精神裂伤……等等。我们就会发现，是少年记忆也即打小时候开始的生存记忆，几乎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精神力量贯穿着诗人的全部诗篇。也许是出于陈勇天生的秉赋与气质，比如我们老是喜欢说“禀天地之气”的那种东西罢，他的精神气质中有着一种天然的宗教元素和微粒（我猜测，诗人可能并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这是很奇怪的，有些人整天嚷嚷宗教如何如何上帝又是如何如何，可身上最最缺乏的恰恰就是这元素和微粒），因此他那薄如蝉翼般的精神雷达，既容易给人一种易碎的无法触摸的颤栗感觉，同时又给人以一种生命神秘的推拒磁力，如《抽缩》：
荒原上
河水流过了身体，开来一列列车
旋转的，旋转的山体
轻轻的，轻轻的震荡
最大的城市
乡村越来越小
石子风化了，变成土
在一起，看见简陋的土屋
我们用手去抚摸
这抽缩
又如：
我在想，一条暗河里全是根须
全是它们非思辨的根须
它们自由沉淀，散成一团
隐约浮现了村庄，村庄里的人们
会信赖这样的风水树
它们露在地面的根，像到处爬动的藤
——《与刘畅的谈话》
还不仅仅如此，陈勇的目光从乡村转向城市然后重新观照乡村的时候，目光里的内容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当然，精神的元素和微粒的特质一点没变。而是眼神变得更加冷峻甚至锋利，比如《致父亲》，说过“不能给予你更多的回报，我们一无所有/贫穷的给予是一种负罪”后，强调说：只能叫你父亲，然后重复强调道：“只能，叫你父亲！”这里面就不知有多少沉甸甸的心里内涵可供挖掘了，在如此严峻的生存面前？儿子与父亲在贫穷面前，仅仅只剩下了一种简单的关系，用通俗的说法就是：说穿了。这就是说，是一种说穿了的那种深刻的疼痛！让人惊异的表达还在后面：“我们在这种清晰的关系中/能否建立起各自幽闭的生活？”实际上，他们本来就可能是各自幽闭着的，但因为是父子，这种幽闭又随时可能被打破，而且他们之间的幽闭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因此也就特别害怕被打破，所以说“能否”。由此也就可见陈勇诗歌语言的穿透力了。
陈勇的诗歌语言很特别。倒不在于长短句如何，节奏感如何，或者所指与能指如何，或者语词的准确度如何，或者相反：言语的狂欢化，偶在的呢喃等等。这些对陈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语词必须能够准确表达他自己对生存感受的穿透力，因此他的语句常常干脆是断句，急促，毫无商量余地，甚至有时都可以不考虑语气的连贯——只要能够有效地对生存进行破开，他有时甚至不惜牺牲语言本身的惯常表现力（比如乐感之类），或者直接就让自己的断句获得了一种独具的表现力罢。最典型的表达当推《断句》和《断句一》，如：
虚无中流动的光
一把抓住又层层消失
看不见面孔
我是暗淡的
阳光没有一点体积
在人世间行走
只露两只眼睛
——（《断句一》）
死亡、大地、虚无、眼睛、行走等等，似乎构成了陈勇诗歌的一些关键词。或者准确说，“行走”通过陈勇的眼睛常常直接抵达了虚无乃至死亡。而行走的过程让陈勇诗歌的身体性感觉获得了时间与空间上的双重延展，身体的无组织化在一种接近于虚无的境界之中得以自由地翔舞，从而在诗歌中努力建构着一个实验性的自我。无论是有着苦难记忆的乡村少年，抑或行走在城市中的青年，均在一种落寞隔膜的精神荒原之中踯躅，那么，如何有效地安置自己的身体显然始终就是陈勇的一个巨大问题。如《两则》：
1
我一抬头就看见了我对面的一切
具体是什么？我丝毫不感兴趣
我甚至想忘记，关于他们的称谓
心里一片空白，因为熟视无睹
他们逼真地，将我孤立
我必定被另外的一切支撑着
眼睛专注而传神地凝视
从隐秘中走来，沿着我期待的方向
把我身上每一根神经都集中了起来
正在逐渐地，将我忘却
2
我是被很多事物踩在脚下的人
我的心因空气而跳动
我紧紧地抓住大地，看见路将我托起
《书桌前的散步》更是把这种身体的无处安置推到了极致：
我的头晕了，心在饥饿中分裂
因我而存在的东西，都变得似是而非
包括死者，他们集合了一个地狱
把我孤立在人间，向未来后退
落实了这次意外的走动
又很显然，这个实验性的自我首先必须面对无处不在强大无比的“类”存在强力。因此他无论怎样行走，哪怕是走向未来也是后退，哪怕走动，也是被“落实”而且是意外的“走动”。于是，陈勇的眼睛又非常自然地转向了身体的内部，对身体内部发出了《诘问》：
你的，我！你的，我！为什么放松？
为什么自弃？我是为我而活吗？你说：不
你说要救回远离的我
给我路程，给我灯盏，谢绝一个太阳
然后还犀利无比地严厉审视了《内部广场》：“我是灵魂要上升，你只能提供秩序/你无法让我成为别的，你来自我/我乱走，乱闯，等着你释放自由/你变成了疑惑，而我是分散的，成为大众/同一具肉体，你让他沉睡，我让他苏醒/你站在黑夜，我站在白天/我看见，你掩藏，你不能掩藏”。身体内部的剧烈争夺一样不亚于外部，因此只有通过不断地行走才能慢慢寻找调整并接近那个实验性的自我，而很难趋于完成，或者几乎不可能完成。因此，当我们阅读《二表叔》《幺爷爷》《祖祖》以及《一组人》这些直接描写人生境况的图景时，陈勇的眼神就略带上了反讽而且有点迷离起来：
啊！他是惟一还没被埋葬的死者
灵魂早归属于一个活跃的家族
他于我们身边卡在一道门缝中间
得以保持：一个生者对死亡的窥视
——（《幺爷爷》）
我也会有孩子，我的婆婆将是他的祖祖
即使我推迟他的到来，也不能延缓什么
祖祖死后，婆婆说：“现在轮到我了！”
——（《祖祖》）
他们正和世界彼此遗忘，在简单的娱乐中
开始安宁下来，每天天黑才散开
其间，多一个少一个，已不是那么重要
——《一群人》
当然，这只是行走的身体对人生的众生相层面上的况味玩味而已，其主旨仍然是面对死亡的身体对意义的叩问、诘问、追问和追寻在人生的多个侧面的继续，更是“向死而在”的不甘沉沦的自我对麻木人生周而复始的毫无意义的人生无言的呼喊和无声的嚎叫。于是，在《戏谑》、《吊水浒》等诗篇中，在社会历史的人生更为广阔的舞台上，陈勇的眼神就不能不带上了戏谑的色彩，对人生的诸多的荒诞情景进行戏剧性的拆解并鞭打，在此有声的自我倾诉毋宁说是心灵疼痛的一种更加直接的表达，其采用的也是更加有力短促的断句，如：
做啥子呢？没人理解，孤独，凄凉，悲惨，
同是父母所生，心各不相同，低级动物，
快感，没有呀！信口开河，
是无聊噻！可以明说，
又不死逑了，不生疮害病，托老天洪福，
烦不烦哪？就是烦，一个说话的人
也没有，人群中，荒坡里，
最远的地方，一步，一步，天边到了，
太阳要下山，不用去追，
明天，一切会回来，直到死
——（《戏谑》）
当然，我们的身体性微观政治，肯定不能脱离了我们自己的特殊的政治语境与特殊的文化传统，因此我们不能不对覆盖在我们身上的包括种种历史文化话语遮蔽政治话语乃至日常意识形态话语的重重遮蔽，进行有效的去蔽、颠覆并清算，否则，自我的身体性问题仍然是个永远有待清算的问题，有待自我反思的问题，那么这个实验性自我的真正确立的精神存在根基就会发生无比重大的问题。而《吊水浒》，显然就是在于清算诸如“投降与造反”等等的亘古不变的传统政治话语遗迹，因为其时至今日仍在毒化着我们国民的灵魂和思想。其锋芒所指，一样是跟随陈勇的眼睛上天入地地上下求索，通过身体内外的行走、撕扯、叩问、追思纵横于不同的时空，并捕捉意义。意义的飘浮，意义的虚无捕捉在一种不确定的语境和心境之中展开，当然根本无法确定，也根本不可能确定。但，个体存在的有限性，在人生的虚无境况之中，毕竟可以寻得自身存在的根基：这就是语言。
也就是说，陈勇的诗歌语言便成为了这个实验性自我存在的根据。
这个实验性自我，通过自身身体存在状况的内外上下左右的系统化考察，尽管更多传达的是意义的虚无所带来的满身心的疼痛，而且在一种看似冷漠、冷僻、孤独并完全不可通约的现代个人处境与境遇之中，这个实验性自我最终的超越企图是：以个体的无蔽本真，给我，给你，也给他，提供一种获得可靠的存在意义的根据。
那么，无论是陈勇的眼睛还是陈勇的诗歌，便都在语言与存在、语言与思维、语言与世界的一个个交汇点上，竭尽全力地寻找并确立着人生的应有意义，或者准确说，其全然不同于类存在的或者是完全颠覆了类存在的完全属己的个体意义，便似乎可以呼之欲出了。当然，这一点，诗人陈勇应该说是相当清醒的：他不可能通过一次有效的清算，通过一些人的觉醒和一些次有效的颠覆，便能够大功告成。前面的路子还很长，前面的道路还布满荆棘，我们大家一样任重而道远。所以，陈勇说：
为了生活和死亡变得安宁
我记下一些文字
保持一点对事物的想象
不可预知的分量
惊讶中加入了
集体性的哀伤
整个世界保持静默
——《杂记一则》
尽管我清楚：作为个人，笔者绝不敢也不可能有命名经典的想法或者权力，而且诗歌研究与批评也并非我的专业特长；也尽管陈勇本人非常谦虚地把自己的这部沉甸甸的诗集命名为《诗习作》，并认真地以为那“仅仅是习作而已”，但凭着一个文学批评者文学研究者的直觉和价值判断，以及长期生活在而今不断有“诗群”涌现的老是喷薄着乐感诗学芬芳的福建的这块地方所接受的“耳濡目染”，我几乎可以在这里比较负责任地说：在眼下的这个崭新的世纪，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诗人——诞生了！
——2004年元月16日完稿于福建泉州
